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内蒙古发现的秦文化遗存
内蒙古境内发现的秦文化遗存包括秦长城、直道遗迹和古城、窑址、墓葬以及遗物等。
(一)长城遗迹
秦长城遗迹包括战国时期秦昭王修筑的长城；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修缮并连接沿用的战国时期赵长城、燕长城（也称燕北外长城或燕秦长城）以及秦始皇时期增筑扩建的长城。
1.秦昭王长城遗迹。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东部战国时期的秦昭王长城遗迹[①]。从陕西省神木县境畔窟野河，延伸到内蒙古伊金霍洛旗新庙乡，沿束会川西岸到纳林塔乡西北，越束会川，再跨中道柳川，经准格尔旗铧尖乡西，至敖包梁下的范家渠以南，顺巴龙梁向东折，到榆树壕古城北，再折而北延，经德胜西乡以西，继续北延至坝梁，顺着坝梁东延，到点素敖包，再折而北行，直抵黄河岸边的十二连城之北黄河西岸[②]。
此段秦昭王长城为秦灭义渠戎国后修筑。“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③]。墙体有的用土夯筑，有的土石混筑，还有的用石块垒砌而成，鄂尔多斯高原上的秦昭王长城，大多是夯土筑墙，也有土石混筑或用石块垒砌而成的。位于纳林塔乡的一段长城，就是利用自然石垒砌的，墙缝既无引泥，又无白灰，全为片石垒砌。秦昭王长城蜿蜒曲折，随地形高低起伏，有三处明显的转折点，即敖包梁、坝梁和公益盖梁上的点素脑包。秦长城就是为了控制这几处制高点而将它们联系起来，既可以扼守鄂尔多斯东部战略高地，又可控制十二连城黄河天堑[④]。
2.秦始皇沿用战国赵、燕长城遗迹。秦始皇并灭六国统一中原后，为了防御北方匈奴民族的侵扰，重新修筑的万里长城，基本上是以战国时期秦、赵、燕三国原有长城为主要基础加以修缮并连接沿用的。“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⑤]。战国后期，除秦国以外，同匈奴相邻的赵、燕两国，也都在各自的北方筑有长城。现存的赵长城东段遗迹，在今察右前旗、卓资山地段，分布在辉腾梁山的南麓，自卓资山地段以西分布在大青山、乌拉山南麓。赵长城内蒙古境内的东端起点在今内蒙古兴和县北部大青山西麓地带的二十七号村北，西经察右前旗、卓资山、呼和浩特郊区向西行，经土默特左右旗、包头市西郊、固阳县至乌拉特前旗大坝口村止。赵国所筑这条长城，通称赵长城北线或赵北长城，也可直接称其为赵长城[⑥]。
秦始皇修缮并沿用的燕北外长城，也称燕秦长城，自河北省围场县进入赤峰市松山区西部，东行经敖汉旗、奈曼旗和库伦旗的西南部至辽宁省阜新市。“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⑦]。这段长城墙体有用土夯筑和石块垒砌两种，沿线分布有城障遗址和烽燧址[⑧]。
3.秦始皇长城遗迹。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为巩固其统治地位，派大将蒙恬率领三十万大军在重新修缮、连接秦、赵、燕长城的基础上，又增筑扩建长城。建造起了西起今甘肃省临洮，东至今辽宁省东部的万里长城。“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险制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⑨]。
经考古勘察确认，内蒙古境内的秦长城遗迹西起鄂尔多斯高原西部，从乌海市越过黄河，逶迤于狼山南麓，经乌拉特前期的查石太山北口，往东进入固阳县、武川县，沿大青山向南折入呼和浩特北郊，东经卓资县，过集宁市、察右后旗、商都县、正蓝旗、多伦县，经河北省围场县进入赤峰市，至宁城县、敖汉旗，伸入辽宁省境内[⑩]。
秦长城自呼和浩特市北郊起经卓资山县、察右中旗、察右前旗、丰镇市至兴和县地段的遗迹，分布在大青山南麓、辉腾梁山、蛮汉山、大马群山等山区[11]。自呼和浩特市郊区坡根底村向东至卓资山县大黑山，秦代沿用了赵长城。秦长城自呼和浩特市北郊的坡根底村以东至兴和县高庙子乡南山顶之间为东西横亘的山区，主要是因山制险，仅在一些山势较缓地带筑有长城。
从以上发现的长城遗迹观察，当初修筑长城时，都是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或用夯土筑成，或用石块垒砌，或利用断崖、河流等自然天堑，蜿蜒起伏于秦帝国的北方[12]。
(二)直道遗迹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为了有效地统治新建立的秦帝国，于公元前212年，派大将蒙恬征调民工数十万，修筑直道。“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堙谷，千八百里”[13]。直道作为当时中原连接北方草原地区的交通枢纽，其南起秦都咸阳附近的云阳（今陕西省淳化县以北），循子午岭主脉北行，经伊金霍洛旗以西和鄂尔多斯市西南，越过黄河北直抵边塞九原，九原即九原郡，全长一千四百余里（秦制一千八百余里）。据考古勘察，秦直道遗迹自陕西省神木县西北进入伊金霍洛旗，往北行经台格苏木、红庆河乡、台吉召乡，在合同庙乡西北角进入东胜区境内的漫赖乡二顷半村、海子湾村、柴登乡城梁村，经张家渠村北进入达拉特旗，由南向北行进。直抵达拉特旗的昭君坟渡口（古代黄河上的著名渡口金津）后直线延伸至包头市西南的麻池古城[14]。
（三）古城遗址
秦朝所设36郡中的北地郡、上郡、九原郡、云中郡、雁门郡、代郡、右北平郡和辽西郡等郡管辖过今内蒙古部分地区。秦在各郡下设若干县[15]。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控制了阴山以南地区，并在新控制的土地上设立了三十四座县城。（一说四十四座）。秦始皇三十三年“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十四县，城河上为塞”[16]。同一书又记载：“后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适戍以充之”[17]。在今内蒙古地区发现的秦古城遗址，正是秦帝国当年在内蒙古地区实行郡县制的遗存。
1.秦朝北地郡统辖范围大致包括今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西南部的鄂托克前旗、鄂托克旗、乌海市等地在内。乌海市区北约15公里的新地古城位于乌海市海勃湾区千里山镇王元地村。可能始筑于秦代，是临黄河所筑44座县城之一。归属秦朝36郡中的北地郡[18]。
2.秦朝上郡辖地，包括今内蒙古鄂尔多斯东部乌审旗、伊金霍洛旗、东胜及准格尔旗等地，西与北地郡为邻[19]。其所属广衍县城址即广衍故城，位于准格尔旗乌日图高勒乡川掌村西约1公里的台地上。古城内陆表散布的瓦当，是具有秦文化特征的遗物[20]。在广衍故城南面约20公里，有一时代相当的古城壕城址，位于伊金霍洛旗新庙乡古城壕村南50米。采集有灰陶罐、小口鼓腹瓮，绳纹板瓦、筒瓦等残片。榆树壕城址，位于准格尔旗暖水乡榆树壕村内。采集有卷云纹瓦当等秦代遗物[21]。
在进行对直道的研究中，也发现了一些与直道相关的古城遗址。位于鄂尔多斯市中部的秦直道遗址东胜区段的东侧，由南到北依次分布有城梁、苗齐圪尖、大顺壕、城梁三座古城址，其中城梁古城规模较大。据三座古城的所在地望、遗物等综合分析，它们应该是与秦直道有密切关联的城障、行宫类遗址。
3.秦朝所置九原郡。治所在今包头市西郊麻池古城北城（一说三顶帐房古城）。大致包括今内蒙古黄河以北的磴口县、杭锦后旗、临河市、五原县、乌拉特前旗、包头市区、固阳县南部及黄河以南的杭锦旗、达拉特旗等地都是秦朝九原郡的辖区。九原郡是北上漠北，南下关中的交通枢纽，地理位置十分重要[[22]。
麻池古城遗址位于包头市郊区麻池乡乡政府西北约800米，分南北两城，呈相接的斜“吕”字形。有学者根据《水经注》河水三注文载：河水“又东迳九原县故城南”注中注曰：九原县“西北接对一城，盖五原县之故城也”说明九原县和五原县是互相衔接的两座城。这种形制与麻池古城二城呈“吕”字型的布局是相吻合的。考证麻池古城北城才是秦直道终点的九原城。位于乌拉特前旗的三顶帐房古城地处乌拉山大桦背山山脚，其应为宜梁县城，其地势与“石崖城”之称谓相符。还有位于包头市东郊古城湾乡上古城湾村南的古城湾古城遗址，处于土默川平原与包头交通的咽喉之地。[23]
4.秦朝所置云中郡，治所在今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古城村古城，西邻九原郡、上郡。今秦长城遗迹以南的呼和浩特市区、土默特左旗、托克托县、清水河县、和林格尔县及武川县西南部等在秦云中郡的管辖之下。自云中郡北可越阴山进入漠北，南可渡黄河接近中原心腹之地，自古为中原政权和北方民族政权必争之地[24]。
位于今托克托县古城乡古城村西侧，西南距托克托县城关镇约35公里的古城遗址，为战国时的云中郡。后为秦代沿用[25]。哈拉板申西古城遗址，位于托克托县中滩乡哈拉板申村西大黑河下游冲积平原上。采集有卷云纹和简化动物纹瓦当、回纹和斜线纹方砖以及折口罐、折口盆等残片。从其中简化动物纹瓦当和回纹、斜线纹方砖的特点来看，与陕西咸阳秦代城址和陵墓所见的文化遗物相似，是秦代文化遗物。该城为秦代所筑，是秦始皇在黄河沿岸所筑城垣“筑四十四县城临河”的其中一处城址[26]。出土有秦代青铜兵器的拐上古城遗址[27]，位于清水河县喇嘛湾镇。位于和林格尔县土城子乡的土城子城址，战国时属云中郡，后为秦等朝代沿用。
5.秦朝所置雁门郡，治所在善无(今山西右玉南)，雁门郡辖境除有山西北部外，还大体囊括内蒙古凉城县、丰镇市及卓资县、察右前旗南部。雁门郡西毗云中郡，是北入漠北的交通通道之一[28]。
位于卓资县六苏木乡的城卜子古城，是大黑河上源的第一座古城址，由此城出发沿河谷通道西北至三道营古城，再到旗下营斗金山古城、榆林镇陶卜齐古城以及呼和浩特东郊塔布陶勒海古城，其间距均为15公里左右，都处于大黑河右岸，而城卜子古城与陶卜齐古城正处于长城穿越大青山的南北两端沟口地带，扼守着“大黑河道”的出入口，由此可见城卜子古城地理位置之重要。是秦代沿用赵长城后军事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9]。
6.秦朝所置代郡，治所在代县(今河北蔚县东北)。今内蒙古兴和县高庙子乡南境有一段秦长城遗迹，表明兴和县南部曾是秦朝疆域，可能归属代郡[30]。其遗址有位于兴和县大同夭乡乡政府驻地南约200米的沙河沟地古城址[31]。
7.秦朝所置右北平郡，治所平刚(今内蒙古宁城县甸子乡黑城村古城)。秦灭燕后，在燕右北平郡所属城镇基础上继续扩建，把这里作为统治燕北地区的重镇。右北平郡处在战国燕所设五郡当中，自战国至秦汉一直是中原政权通向漠北东部即今锡林郭勒草原和呼伦贝尔草原的重要道路。今内蒙古赤峰市南部地区包括喀喇沁旗、宁城县、松山区、敖汉旗部分都应由秦朝右北平郡统治[32]。
发现的遗址有位于赤峰市宁城县甸子乡的黑城村古城、位于赤峰市红山区桥北镇的五里岔城址以及位于赤峰市松山区当铺地镇的古城遗址和水地乡的八家城址[33].。
8.秦朝所置辽西郡。治所在阳乐(今辽宁义县西)，辖境相当今河北迁西、乐亭以东，大凌河下游以西，北境应包括秦始皇长城以南的今内蒙古通辽南部等地[34]。
其中发现位于奈曼旗南湾子乡东南的善保营（沙巴营子）古城遗址，在古城内的文化堆积层中发现秦代遗物陶量五件，有一件刻有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诏书铭文，字体属于秦隶。形制、规模与善保营古城相仿的西土城子古城，位于土城子乡乡政府驻地西南。经考证这两座古城都是当时的县城遗址[35]。还有位于奈曼旗土城子乡的城子山城址。
（四）窑址
文物考古工作者经过对鄂尔多斯市柴登乡城梁段秦直道遗址东侧约500米的一个高台建筑基址进行考古发掘，其整体平面呈方形，由窑室、火道、火门、火膛和活动面组成。结合发掘清理分析研究，此处应是与秦直道密切相关的一个烧制砖瓦的大型窑址。秦王朝在今内蒙古地区增设九原郡，下辖的三四十座县城，都分布在沿黄河两岸及直道边侧的鄂尔多斯草原地区。在建设这些草原城镇的过程中，需要大量的建筑材料，鄂尔多斯高原上分布广泛的红黏土资源，正适合于烧制砖瓦。于是，秦朝在此地建多处窑场，此处发掘的城梁村窑址，就是其中的一个[36]。
（五）墓葬
1.广衍故城附近的墓葬
秦代墓葬以准格尔旗广衍故城附近的较为典型。在古城附近发掘的墓葬的葬式和随葬品，有与关中及其它地区秦墓基本类同的秦文化特征。共发现八垧地梁、壕赖梁、杨家塔、上塔、古圪旦等五处墓地。发掘其中墓葬十八座，确认了一批秦墓，其中包括汉王朝统治下的秦人墓。墓葬都是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无墓道，口略大于底。多为屈肢葬。[37]。
2.土城子古城附近的墓葬
位于和林格尔县土城子村北1.5公里的土城子古城遗址附近，古城外的东部、北部和西部集中分布有属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古代墓葬。根据考古发掘研究，这里的秦式墓葬亦多为竖穴土坑墓，口大底小呈斗状。分东西向和南北向两种，主要为仰身屈肢、侧身屈肢葬式。[38]。
（六）遗物
1.在准格尔旗广衍故城附近的墓葬，出土了成组器物[39],仅就其中几类具有文化和时代特征的主要器形简述如下：
在陶器中，除釜和作为炊具的罐为夹砂陶以外，其余器类都是泥质陶。其中实用器有：罐形釜，几乎都是夹砂灰陶，绳纹为主，器形特征是，敞口，敛颈，鼓腹，环底，形似罐，外表有烟熏痕迹；双耳夹砂罐，褐陶为主，捏制，火候低。器表有烟熏痕迹，敞口或直口，敛颈，鼓腹，平底，口沿或腹与颈之间，有附加堆纹一周，或施绳纹；甑，泥质灰陶，绳纹，底部有孔；瓮，泥质灰陶，有的随葬前已经修补，留有对称的钉孔。壶，有三种式样，其中一件，盘状口，细长颈，小平底，素面，上刻“广衍”二字。熏炉，一种是盘座，细长把，球状，盖上有三角形镂孔四周，圆钮；一种是豆形，盖上有圆孔三周。灶，系明器，平面近于正方形，有灶眼三个，上面各置一釜，釜上加甑，这种做为明器的釜，其形状与这批墓葬所出的实用釜不同。
在铜器中，日用铜器有双耳釜、四系钮壶、洗、环、带钩、带扣、扣、镜等。仅就两件典型器物作简略描述：四系钮壶，直口，细颈，正面鼓腹，背面扁平，底有半圆形圈足，肩腹部有系钮两对，穿以绳索，便于携带，有似当今的行军水壶。双耳铜釜，是具有秦文化特征的典型器物之一。广衍故城及其附近墓地出土的工具有铁铲、铁锛、铁钩、铁削和铜削、石纺轮等。说明当时当地铁器的使用已很普遍。出土的钱币有大半两10枚，均无周郭与内郭，有的穿与周郭不整齐。其中有8枚当属秦十二铢半两，有二枚可能为汉初的八铢半两。
2.几座古城遗址发现、出土的戈与矛，皆为青铜兵器[40]。
（1）准格尔旗广衍故城上塔墓地发现的戈与矛。戈，内里的一面刻划“洛都”两款，一款自右向左横书，一款竖书；另一面刻划“十二年，上郡守寿造，漆垣工师□，工更长牙奇”。胡的两面也有铭刻，认出有“广衍”二字。矛，銎上一面竖刻“广衍”二字，其下竖刻“上武”二字。刺上中脊右边血槽内刻有“□阳”二字。
（2）准格尔旗纳林乡纳林古城出土的戈。准格尔旗的纳林古城，发现刻有秦纪年铭文的一件上郡戈，内正面铭文为“二年，上郡守冰造，高工丞沐 工隶臣徒”；背面为“上郡武库”，共20字。
（3）清水河县拐子上古城发现的戈与矛。清水河县拐子上古城内西北角，距地表1.18米深的地方，发现戈四件，矛六件两件戈与三件矛上有铭文。戈G：1，内一面刻“X”字，一面竖刻“廪丘”二字，胡上刻着“□□武库”；戈G：2，内上自右向左横刻“中阳”二字，胡上竖刻“广衍”二字；矛G：5，銎上一面自右向左竖刻“三年，相邦吕不韦造，上郡尉守□，高工□，丞申，工 中”；矛G：6，銎上自右向左竖刻“四年，相邦吕不韦造，高工□，丞申，工 ”；矛G：7，銎上竖刻“武都”二字，“武”字反书。
3.量器与衡器
发现于奈曼旗善宝营（沙巴营子）古城的一件量器，只剩底部和腹部的陶量残片上，刻有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诏书铭文，字体系秦隶，铭文尚存“廿六年皇帝并兼天下，诸候黔首大安”等字[41]。赤峰蜘蛛山遗址也出有印着秦始皇统一度量衡诏书的陶量器、衡器，赤峰市三眼井和敖汉旗老虎山出土有秦代铁权，重量均在三十公斤以上，三眼井铁权并有秦始皇诏书铸文[42]。说明秦祚虽短，但在边远地区也进行着有效的统治。
4.建筑构件与工具
鄂尔多斯市柴登乡秦直道遗址东侧秦窑址，出土的秦式瓦当等建筑构件有：板瓦3件，均残。泥质灰陶，平面呈长方形，横断面略弧，瓦腹为素面，瓦背饰粗细斜纵不同的绳纹；筒瓦3件，均残。泥质灰陶，子母咬合口，方圆头，器体厚重，瓦背纹饰以纵向细绳纹为主，个别有陶文戳印，瓦腹饰横向粗绳纹；瓦当。均为泥质灰陶，体厚重，当面为卷云纹，当心为菱形方格纹，当背多附带筒瓦，瓦背饰绳纹，均残断；回纹砖，均残。砖体厚重，表面印纹，宽沿，横断面呈倒梯形，分为方形、长方形两型。工具有：陶刀3件，均泥质灰陶，平面呈半圆形，素面；铁锄1件，表面已锈蚀，残。平面呈长方形，銎孔较深，刃部较锋利[43]。
二、对内蒙古秦文化遗存的认识
(一)内蒙古秦文化遗存的特征
内蒙古自治区自西向东绵延几千公里，境内分布着大量秦文化遗存，所涉及的文化内容丰富，特征明显。内蒙古地区秦文化是随着秦统治范围的扩张而拓展的，秦统一六国前原有的秦文化融合赵魏燕等文化形成了鼎盛时期的秦文化。秦祚较短，上承战国下启两汉，在内蒙古境内的遗存常与之前战国，其后两汉之遗存相混淆。作为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根据不同文化各自的内容和特征来界定区分不同文化的范畴，进而寻找出某一文化的独特性，才能把握该文化的整体面貌。
1.长城等防御系统
长城、古城、障城、塞、烽燧等共同构成秦朝的军事防御系统。秦长城所经之处多为山地，蜿蜒曲折。其修筑的主要特点是：在山的阴面半坡，就山之险，用石块垒筑或土石混筑，极少夯土筑成，形成易守难攻之势； 古城，多呈长方形。围墙有石砌，有土筑，南垣设门。秦代迁入人口从事生产，同时设防。古城还是直道的配套设施，使军队在长途行军中能够得到休整、补给；在长城重要关口设有与长城相依的障城、塞，驻戍卒守卫长城。它和古城的区别，除了面积小些外，最主要的特征是障城、塞内不住居民，只有戍卒，是纯军事性质的“哨所”。一般平面为方形，边长数十米、百米、二百米不等。秦长城沿线的烽燧，修筑于长城内侧，与长城距离不等，有的设在长城上，有的设在长城附近，设在长城附近的，与长城一般保持15—50米的距离，相邻烽燧之间以能够相互呼应为宜。
2.直道
直道是当时连接关中平原与北方草原的交通要道，是由秦朝统治中心咸阳地区直达边塞九原郡的捷径，也是秦王朝对古代内蒙古地区加强统治的桥梁和纽带，更是中国交通史上的奇迹。它所通过的地方，有一半在子午岭上，一半在鄂尔多斯草原。“堑山堙俗，直通之”的秦直道遗迹所经之地，遇山凿山，遇沟填沟，由南向北直线延伸[44]。
3.建筑构件
准格尔旗广衍故城内采集的瓦当中心图案为方格纹的圆瓦当与半瓦当、叶纹圆瓦当、对兽纹圆瓦当等秦式瓦当；鄂尔多斯市柴登乡秦窑址出土的建筑构件板瓦，瓦背饰粗细斜纵不同的绳纹；筒瓦，瓦背纹饰以纵向细绳纹为主，瓦腹饰横向粗绳纹；瓦当当面为卷云纹，中心为菱形方格纹，瓦背饰绳纹的秦式瓦当。托克托县哈拉板申西古城采集有卷云纹和简化动物纹瓦当、回纹和斜线纹方砖，以上这些遗物的特征都具有与陕西咸阳秦代城址和陵墓以及其它地区出土的秦遗物基本类同的秦文化特征。
4.墓葬形制
秦代的墓葬形制都是没有墓道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口大底小呈斗状，一般均设有二层台，有的设有壁龛。葬式多为屈肢葬，葬具多用单棺，少数一棺一椁。随葬器物，多为釜、瓮、罐等日常生活的实用器物，釜的外表都留有烟熏痕迹，显系生前所用。祭品，埋葬死者时，将带有骨骼的牛、羊肉块放置在二层台上或壁龛内，有的放置整个牛头或牛蹄，以象征全牲。
内蒙古具有秦文化类型的墓葬以准格尔旗广衍故城附近的墓葬最为典型。除墓葬形制、随葬器物外，屈肢葬这一具有秦文化特征的葬式最为明显。从秦文化早期的卷缩程度较大的屈肢葬到秦文化后期肢体较为舒展的屈肢葬都有发现。
5. 生活用品、货币以及衡器、量器
在准格尔旗广衍故城采集、出土的双耳夹砂罐、罐形釜等陶器和双耳铜釜等铜器，具有典型秦文化特征。从战国晚期，就流行于秦的统治地区，随着秦统一六国，秦文化扩展到秦统治的所有地区后，又流行于秦统治的今内蒙古地区。
货币与衡器、量器。出土于准格尔旗广衍故城附近墓葬内的大半两钱，有着与关中及其它地区秦大半两钱类同的秦文化特征，在出土的半两钱币中，秦代的十二铢半两较多。说明当地流行着秦帝国的统一货币。可推定为秦统一后至西汉初年在今内蒙古地区的秦人或秦遗民使用。
在奈曼旗善宝营（沙巴营子）古城出土的量器铭文，可断定与秦始皇二十六年，即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全国当年颁布的诏书文字相同。在赤峰市三眼井古城发现的陶量器、衡器，刻有秦始皇统一度量衡诏书铸文，字体系秦隶，确认是秦代遗物。这些铭文有力地说明，秦统一全国后政令通达，边疆地区亦在其有效管辖之内。
6.青铜兵器铭文释读
内蒙古发现的有铭文的秦青铜兵器，其中几件刻有纪年铭文的有：“二年”、“三年”、“四年”、“十二年”，都是秦统一六国前的秦王政纪年，即公元前245年、244年、243年、235年。带有中央政府官员铭文的有：“相邦”，秦官，掌管全国政务，系秦中央政府最高行政长官。“吕不韦”，秦王政元年到十年（前246—237年）为秦相邦[45] 。
带有地方政府监造官员铭文的有：“上郡”，郡是秦帝国地方一级行政设施，上郡辖境，在今陕西省北部和鄂尔多斯南部。秦惠文君十年（前328年）“魏纳上郡十五县”于秦之前属魏，以后归秦，到秦朝亡，归秦统治一百二十多年。
“尉守”，即郡的尉与守。郡尉，掌佐守典武职甲卒，秩比二千石，有丞，秩皆六百石。郡守，掌治其郡，秩二千石，有丞，边郡又有长史，掌兵马，秩皆六百石[[46]。
刻有具体负责武器制造官员的铭文有：“高工”，高指高奴，工指工师，是“高奴工师”的简称。高奴与漆垣都是上郡属县[47]，是兵器铸造地。“工师”，是铸造兵器的工官。“丞”，是兵器铸造地工师的下属官职。
具体制造者的铭文有：“工”，是工匠，工匠的身份不尽相同，单称“工”的，其身份当系自由民；“工更”，即工匠的身份是守边的更卒；“工隶臣”，即工匠的身份是称为“隶臣”的刑徒。他们都是兵器的直接制造者。区别可能是兵器制造过程中分工的不同，身份相对高的工匠应该是负责技术方面的，末等工匠只起辅助作用。
通过所铸铭文可见，秦兵器铭文一般所包含的信息为：第一，铸造年代；第二，监造者身份和姓名，有的是相邦代表中央政府监造，有的是郡守代表地方政府监造；第三，工师及其姓名，工师以下，有的有丞及其姓名，有的没有；第四，最末是不同身份的工匠及其姓名，即所谓“物勒工名，以考其诚”。
此外，通过青铜兵器上的铭文信息，可以知道贮藏存放武器的地点。“上武”，即“上郡武库”，武库是铸造和贮藏兵器的地方，它的前面往往冠以武库所在的地名。“洛都”，也是上郡属县[48]，“广衍”、“中阳”，都是西河郡属县[49]。“武都”，是五原郡属县[50]。“廪丘”，秦三川郡境内城邑[51]。这几处地名，都是上述兵器的置用地，有的器物上，例如戈G：2，在不同部位刻有“广衍”、“中阳”两款，是同一器物前后在两地置用时，分别刻划的[52][52]。这件兵器表明秦对武器管控的严格，也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秦军所向披靡的奥秘。
(二)内蒙古秦文化遗存的分期
根据秦政权的兴亡以及与之相随的其领土范围的变化，可以把内蒙古地区的秦文化遗存大致分为三期：
第一期是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前，战国时期秦国在今内蒙古地区实施统治时期的文化遗存。属于第一期的，有准格尔旗勿尔图沟广衍故城；鄂尔多斯东部的秦昭襄王长城遗迹；广衍故城附近的第Ⅰ——Ⅱ期墓葬及其随葬品；刻有秦王政纪年的青铜兵器。这个时期的秦文化遗存，在内蒙古均发现于鄂尔多斯及其邻境地区，屈肢葬式卷缩特甚，秦文化特征极其明显。
第二期是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后，到秦王朝灭亡，秦帝国时期的文化遗存。属于第二期的，有秦王朝所设36郡中的北地郡、上郡、九原郡、云中郡、雁门郡、代郡、右北平郡和辽西郡等所辖今内蒙古地区的古城遗址；秦帝国南起云阳，北抵九原的直道遗迹；直道旁的窑址及其内出土的瓦当、铁锄等遗物；为秦帝国修缮并连接沿用的赵、燕长城和秦始皇新增扩建的长城；准格尔旗广衍故城附近的第Ⅲ期墓葬及其随葬器物；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遗址的秦式墓葬；赤峰市蜘蛛山遗址出土的、刻有秦始皇统一度量衡诏书铭文的陶量器；赤峰市三眼井和敖汉旗老虎山发现的铸有秦始皇诏书铭文的铁权。这个时期的秦文化遗存，随着秦对六国的统一，在内蒙古发现的分布范围，除鄂尔多斯及其邻境地区外，更远及赤峰市以及通辽市的奈曼旗、库伦旗。其文化内容也更丰富，反映出在统一的秦帝国境内秦文化已发展到它的顶峰。
第三期是秦王朝灭亡以后，到西汉初期在汉帝国统治下，保持秦文化传统的秦人所留遗存。属于第三期的，有广衍故城附近第Ⅳ——Ⅴ两期汉代秦人墓葬及其随葬品。这两期秦人墓有卷缩较为舒展的屈肢葬，仍然随葬着日常生活的实用器物，但同时也出现了前此未有的熏炉、明器小罐和陶灶，以及流行于汉帝国时期中原地区的铜镜、铜洗、铜铃等。一方面显示了秦人遗民习俗的继续，一方面又表明在统一的汉帝国境内秦文化传统特征在逐步消失，秦遗民所保留的文化传统与汉帝国其它地区的文化面貌逐步趋于一致。
【作者简介】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科研组织处，副研究馆员，本文原刊于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编《朔方论丛》（第四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5年。
[①]史念海：《鄂尔多斯高原东部战国时期秦长城遗迹探索记》，《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1期。
[②]崔璇：《内蒙古发现的秦文化遗存》，《内蒙古社会科学》1984年第6期。
[③]《史记》卷110《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
[④]高旺：《内蒙古长城史话》，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⑤]《史记》卷110《匈奴列传》。
[⑥]李逸友：《中国北方长城考述》，《内蒙古文物考古》2001年第1期。
[⑦]《史记》卷110《匈奴列传》。
[⑧]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自治区分册（下）》，西安地图出版社，2003年。
[⑨]《史记》卷88《蒙恬列传》。
[⑩]盖山林、陆思贤：《内蒙古境内战国秦汉长城遗迹》，《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史念海：《鄂尔多斯高原东部战国时期秦长城探索记》，《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1期；盖山林、陆思贤：《阴山南麓的赵长城》，《中国长城遗迹调查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李逸友：《中国北方长城考述》，《内蒙古文物考古》2001年第1期。
[11]李逸友：《中国北方长城考述》，《内蒙古文物考古》2001年第1期。
[12]崔璇：《内蒙古发现的秦文化遗存》，《内蒙古社会科学》1984年第6期。
[13]《史记》卷88《蒙恬列传》。
[14]杨泽蒙：《世界古代高速公路之首——秦直道》，《内蒙古文物考古》2005年第2期。
[15]张久和：《秦朝对古代内蒙古部分地区的统治和开发》，《内蒙古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16]《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
[17]《史记》卷110《匈奴列传》。
[18]张久和：《秦朝对古代内蒙古部分地区的统治和开发》，《内蒙古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19]张久和：《秦朝对古代内蒙古部分地区的统治和开发》，《内蒙古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20]崔璇：《秦汉广衍故城及其附近的墓葬》，《文物》1977年第5期。
[21]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自治区分册（下）》，西安地图出版社，2003年。
[22]张久和：《秦朝对古代内蒙古部分地区的统治和开发》，《内蒙古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23]包头市文物管理处、达茂旗文物管理所：《包头境内的战国秦汉长城与古城》，《内蒙古文物考古》2000年第1期。
[24]张久和：《秦朝对古代内蒙古部分地区的统治和开发》，《内蒙古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25]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托克托县博物馆：《托克托县古城村古城遗址发掘报告》，《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三辑），科学出版社，2004年。
[26]李逸友：《托克托城附近的秦汉代遗迹》，《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
[27]李兴盛、邢黄河：《内蒙古清水河县拐子上古城发现秦兵器》，《文物》1987年第8期。
[28]张久和：《秦朝对古代内蒙古部分地区的统治和开发》，《内蒙古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29]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文物管理所：《卓资县城卜子古城遗址调查发掘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三辑），科学出版社，2004年。
[30]张久和：《秦朝对古代内蒙古部分地区的统治和开发》，《内蒙古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31]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自治区分册（下）》，西安地图出版社，2003年。
[32]张久和：《秦朝对古代内蒙古部分地区的统治和开发》，《内蒙古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33]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自治区分册（下）》，西安地图出版社，2003年。
[34]张久和：《秦朝对古代内蒙古部分地区的统治和开发》，《内蒙古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35]吉林省考古研究室、吉林省文物工作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见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81年。
[36]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文物管理所：《东胜城梁段秦直道遗址发掘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三辑），科学出版社，2004年。
[37]崔璇：《秦汉广衍故城及其附近的墓葬》，《文物》1977年第5期。
[38]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考古发掘主要收获》，《内蒙古文物考古》2006年第1期。
[39]崔璇：《秦汉广衍故城及其附近的墓葬》，《文物》1977年第5期。
[40]崔璇：《秦汉广衍故城及其附近的墓葬》，《文物》1977年第5期。
[41]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概述辽宁省考古新收获》，《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81年。
[42]吉林省考古研究室、吉林省文物工作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见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81年。
[43]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文物管理所：《东胜城梁段秦直道遗址发掘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三辑），科学出版社，2004年。
[44]杨泽蒙：《世界古代高速公路之首——秦直道》，《内蒙古文物考古》2005年第2期。
[45]《汉书·百官公卿表》，中华书局，1962年。
[46]《汉书·百官公卿表》。
[47]《汉书·地理志》。
[48]《汉书·地理志》。
[49]《汉书·地理志》。
[50]《汉书·地理志》。
[51]《汉书·地理志》。
[52]《汉书·地理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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