书 名：《文化内蒙古》第一卷“神奇的草原”
主 编：晓克 研究员
出版信息：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6年
震惊华夏的发现——玉龙
龙，在中华文化中代表着尊贵、威猛、神奇和吉祥，是沟通天、神与人的象征物，被赋予了主宰风雨、降临祥瑞等等神奇功能。在中国古代，龙还被引入到古天象学、命理学以及帝王政治等领域，被赋予了浓厚的神秘色彩。不仅如此，它还是早期炎黄子孙的图腾，因此，炎黄子孙又被称作“龙的传人”。在中华大地上，几乎到处都可以见到龙的造型：从皇帝的龙袍到民间的艺术图案，从庙宇殿堂中雕塑的龙到节庆庙会上舞动的龙……从古至今，大江南北，龙无所不在。然而，龙这个虚幻、神秘的形象究竟何时首先出现在何地？这直接关系着炎黄子孙、中华文化的源头何在这样重要问题。
在汉代之前的典籍中，有关龙的记载并不多见，其形态、性质也很不确定。汉代以降，对龙的记载多了起来。《大戴礼》载：“麟虫三百六十，龙为之长。”《说文》亦曰：“龙曰麟虫之长，能幽能明，能小能大，能长能短，春分而登天，秋分而入川”。《广雅》中说：“有鳞曰蛟龙，有翼曰应龙，有角曰虬龙，无角曰螭龙。” 此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方面是龙的形态、特征逐渐明晰、完善和固定，另一方面是龙的性质、功能不断产生复杂变化。各类作品中对于龙的描写、记载也多了起来。尽管如此，对于上述问题的解决仍然没有实质性的帮助。
1971年，文物工作者在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距今6000—5000年前的三星他拉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雕刻精美的玉龙。该玉龙通体高26厘米，用墨绿色软玉制成，龙身光洁，蜷曲如钩，龙首作猪嘴形，长吻修目，颈后鬣毛飞扬，其形体塑造选取奔腾状动感和力度感极强的造型，使人感受到龙穿行于空间、无所不能的神奇力量，被誉为“中华第一玉龙”。这个重大考古发现可谓是一次石破天惊、震惊华夏的事件。它不仅使龙究竟何时首先出现在何地的问题得到了初步回答，更重要的是它似乎还在向人们表明：内蒙古草原这个在远古看似荒蛮的地方，很可能是中华龙和中华龙文化的起源之地，中华龙正是从这里冲天而起的！
此后，考古工作者在河南濮阳市西水坡仰韶文化墓葬中发现了摆塑龙，在山西陶寺遗址中发现了彩陶盘上绘制的龙。然而，在内蒙古及其附近地方发现的其它龙形实物的年代要远远早于河南濮阳、山西陶寺的龙。如查海遗址出土的大型石塑龙，距今已有8000年，它长近20米，宽2米左右，“昂首张口，弯身弓背，尾部若隐若现，给人一种巨龙腾飞之感”；发现于呼和浩特清水河县境内岔河口遗址的黄土夯筑鱼龙，体长数百米，距今已有6000多年，堪称迄今为止在我国发现的形体最大的龙。上世纪80年代后，红山文化遗址中又有玉龙陆续出土。不仅如此，在红山文化后期，龙纹已经被抽象化或图案化了。有学者指出，红山文化龙形象（花纹）的发展、演变一脉相承，该题材是红山文化诸多特征中具代表性的一种基本特征，是该文化‘族徽’性花纹图案，也是中华民族发祥和文化肇始的象征。
三星他拉“中华第一玉龙”的发现，还引起了人们对中华玉文化源头的重新审视。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古代玉器是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自古以来便崇玉、尚玉。古代玉器应该是石器的一部分，它最早是作为工具来使用的。由于美观并具有人们无法解释的神奇特性，被作为祭神、事神、通神以沟通上天的神物。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辽宁省西部的朝阳、阜新地区，内蒙古赤峰市和邻近地区以及江浙一带，陆续发现和辨认出几千件分别属于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玉器，其中尤以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现的玉器最为引人注目。这批玉器既有随葬的玉龙、玉凤、玉人，也有动物形玉雕和各种造型特异的玉器，数量之多，雕琢之精美，实属惊人。考古工作者对这批玉器进行仔细研究后发现，这些玉雕不仅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同时也反映了中华文明黎明时期的哲学观念。那么，玉器的源头究竟在哪里，是在北方草原，还是在长江流域？有学者认为，红山文化的“玉文化”和晚于它的长江流域良渚文化的“玉文化”共同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玉文化，甚至认为，良渚文化的形成，乃是受到红山文化的影响。
很快这样的推论就得到了证实。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和辽宁阜新县查海遗址，发现了早于红山文化的遗存，被命名为“兴隆洼文化”。90年代初，在这两个遗址里，陆续出土了大量兴隆洼文化玉器。这些玉器出自居室墓葬内，常见的器型有玉玦（耳环）、长条型玉坠，说明当时的先民们已经成功地把玉材从石材中分辩出来，掌握了抛光成型、钻孔等技术。玉玦成对出自墓主人的耳部，应是佩戴在墓主人耳部的装饰品，长条型玉坠是佩戴在颈部的颈饰，还有的放于胸部、腹部做为挂饰。2001年至2003年，考古工作者又在兴隆洼遗址的一座居室墓葬中，出土了两对玉玦，经测定，其年代为距今8000年左右。专家认为，兴隆洼玉器是我国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玉器，由此将我国琢磨和使用玉器的历史向前推至距今8000年前的新石器时期。兴隆洼文化的玉玦也是世界范围内最古老的玉耳饰。根据上述情况，我们把北方草原看作是中华玉文化的源头起点，应该是没有什么歧义的。
千百年来，北方草原看似十分荒蛮，可是，随着玉龙在草原上的升腾，人们不无惊诧地发现，这里竟然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
权力与财富的象征——匈奴鹰形金冠饰
1972年，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伊克昭盟杭锦旗阿鲁柴登匈奴墓葬中出土了一件举世罕见的鹰形金冠饰。该金冠为战国时期匈奴的遗物，高7.3厘米，冠带长30厘米，周长60厘米，共重1394克。冠顶呈半球形，上面饰有四狼噬四羊的浮雕图案。顶部傲立一只雄鹰，展翅向下俯视。其身与尾部系用薄金片打制成形，体腔内空，身上压印有羽状纹，喙部突出，呈钩状，头和颈部镶嵌有绿松石，头颈及尾部皆以金丝与鹰体相连，可摇摆活动。冠带由三条半圆形金带组成，前部两条上下相接，未端用榫铆相连。带的中段均作辫纹，两端分别为卧虎形、盘角羊形、马形。此金冠为战国时期匈奴王的遗物，是迄今所发现的惟一“胡冠”，构思独特，制作精美，造型生动，具有北方草原民族所特有的文化特征，同时代表了当时匈奴地区贵金属工艺的最高水平，弥足珍贵。
匈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在北方草原建立政权的游牧民族，从新石器时代及至青铜器时代，我国北方草原业已出现了最早的游牧人部族——鬼方、戎、狄、昆夷、猃狁等等。据王国维考证，这些名称基本上都是对匈奴先民们不同时代的不同称呼。战国时代，“匈奴”之名开始见诸我国史乘。《史记·秦本纪》载：是年（公元前318年），“韩、赵、魏、燕、齐帅匈奴共攻秦。”可见，这时的匈奴已经是我国北方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战国后期，我国北方草原上“时大时小，别散分离，”互不统属的诸多游牧部落、部族逐渐形成了一定范围内的社会共同体，为更大规模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公元前209年，匈奴部落首领头曼单于之子冒顿，杀父自立为单于，在北方草原上第一次竖起了游牧民族政权的旗帜。
冒顿单于立国后，东征西讨，“大破灭东胡王，而虏其民人及畜产。既归，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此后，又征服了居于北方的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诸族，完成了北方游牧民族的大统一。匈奴所控制的范围北起贝加尔湖、叶尼塞河流域，南至山西、河北北部及河套地区，东起辽东平原，西迄天山南北。“龙庭”既单于庭在河套、阴山一带。匈奴政权的建立和其统治范围的扩大，使北方草原各游牧部落、部族得以消除以往彼此之间的壁垒，获得了在相当大范围里相互交往的必要条件，随之而来的就是各游牧部落、部族之间经济、文化空前规模的交流。在这种经济、文化的交流中，游牧文明得到了互相交融，迅速发展。可以说匈奴游牧政权的建立，使此前游牧文明发展的端绪汇聚于一体，匈奴则成为了这种游牧文明的当然代表。
公元前1世纪，匈奴分裂，一部分在呼韩邪单于带领下附汉，一部分则随郅支单于西迁。公元1世纪中叶，匈奴又一次发生分裂，形成南北二部。后南匈奴逐渐入居中原，北匈奴则于1世纪下半叶被鲜卑、东汉等共同攻灭。
当时，在匈奴政权控制的地域范围内蕴藏着非常丰富的金矿。由于黄金具有色泽美丽、延展性好、贵重而又便于收藏等特性，所以长期以来受到人们的普遍喜爱，特别是经常被用在装饰品的制作上。匈奴人也是如此，根据现有出土文物看，当时他们也制作了大量黄金饰品。上述鹰形金冠饰在阿鲁柴登匈奴墓葬中出土时，在两座墓葬中共出土匈奴黄金制品218件, 主要有大型的虎牛相斗金饰牌,以及马、牛、羊、刺猬、老虎等动物纹金银饰牌。其中，金制的虎牛相斗饰牌共有4件,可能是与金冠相配套的饰品，佩带在匈奴王的胸前。金牌中部是一头体态强健、匍匐状的公牛,它被四只猛虎死死咬住颈部和腰部,公牛在拼命挣扎,用两只利角刺穿了两只老虎的耳朵。据说这个图案表现了匈奴单于称雄草原的愿望。而12件虎鸟纹金饰牌、4件鹰形金饰片的出土，还说明在匈奴人的观念里虎和鹰是他们的崇拜物。上世纪70年代末，在内蒙古准格尔旗西沟畔匈奴墓葬中出土了一批汉代匈奴贵族装饰品。其中金质制品较多，主要有虎猪咬斗纹饰牌、饰片、妇女头饰以及豪华的黄金剑鞘等。各种题材的动物纹是匈奴族人民生活经验的升华,是源自他们长期生产实践中的一种艺术。金饰品上的虎、鹰是他们崇拜的神物；马、牛、羊正是他们长期饲养的家畜；狼咬羊图案，则生动地反映了匈奴人民对自然界的入微观察和深刻领会。这种动物纹饰的艺术造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古代北方草原民族的经济生活状况、文化发展水平和艺术审美观念。
出土匈奴金器的鄂尔多斯地区古称“河南地”，这里和其北面的阴山一带曾经是匈奴人迁徙游牧的场所。历史上的鄂尔多斯地区是一个水草丰美，适宜游牧的好地方。鹰形金冠饰等大量金器的出土，说明早在战国时期，生活在鄂尔多斯地区的匈奴人社会中已经产生了贫富差别和阶级分化，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分工，从事金属器物手工业生产的人们不仅掌握了精湛的工艺技术，而且还拥有较好的艺术修养。在这样的社会中，有资格佩戴鹰形金冠等豪华黄金饰品的人，只能是权力和财富的拥有者。这也就是说，匈奴鹰形金冠饰虽然今天被静静地收藏在博物馆里，但它在2000余年前却曾经是匈奴社会中权力与财富的象征。不难想象，当年围绕着它，匈奴统治者曾经展开过多么惊心动魄的明争暗斗，甚至还有人为之血洒疆场、命丧黄泉也未可知。
鉴赏鹰形金冠饰等匈奴金器，在享受到美感的同时，我们还可以领悟到匈奴人历史的沉重与深邃。
北方民族智慧的结晶——鄂尔多斯式青铜器
长期以来，在鄂尔多斯等沿长城一线的民间流传着一些年代不明、雕有兽纹图案的小型青铜器。尽管谁也说不清这些青铜器来自何方，年代几许，图案蕴含着什么信息，然而在当时的古董市场上，它们却都是价格不菲的名牌货。20世纪初，这些青铜器就已享誉海内外，被西方学者称为“斯基泰—西伯利亚风格”青铜器。在我国，由于它们多出自鄂尔多斯地区，所以统称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
1958年，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范家窑子乡西窑子村一个沙窝内出土了一批青铜器，其中有短剑1件、动物形饰件9件、管状饰7件。据考古工作者分析，这批青铜器是战国时期匈奴族的遗物。1960年，在内蒙古土默特旗水涧沟门村一座古墓中，出土了一批铜器，有刀、象形饰牌及马具饰品，富有草原气息。专家认为，这批铜器与范家窑子出土的铜器相似，同属一个时期。这些民间流传的和出土的青铜器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上世纪70年代前，考古界着手对它们开展调查。
1973年，考古工作者对内蒙古杭锦旗的桃红巴拉匈奴墓进行了发掘，出土了大量青铜器。此后，专家根据对相继发现的阿鲁柴登、西沟畔等墓葬出土青铜器的研究，认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属于狄—匈奴族系文化。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时间跨度大，空间分布广，其中商代早期的出土于鄂尔多斯地区；相当于商代晚期的多分布于鄂尔多斯、山西吕梁地区以及陕西北部；相当于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相继在鄂尔多斯，北京昌平、延庆，河北平泉，内蒙古赤峰、宁城等地发现，在俄罗斯外贝加尔地区也有出土；相当于春秋末至战国时期的主要发现于内蒙古西部、陕西北部、宁夏固原和河北北部，其中仍以鄂尔多斯地区发现为最多，在蒙古国以及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也有类似发现；相当于两汉时期的除鄂尔多斯外，蒙古国境内诺颜乌拉、海尔罕山、色楞布贝勒赫、呼尼河等地以及俄罗斯境内叶尼塞河左岸、科伊巴尔草原都有一定数量的发现。
那么，时间、空间跨度如此之大的鄂尔多斯青铜器究竟滥觞于何时何地呢？1974年，在内蒙古伊金霍洛旗发现了朱开沟文化遗址。该遗址的发现不仅对考察北方草原畜牧业生产和游牧民族产生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为回答上述问题也提供了线索。1977年到1984年间，考古工作者先后对该遗址进行了4次发掘，不仅发现了大量石器、陶器，还出土了成组的青铜器。在朱开沟文化第三阶段（相当于夏代中期）的墓葬和遗址中开始有铜针、耳环等小型青铜器物出土，朱开沟文化第五阶段（早商时期，公元前15世纪）的墓葬和遗址中，开始有青铜鼎、爵、短剑、刀、戈等器物出土。这是到目前为止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因此，专家认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就是从这里起源的。
伴随着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在大范围地域内先后出土，一些专家提出“北方系青铜器”、“北方青铜器”、“中国北方青铜器”这样的概念，用以指代鄂尔多斯青铜器，并且认为其起源是多元的。但是也有专家经过长期、深入研究后坚持认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起源于鄂尔多斯地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名称也没有必要改变。理由是到目前为止，还未发现在年代上比朱开沟文化第五阶段更早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在其它地方出土，而且“自商代晚期至两汉时期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除鄂尔多斯地区能排出一个完整的发展谱系外，其他地区均有阶段性的空缺。”
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多为实用器物，按其用途大体可分为兵器和工具、装饰品、生活用具及车马具四大类，以短剑、铜刀、鹤嘴斧、棍棒头、各类动物纹饰牌、饰件、扣饰等为主。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典型特征之一，就是大量采用动物纹。动物纹的种类有虎、豹、狼、狐、野猪、鹿、马、牛、羊、骆驼、刺猬、飞禽等。有许多动物造型比例协调，姿态逼真，栩栩如生。在器物的制作方面，多采用圆雕、浮雕、透雕等手法，内容丰富，工艺娴熟，部分器物还使用了“失织失蜡法”铸造工艺，这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
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是中国古代北方草原民族文化的代表性器物之一，其文化内涵丰富，特征鲜明。它的创造者是商周至秦汉时期生活在鄂尔多斯高原及其邻近地区的猃狁、北狄、林胡、匈奴等游牧部族。
在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产生、发展过程中，与中原地区青铜文化联系密切，与东北、西域的其他民族文化也有一定程度的交流，而在向欧亚草原扩展的同时，也受到了当地文化的影响。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鄂尔多斯式青铜文化的创造者不愧为当时中原、北方草原、中亚及欧洲草原之间文化交流的使者，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更不愧为多种文化背景下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智慧的结晶。
胡汉和亲的见证——匈奴瓦当
1954年，在内蒙古包头市召湾汉墓群8号墓中出土了“单于和亲”瓦当。20多年后，1981年，又在47号墓中出土有“单于和亲”瓦当。据专家研究，“单于和亲”瓦当与汉元帝时期昭君出塞有关。那么，“单于和亲”瓦当蕴藏着怎样的久远信息呢？
在我国历史上，北方民族政权与中原王朝保持着极其复杂的关系，既有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也有政治、军事方面的斗争；既有统一与和平，也有分裂与割据。围绕着这样复杂的关系，北方草原民族政权和中原王朝共同书写了一部生动的双方关系史。其中，“和亲”就是引人注目的重要篇章。
从古史传说时代起，北方草原就先后有猃狁、荤粥、土方、鬼方、戎、狄、东胡、匈奴等部族在那里繁衍生息。公元前209年，匈奴族建立了北方草原上第一个游牧民族政权。此后，在冒顿单于领导下，匈奴开疆拓土，实力不断增强。在中原方面，公元前202年，汉高帝刘邦取得了楚汉之争的最终胜利，登基称帝，国号“汉”。汉朝建立之初，秦末战争以及楚汉之争结束不久，中原大地满目疮痍，人口锐减，经济凋敝。在汉朝和匈奴力量对比上，出现了汉朝弱而匈奴强的格局。公元前200年，匈奴与汉高帝在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发生战斗，汉高帝战败。在无力反击匈奴的情况下，汉高帝接受大臣刘敬的建议，决意采取与匈奴和亲的措施缓和来自匈奴的压力。于是，他派遣刘敬携宗室女公主前往匈奴地方，把她嫁作单于的夫人，汉匈“约为昆弟以和亲”。这就是历史上中原王朝与北方民族政权和亲的先例。
汉高帝与匈奴和亲后，汉匈之间出现了和平气象，汉朝得到了休养生息的机会，在短短的数十年间已经是国富民强了；匈奴也可以集中精力向东、西两翼扩展势力，不久就控制了整个北方草原，完成了北方游牧民族的大统一，即所谓“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此后，在惠、文、景帝时期始终奉行和亲政策。汉武帝继位后，中断与匈奴的和亲，汉匈之间随即爆发了连绵不断的冲突与战争。
在历史上的和亲事例中，影响最大的无疑是“昭君出塞”。公元前57年，匈奴发生了“五单于争立”事件，相争的单于互相攻击，匈奴大乱，最后形成了呼韩邪、郅支二单于南北并立局面。为了取得汉朝的支持，公元前51年，呼韩邪亲自前往长安朝见汉宣帝，臣服于汉朝。公元前33年，郅支单于败亡。呼韩邪单于入朝长安，表示愿娶汉家女，与汉朝和亲。当时身为汉朝宫女的王嫱（字昭君）主动“请掖庭令求行”，汉元帝将昭君赐给了呼韩邪单于。昭君与呼韩邪的和亲，使汉朝高帝以来与匈奴的和亲关系得到恢复，汉匈之间又出现了和平友好景象。史载，昭君出塞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政权之间多有和亲之举，特别是后来统一中国北方、代表祖国北方的北魏政权，在其发展过程中曾经多有与其它民族政权和亲的事例。
隋文帝时期也曾经与突厥启民可汗和亲。
唐代，比较著名的和亲事例主要有太宗时期文成公主与吐蕃赞普（首领）的和亲以及中唐以后与回纥的频繁和亲。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起，叛军势盛，两京沦陷。唐肃宗借兵于回纥，协助平定叛军，于757年收复两京。此时唐朝国势衰落，叛军未靖，吐蕃又侵入河西、陇右地方，严重威胁着唐朝的安全。唐朝只好继续借兵回纥，镇压叛乱，抵御吐蕃。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回纥可汗向唐朝提出和亲要求，肃宗将自己的幼女宁国公主嫁给葛勒英武可汗。宁国公主嫁与英武可汗不及一年，英武可汗死，宁国公主随即返回唐朝，把陪嫁的堂妹、肃宗的侄女小宁国公主留在回纥，嫁给了新继位的登里可汗。787年，回纥可汗顿莫贺遣使唐朝请婚，德宗许以第八女咸安公主嫁之。第二年，回纥可汗派遣其宰相等大臣率队千余人赴唐，迎娶咸安公主。使团还带来了回纥可汗向唐德宗表示友好的书信。唐元和末年，回纥保义可汗请婚于唐。不久，唐宪宗、回纥保义可汗先后去世。崇德可汗继位后，派遣2000人的使团到唐朝迎娶公主。穆宗遂以第十妹太和公主嫁崇德可汗。终唐一代，先后有4位公主出嫁回纥可汗，唐与回纥保持了较为持久的和亲关系，这在中原王朝与北方草原民族政权关系史上并不多见。
对于和亲在历史上的作用，古今文人墨客主要围绕昭君出塞多有评说。1963年，董必武在参观呼和浩特市南郊的昭君墓之后，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谒昭君墓》，诗云：
昭君自有千秋在，
胡汉和亲识见高；
词客各抒胸臆懑，
舞文弄墨总徒劳。
据专家研究，当年昭君出塞行走的路线是：出长安，沿纵贯南北的“秦直道”北上，在五原郡境内渡过黄河，抵达麻池古城（内蒙古包头市南），再穿过昆都仑山沟，迤逦北行，去往单于庭。出土“单于和亲”瓦当的召湾，正是其必经之地。因此，有专家推测，当年这里曾经建有带“单于和亲”文字瓦当的建筑，用以纪念或是称颂昭君与呼韩邪单于的和亲。
今天，这些建筑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单于和亲”瓦当却穿越了2000余年的风雨，留在世上，为我们述说着那动人的故事，成为了历史上胡汉和亲的不朽见证。
彩笔丹青遗辉煌——汉墓、辽墓壁画
自古以来，有许多不同部族、民族的人们生活在内蒙古这片热土上，他们互相之间通过和平或战争等形式进行交往，经济文化、风俗习惯等方面不断互相影响，互相交流，互相融合，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草原文化，为我们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其中，出土于内蒙古的汉墓、辽墓壁画，就是佐证历史上各民族文化交流实物的珍贵遗存。这些壁画不仅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幅栩栩如生的古代生活画卷，而且还带来了千百年前的许多珍贵信息。
目前，在内蒙古发现的汉墓壁画主要有：和林格尔汉墓壁画、托克托县汉墓壁画、凤凰山汉墓壁画等。
1971年秋，考古工作者在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新店子乡小板申村发现了一座东汉墓。该墓门朝东偏北，墓室是由墓道、墓门、甬道、前室、中室、后室及三个耳室构成的穹庐顶多室砖墓，全墓通长19. 85米。墓内有壁画46组57幅，面积约100多平方米，可辨识的榜题近250条，共700余字，是到目前为止国内壁画和榜题最多、内容最丰富的东汉壁画墓。
在前室四壁和中室东、南两壁及甬道北壁，以墓主仕宦经厉为顺序，上部绘从举孝廉开始，历经郎官、西河长史、行上郡属国都尉、繁阳县令，最后任护乌桓校尉官宦生涯的车马出行图，下部绘任西河长史至护乌桓校尉时所居的离石城府舍图，土军城府舍图，繁阳县城图等。绘在前室至中室甬道北壁和中室东壁的宁城图，生动地描绘了墓主在护乌桓校尉幕府中接见乌桓首领时的宏大场面。在后室、耳室及中室北壁，绘有表现墓主生活和财富的燕居、乐舞、宴饮、厨炊、农耕、采桑、放牧以及坞壁等画面。中室西、北两壁，绘有历史故事及祥瑞图。在前室和后室顶部，绘有云气、仙人、四神等天象和神话图像。各图像旁以榜题标明各壁画的内容。壁画以丰富的题材，详细而真实地描绘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同时也反映了我国古代北方民族关系和北方民族地区与中原地区的密切关系。专家认为，和林格尔壁画墓的时代应为东汉桓帝、灵帝之际，即公元2世纪六七十年代。
呼和浩特一带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地条件和良好的气候条件，成为历史上许多民族争夺、往来的地方。战国前，这里是林胡、匈奴人的故乡。战国时期，赵国曾在这里设立云中郡。秦统一六国后，仍置云中郡。汉初，除云中郡外又在今呼和浩特东南置定襄郡。秦汉之际，匈奴的势力渐强，呼和浩特一带成为匈奴与汉朝互相争夺的前线。出于加强对匈奴的防御需要，汉朝在长城沿线大量构筑城堡、关隘，为今天的呼和浩特一带留下了许多汉代古城和墓葬。昭君出塞与匈奴单于和亲后，汉匈之间出现半个世纪的和平，匈奴人民逐渐迁往包括呼和浩特一带在内的阴山以南地方。特别是自东汉初年南匈奴归附汉朝以后，大批匈奴人前往阴山以南及山西北部居住，呼和浩特一带成为汉匈等族杂居的地方。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辽西乌桓大人前往洛阳朝见光武帝，汉朝允许他们入居北边诸郡，呼和浩特地方也成为乌桓活动的地方之一。汉朝在上谷宁城（今怀来附近）置护乌桓校尉，负责乌桓事务。这就是和林格尔汉墓壁画出现的历史大背景。
与同期汉墓壁画比较，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中完整的自然庄园经济在其它墓葬壁画中十分少见。此外，由于和林格尔汉墓处在少数民族地区，因而壁画中还出现了众多的乌桓、鲜卑等少数民族形象和屯军图。
凤凰山汉墓位于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西部鄂托克旗巴彦淖尔乡凤凰山阳坡之上。1990年清理发掘时，在M1墓室中发现壁画。M1墓室四壁及顶部均绘有精美壁画,色彩鲜艳,内容丰富,技法娴熟,富有中原汉文化气息，同时又具少数民族特色,是内蒙古境内继和林格尔东汉壁画墓之后汉代考古的又一重大发现。该墓的时代为东汉前期。
壁画内容基本上是中原汉墓常见的传统艺术题材,如垂怅木门,执金吾门吏、持案、罐、捧衣物的仆侍、庭院(内有歌舞杂技、观赏宴乐)、车马出行、山林放牧、兵器陈设、星象图等。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画中有人物两鬓披发及头戴饰羽翎的宽沿圆顶帽的形象，这是中原地区同类墓葬壁画中罕见的,颇具少数民族特色,发掘者认为其族属应与南匈奴有关。
如果说汉墓壁画主要表现的是汉族的文化，那么，辽代墓葬壁画表现的则更多的是契丹文化。到目前为止，辽墓壁画在赤峰地区多有发现，主要有：巴林右旗辽庆陵壁画、克什克腾旗二八地石棺画、敖汉旗康家营子辽墓壁画、敖汉旗羊山辽墓壁画、敖汉旗白塔子辽墓壁画、库伦旗奈林稿前勿力布格辽墓壁画、库伦旗奈林稿1号辽墓壁画、奈曼旗辽陈国公主墓壁画、阿鲁科尔沁旗宝山辽墓壁画、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壁画。这些辽代墓葬壁画，兼收并蓄唐、宋绘画风格，对草原生活作了题材广泛的描绘，内容包括贵族宴饮、出游、游牧、仪仗、山水、花鸟、鬼神等，是辽代社会生活的写照。
辽墓壁画反映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契丹贵族出行图。在库伦旗奈林稿前勿力布格的第6号辽墓中，绘有“出猎图(北壁)和“归来图”(南壁)。北壁“出猎图”所绘墓主人髡发长眉，驭者牵红马于前，墓主人身后为骆驼及驭者，还绘有契丹猎手架鹰使犬。全图长12米，生动地描绘出墓主人出猎前的情景。库伦旗1号辽墓的“出行图”与“归来图”各长22米，气势宏大。在“出行图”上画出契丹、汉族人物29人，表现了契丹贵族气派十足的出行场面。
在辽墓壁画中应特别提到的是“西瓜图”和“契丹人引马图”。1995年，在赤峰市敖汉旗羊山1号辽墓内发现了一幅“西瓜图”。图中，墓主人坐在半木椅上，左右各有侍者，在墓主人前面的供台上，绘有两个大果盘，一盘盛放石榴、杏、桃等水果，另一盘里竟然有3颗碧绿色的西瓜！据专家鉴定，这幅画是目前我国已知时代最早的西瓜图，对研究西瓜传入我国的历史具有重要资料价值。
. 1978年，在敖汉旗白塔子辽墓内，发现了一幅“契丹人引马图”。图中，一名髡发短须的契丹引马者，右手执仗，左手牵一匹膘肥体壮的枣红马，马身上配有花纹障泥、鞍、镫等马具。当时，北宋人将中原的端砚、蜀锦、定瓷和契丹马鞍合称“天下第一”。“契丹人引马图”的面世，为研究辽代契丹风俗、服饰、马具提供了珍贵资料。
契丹族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有深远影响的少数民族。“契丹”本意为镔铁，表示坚固。由于契丹的名声远杨，国内外有些民族至今仍然把汉族或中国称做“契丹”。契丹本属东胡族系，是鲜卑的一支，4世纪中从鲜卑族中分离出来。唐贞观二年（628年），契丹部落联盟归附唐朝。916年，契丹首领那律阿保机创建契丹国。947年，太宗耶律德光改国号为辽，辽成为中国北方统一的政权。契丹王国强盛，其疆域东自大海，西至流沙，南越长城，北绝大漠。1125年，辽为金所灭。此后，契丹族逐渐被融合。展现契丹人曾经叱咤历史风云的重要遗物有许多，辽墓壁画就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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