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13至19世纪,西方人通过关于蒙古的文字记述及地图认知两个途径,从族称、地理、人群形象三个角度逐渐加深对蒙古的认识。蒙古的族称被从鞑靼中明析出来,蒙古的方位从大致概述性的确定变成经纬度下精准定位,蒙古的人群形象逐渐清晰真实。西方人关于蒙古的知识初显脉络,西方人的蒙古观念渐趋成型。
关键字:西方人 蒙古 族称 地理 人群形象 观念
西方人眼中的蒙古属中外文化交流史及观念史的研究范畴,以西欧基督教世界为主的西方与蒙古[①]的交流联系是这一研究展开的基础。随着蒙古的西征,西方人有了对蒙古的最初认知。之后,在奥斯曼帝国阻断东西方的世纪里,西方对蒙古茫然无知。16至18世纪,入华耶稣会士逐渐加深了对蒙古的认识,重启了西方人对蒙古的认知,使西方人眼中的蒙古观念由模糊渐趋清晰。西方人对蒙古的认知,主要通过文字记述及地图认知两个途径,而族称、地理、人群形象等三方面则是这种认知的主线。历经蒙元、明末清初、康熙三个时期,西方人关于蒙古的知识初显脉络,西方人关于蒙古的观念渐趋成型。
一、蒙元时期西方人对蒙古的初步认知
13至14世纪是蒙古帝国崛起并征服世界的时代。这一时期,西方人首次到达蒙古地区,并对蒙古的族称、地理、人群形象形成了初步认识。
西方关于蒙古的记载,最早出现于13世纪20年代[1](p.9)。多名我会士尤里安有关蒙古人1235年、1237年西征欧洲东部的报告,是西方有关蒙古人最早的文字材料之一,在其拉丁文报告里,使用了“鞑靼”(Tartar)一词代指蒙古人的族称。 [1] (p.11)肩负着传教和与蒙古人结盟使命,分别于1246年、1253年到达蒙古的方济各会士柏朗嘉宾、鲁布鲁克,是可考文献中最早到达蒙古的西方人。虽然他们的使命未能完成,但留下了关于蒙古的详细著述《Libellus Historicus》、《Itinerary》,即《柏朗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纪》[2]。此后,还有不少身份不同的西方人到过蒙古,他们留传至今的有关蒙古的著述有《海屯行纪》[3]、《马可·波罗游记》以及方济各会士约翰·孟德高维诺、鄂多立克、约翰·马黎诺利等关于蒙古的记述。
上述传教士及旅行者记述的蒙古见闻,形成了西方人对蒙古族称、地理、人群形象的初步认识。
首先,以鞑靼(Tartary、Tartar)概念指称蒙古地区和蒙古族群。受拉丁文tartarus[②]一词及tartare讹写[4]的影响,与塔塔儿(Tatar)有密切语音学联系的鞑靼(Tartary、Tartar)一词,最终以亚洲中部草原的蒙古帝国及蒙古族群的含义被确定下来。尽管这一时期,欧洲也有关于蒙古的其他别名,如:“mongali” 、“mongul”[5](p225),但以鞑靼指代蒙古仍是中世纪欧洲的主流。
其次,西方人对蒙古的方位及地理景观有了初步的认知。这种认知来源于游记中对蒙古区位概述性的确定。鲁布鲁克认为蒙古“从多瑙河延伸至日出之地”[2](p209)。柏朗嘉宾给出了蒙古大体方位及四至,指出蒙古在欧洲“东方偏北的地方”,“契丹人(Kitai)以及肃良哈人(Solangi)地区均位于其东部,南部是萨拉森人(Sarrasins)栖身地,在西部和南部之间是畏兀儿人(Huiur)疆域,西部是乃蛮人(Naiman)的省份,该地区的北部由海洋所环包”。[2](p25)西方人对蒙古地理景观的认识,只是对其地域辽阔、土地贫瘠、环境恶劣的笼统印象,尚难以构成一幅完整的图景。
再次,通过对蒙古人的体貌特征、生活方式、性格特点、信仰的描述,西方人对蒙古人有了一个大体的形象认知。根据记述,蒙古人都是中等身材,长有小脚,“他们头大,脖子短,胸部很宽,胳膊长,腿短,他们的力气大的惊人” [1](p11),“双目之间和颧颊之间的距离要比其他民族宽阔”,“颧骨格外突出,鼻子扁而小,眼睛也很小,眼睛上翻与眉毛相连结” [2](p28),尤为可贵的是柏朗嘉宾与鲁布鲁克都详细记述了蒙古男子的髡发,使欧洲确立了辨识蒙古人形象的显著外在标志;蒙古人过着茹毛饮血、野蛮可怕的生活,“他们不加区别地吃一切死去的动物” [2](p213) ;蒙古人有着对环境超强的耐受与适应力、友好团结、不存在偷盗行为等品质,也有暴躁易怒、狡猾欺诈、贪婪吝啬、傲慢粗暴、蔑视一切人等性格。蒙古人都信仰万物有灵的萨满教,“他们崇拜和敬仰太阳、月亮、火和水,甚至还包括土地。他们每天用最早的第一份饭菜和饮料来供奉他们,而且最喜欢在清晨吃饭甚至饮用东西之前举行”[2](p33)。长生天是蒙古人最高的信仰,“鞑靼人只信仰惟一的一尊神,它是人世间可见和不可见之万物的缔造者,他们认为它是人世间福祸的主宰者” [2](p31)。
来到遥远陌生的蒙古地区的西方人,初步认识了这个叫“鞑靼”的民族。文化差异使其震惊于蒙古的人和事,西方人以其道德标准对蒙古人的性格进行了判断,为其文化认同的即为优秀品质,反之则为“坏的”品格;在西方人的认识里,蒙古人“坏的”品格远远多于优秀品质;西方人从游记中翔实的资料里确定了蒙古人是信仰偶像的异教徒。
二、明末清初西方人对蒙古的重新认识
16至17世纪,西方国家藉地理大发现与资本主义兴起急切地向东方扩展,以耶稣会士为主的传教士随之东来。入华耶稣会士通过中文文献、地图等渠道间接获得了蒙古的信息,并传回欧洲。在中断了两个世纪后,西方再次获得了关于蒙古的“新知识”。
(一)入华耶稣会士的地图及著述
明末清初,共有近两百名耶稣会士入华,其中76人进入北京[6](p27)。耶稣会士主导了西方人对中国的认知。在他们的地图及著述中,蒙古作为明朝的“他者”出现并被明晰确认。
耶稣会士入华后,根据中西方资料绘制了两类地图,一类是为中国所绘制的世界地图,另一类是为欧洲所绘制的中国地图。前者主要有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艾儒略的《职方外纪》、毕方济的《世界地图》、杨玛诺、龙华民所作的地球仪、南怀仁的《坤舆全图》等[5](p231)。后者有利玛窦描绘的中国地图,1656年由法国皇家地理学家尼可拉·桑森·阿贝维尔首次印行;曾德昭的中国地图,1655年作为其《中华帝国志》英译本的附图在伦敦印行;卫匡国的《中国新地图集》于1655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卜弥格的中国地图亦由阿贝维尔于1670年重印。在耶稣会士绘制的地图中,西方人对蒙古的认识逐渐深入,在地图中大致的确定了蒙古的位置。
在绘制地图的同时,耶稣会士也把其对蒙古的各种“新知识”写在著述中。
现在所能发现这一时期最早提到蒙古的耶稣会士资料是一封1555年发自远东的信,信中的一份书单“China ad Germaniam usque,velsaltem Tartaros diciturpertingere.Aiunt una exparte Germaniam usque pertingere,verumpropter frigoris vehementiam ea locanulli hactenus sunt satis(quod sciam) explorata” [5](p225)(中国到日耳曼,间隔尚未探索且极度寒冷的鞑靼地)提到了鞑靼(Tartaros)。利玛窦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7]向西方首次确定了中国即是“契丹”,并且介绍了为防御“鞑靼”而修筑的长城。曾德昭的《大中国志》[8]也介绍了长城以北的“鞑靼”,并分为东、西、北三个部分。卫匡国的《鞑靼战纪》反映了是时耶稣会士已经能明晰满洲与蒙古的区别,称为东、西“鞑靼”。鲁日满、聂仲迁在其《鞑靼中国史》、《中国历史》[9]中也将“鞑靼”分为东、西两部分进行叙述。安文思在北京生活多年且掌握满语及蒙古语,著有《中国新史》[10] ,书中他对蒙古历史及语言等方面的认识更胜于前。汤若望、南怀仁也留下了关于东、西鞑靼的文字。这些著述是耶稣会士关于蒙古“新知识”的重要成果。
(二)西方人对蒙古的重新认识
16世纪至17世纪80年代,入华耶稣会士的大量地图和著述,使西方人对蒙古的认识更了进一步。
首先,确定了蒙古的大致区位。长城是西方人认识蒙古地理的重要参照坐标,在其北面即是“鞑靼和鞑靼地”。耶稣会士入华前,西方地图中的长城、“鞑靼”多根据传闻而绘,失实颇多。16世纪,长城及“鞑靼”在西方的地图中逐渐清晰。通过入华耶稣会士所绘的地图,西方人第一次确定了蒙古在世界的区位。在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中,长城位于西起宁夏东到开平的北纬42°一线[11](p85);位于长城以北的“鞑靼”的各种信息被标注出来,可以大致确认其地理上的边界四至,只是“鞑靼”区域内的山脉、水系有很大的误差。在卫匡国的《中国新地图集》中,明朝的北部边界长城在北纬40°一线,“鞑靼”位于长城以北;在“鞑靼”地区,有一从东北延伸至西南的带状沙漠,有简略的山脉、水系标注。由于这一时期没有耶稣会士能前往蒙古地区实地测量,地图中关于蒙古的区域仅能提供一种经纬线下抽象和概括的定位。尽管如此,这也是西方人对蒙古及亚洲空间认知的一个巨大进步。
其次,对蒙古与“鞑靼”进行了辨析。耶稣会士入华后,对蒙古认识逐渐深入。利玛窦概述性介绍了长城以外的游牧民族“鞑靼”。卫匡国明确区分了东、西“鞑靼”,“我把居住在北部著名的长城外的民族叫做鞑靼人”,“在这个名称下,不仅包括西部鞑靼,也包括我们欧洲至今不知道的东部鞑靼人”。他在前人的基础上真正的确认“西鞑靼”与成吉思汗一脉相承的渊源及其与帖木儿的联系,“古代西部鞑靼人在差不多征服全亚洲后,向中国发起战役,但这些事是在伟大帖木儿兰时代之前”[10](p194)。在南怀仁1680年以前的信札中,我们能看到他对长城外北方民族的认识已经很深刻了。在其记述中已经对蒙古的地理、历史、生活方式等都有所掌握,“包括全亚洲北部的鞑靼地被中国人分为东、西两部。两者的居民大多是放牧羊群等牲畜的游牧民,住在帐篷里。但西鞑靼比东鞑靼要强大的多,因为他们占据了北京省边境和蒙古、波斯及莫斯科诸地之间的土地;他们在圣路易士(Saint Lewis)时完全占领了这片土地”[10](p13)。这些辨析为耶稣会士对蒙古的直接实地考察作了前期准备,使西方人明确了“西鞑靼”即是蒙古。
三、康熙时期西方人对蒙古渐趋成型的认识
康熙帝在位期间,多批身负清廷使命的耶稣会士前往蒙古地区,作了大量的实地考察、研究。他们对蒙古的认识已进入一般介绍及专业研究并行的阶段。
(一)游历蒙古地区的耶稣会士及其著述
康熙帝促成了耶稣会士到蒙古地区的游历考察。南怀仁扈从康熙帝于1682年巡幸关东,根据见闻留下《鞑靼旅行记》[12]。1683年,南怀仁、闵明我奉命随驾往北塞[13] (p339)。1685年,徐日昇随康熙帝北巡至长城外,其游记在罗马耶稣会档案馆(ARSI)内留存[5] (p237)。张诚于1688年至1698年间,曾前后八次前往蒙古旅行,其记述后由法国杜赫德编撰入《中华帝国及其所属鞑靼地区的地理、历史、编年纪、政治及博物》(简称《中华帝国全志》)[14]。安多于1696年至1698年间与张诚共同进行了四次到蒙古的旅行,他的游记《康熙帝对鞑靼的战争纪实:中国对鞑靼的反击,值得庆祝的1697年》(De bello Cam Hi imperatoris tartaro:Sinici contra Tartaros Erutanos. Feliciterconfecto anno 1697)也被保存在罗马耶稣会档案馆(ARSI)[5] (p238)。1701年7月,康熙帝赴塞外避暑,樊继训修士、意大利药剂师鲍仲义修士、杰拉尔迪诺先生和翟敬臣神父扈从[15] (p120)。1708年,康熙帝决定测绘全国新图。耶稣会士白晋、雷孝思、杜德美、奥古斯丁会士潘如在1708—1711年间多次到蒙古进行测量。康熙《皇舆全览图》绘成后,耶稣会士将测量数据传回了欧洲。1721年,康熙帝因“礼仪之争”,派遣意籍耶稣会士喜大教赴罗马为教皇送信,他随同俄国来访使者由蒙古穿行西伯利亚返回欧洲。康熙禁教后,入华耶稣会士锐减。
耶稣会士对蒙古实地考察的成果,被杜赫德编入《中华帝国全志》一书。该书被誉为传教士汉学的三大奠基之作,甫一出版便轰动欧洲,相继以法、英、德、俄文出版、再版,是18世纪西方获得蒙古知识的主要来源。在众多耶稣会士中,张诚与安多到蒙古游历考察时间最久,认识最为深刻。安多的著述未能公诸于众。张诚通过在蒙古地区的观测,初步完成了蒙古在经纬线中的准确定位;通过旅行见闻的记述,将蒙古的自然生态、政治时局、社会众生等诸多方面以全景式的图景再现于西方读者面前。他的考察及研究,构成《中华帝国全志》中关于蒙古介绍的主要部分。
(二)西方人对蒙古渐趋成型的认识
耶稣会士对蒙古的实地考察研究,是18世纪西方获得蒙古相关知识的主要来源,使西方有了对蒙古渐趋成型的整体认识。
首先,对蒙古的区域定位及地理景观的塑造。张诚在八次蒙古之行中,利用观察太阳高度角法、观察北极星高度法测量了蒙古的纬度,采用月食观测法及木星卫星观测法测量了蒙古的经度数据[16]。在康熙测绘全国新图的过程中,耶稣会士对蒙古进行了全面的测量,“1708年7月4日至1709年1月10日,白晋、雷孝思、杜德美神甫奉康熙帝圣谕出口外测绘长城地图。1709年5月8日,雷孝思、杜德美、费隐神甫,由北京启程去东鞑靼,测量了从45°至40°纬度之间所有汉人称为藏鞑子的蒙古王公的领地。1711年,杜德美、费隐、奥古斯丁会士潘如,出长城至哈密,测定了被称为喀尔喀鞑子的几乎整个鞑靼地区”[17]。通过对蒙古的经纬度测量,耶稣会士给出了蒙古的区域定位,“他们的国家从西往东伸展,也就是从里海(东经二度或三度)……到东鞑靼(东经一零四度),从南到北,即从中国长城到北纬五十度” [18](p92)。对蒙古的经纬定位,纠正了西方对中国及亚洲地理上的认识偏差,为当时第一份世界地图的绘制作出了巨大贡献。在科学经纬度的区域内西方人完成了对蒙古地理景观的再现,这种地理景观不再只是贫瘠荒凉一隅,而是地形多样、区域地理特点明显,有沙漠戈壁,有草原、森林,河流密布,生态环境优良的完整的蒙古高原全貌[16]。
其次,蒙古的族称被从“鞑靼”中明析出来,蒙古的时局被西方了解。耶稣会士从地域及族群两方面向西方介绍了“大鞑靼”,即长城以外的内陆亚洲及包括蒙古在内的北方游牧民族。蒙古被从“鞑靼”中明析出来,以mongol指称,他们“只有一种语言,一种宗教和生活方式,但是可以分为三类,即卡尔梅克人、喀尔喀人和蒙古人” [18] (p94);喀尔喀附清及清准战争这一历史进程中整个蒙古族群的情况、清作为主权国家疆域形成的演进过程,都被投影到西方,使西方将“契丹”、“中国”、“鞑靼”的辨析更加明了。
再次,关于蒙古人群的形象。在接触了大量不同身份的蒙古人后,耶稣会士认为蒙古人“性情和好,待人正直”,但对其生活、外表及信仰等却形成了贫穷肮脏,“对那种虚假的宗教(喇嘛教)崇拜异常虔诚” [18] (p93)的印象。基于以上的认知,蒙古平民、贵族及喇嘛不同群体各自鲜明的形象被介绍到西方[19] (p95、p121),使西方人获得了较接近真实的蒙古人群形象。尽管这种印象是简单化的、流于表面的,但还是改变了中世纪以来西方人对蒙古人群的印象。
四、结语
19世纪前西方人通过关于蒙古的文字记述及地图认知两个途径,从族称、地理、人群形象三个方面逐渐加深对蒙古的认识。13世纪西方人“初识”蒙古,以鞑靼(Tartary、Tartar)概念代指蒙古地区和蒙古族群。16—18世纪西方人对蒙古的认识逐渐深入,将蒙古与鞑靼进行辨析,区分西鞑靼、东鞑靼等概念,最终以mongol代称蒙古族群;西方人对蒙古的地理认知从蒙元时期概述性的确定,到近代地图中确定范围,再到经纬度精准定位及蒙古地理景观的再现,最终确定了地理空间中蒙古的信息;西方人对蒙古人群形象的认识,尽管有以自己文化标准度量其他民族之嫌,但还是为西方提供了较接近真实的蒙古人群形象。这一认识经历了从传闻到一般介绍,再到介绍与专业研究并举的渐进过程,确定了近代世界形成前西方有关蒙古的主要观念。
需要提及的是,由于文化差异及宗教立场,西方人不能理解蒙古人特有的游牧文化,对蒙古的认识难免有偏颇失实。但是,西方人对蒙古渐进的认识及对蒙古观念的不断完善,最终开启了近代西方对蒙古的兴趣与关注,也突破了早期汉学仅研究中国中原汉民族的传统,使西方关注到中国的边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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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2014西部项目“晚清西文地图与游记中的蒙古研究”资助,项目编号14XES018,本文原刊于《内蒙古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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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晓标(1982-),男,蒙古族,博士,内蒙古财经大学 旅游学院 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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