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洛克（Joseph Charles Francis Rock，1884年－1962年），美国人类学家、植物学家、纳西文化研究家。
作者：英国人爱德
老人示意我再喝些茶，然后把裤管卷起来给我看一个有70年历史的伤疤。我做出疑惑的表情，何虎亮（音译）用夹杂着纳西语的汉语含混地回答我。我转向何的儿子，他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翻译说：“我父亲说他小时候跟村子里小孩打架，腿受伤了，是洛克的助手帮他治好的。”
我们在一个破旧的小房子里喝茶，这座红砖房子既是厨房也是客厅。屋内的家具看起来和这个给我展示伤口的老人一样老，但摆放的感觉却像个临时住所。外面院子里，何虎亮的二儿子正在指挥工人盖新房。新家很气派——以玉湖村的标准来说。从洛克第一次在这里落脚近90年后，作为富饶丽江边上的小村，玉湖村贫穷依旧。这里的土地贫瘠，没什么可以拿到市场出售的农副产品。盖新家需要的钱来自于旅游业：基本依靠洛克传奇发展起来的旅游业。
洛克是这里最著名的居民。1922年到1949年间，这里是洛克探险活动的大本营。他的探险活动开始由“国家地理协会”赞助，后来由哈佛大学赞助，洛克也因此一举成名。他走遍了中国的西南和西部，不仅寻找新的植物科目和种子带回美国，也为《国家地理》撰写具有异国风情的地理游记、拍摄照片。这段时间里，他的探险活动和玉湖村的人息息相关。玉湖村在洛克的书中用的是纳西语的名字：巫鲁肯，意为雪山脚下的村子，原名叫雪嵩村。现名玉湖村，意思是“玉一般的湖泊”，就在村子上面。
“村子里的人喜欢洛克，”何虎亮79岁，是村子里唯一对洛克还有相对清楚记忆的人，“他会治病，会拔牙，他带来了工作机会。”
洛克是个有些怪诞的人，脾气古怪，有时异常慷慨大方。“他心情好的时候，会从兜里掏出大把钱分给别人。”何说：“如果脾气不好，就算工人干完活了，他也不付钱。”
1923年10月，洛克带着15名随从和大概两倍数量的骡子离开玉湖，那时候夏天的雨季还没有完全结束，但他预计云南离秋高气爽的天气不远了。洛克认为自己是个开路先锋，喜欢被称为“第一个做某事或到某处的白人”。这次，他计划成为第一个拍摄三江并流和这个地区雄伟雪山的白人。
我们的探险队一辆四驱车就坐下了，比洛克晚两周离开丽江。从这里向西北开300公里，跟我们的骡队汇合。令人担心的是，尽管已经是10月的第三周了，但雨季尚未结束。我们出发前，来自藏族茨中村的领队打了个电话，有些顾虑地说海拔高的地方肯定在下雪。如果不赶紧，可能骡队连第一个垭口都过不去。
姚飞神父给我们的玻璃杯里倒满了自家酿的葡萄酒，这个酒在雪碧瓶子里酿了12个月。我祝这位神父身体健康，谨慎地抿了一口。
“葡萄是教堂自己种的，”姚神父说：“我用法国神父教我的方法酿的这个酒。”
这不是我第一次来茨中村，这里的葡萄园将近一个世纪前由法国传教士开辟。几乎每家每户都有葡萄架，都自己酿葡萄酒，都宣称酿造方法来自法国神父。我尝了几家的葡萄酒，感觉翻译过程中肯定丢失了什么重要信息。甜葡萄酒中白糖的甜味太重，而干白葡萄酒的味道好像廉价的格拉巴(一种意大利的白兰地酒)，酸得喉咙难受。姚神父的葡萄酒顺着我的嗓子滑下，留下熟悉的又酸又甜的感觉。但经过两天旅途颠簸，骨头都要散架了，这样的款待让我精神一振。我喝干后又斟了一杯。
跟我们一样，茨中村的教堂也“好客地提供了一个房间”给约瑟夫·洛克。虽然他没有提到喝葡萄酒，但我相信经过艰苦的长途跋涉，他肯定也喝了一杯解解乏。从丽江到茨中，我们花了48小时，而洛克他们用了两个星期，沿着澜沧江一路过来。1923年的时候还没有桥，过江的唯一办法是顺着连接两岸的绳索滑过来。洛克形容套上滑索的感觉就像“手术前被麻醉”。连马匹也要绑在滑索上过江：“当它们到达对岸后，都躺在石头上，吓得站不起来。”
洛克在路上遇到很多困难，他的描述让现代的旅行者们也踌躇迟疑，他写到：“在世界的这个角落里，道路几乎，也许从不，维修。有句中国谚语说：‘路好十年，坏万年。’”
我问了好几个人，都没听过这句谚语，但至少云南西北部的人认同这句话的含义。在丽江，很难找到愿意拉我们去茨中村的司机。沿着澜沧江的200多公里因为重修，都被挖开，成了烂泥路。这个修路工程对当地居民的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人和物资每个星期才有机会进出一次，只有每周六才有车到下游的维西县或上游60公里外最近的镇子德钦县。而要去自治州府香格里拉县就更难了（云南省香格里拉迪庆自治州辖香格里拉县、德钦县和维西傈僳族自治县），每10天才有车通行。普通的蔬菜水果价格已经上涨了两倍甚至三倍。茨中村葡萄园下面，对面的山谷两侧曾经郁郁葱葱赏心悦目，现在则都是100米高的“棕色伤疤”，一眼望不到头。
晚上天气开始好转，到该睡觉的时候，可以看到星星在教堂的上空闪耀。但早上起床，发现天又阴沉了，淅淅沥沥的小雨再一次阻止我们按时开拔——正如洛克所说，他们探险刚开始的时候，从来没有１０点或１１点之前出发过。村里的教徒们聚集在教堂里做早礼拜，我们重新整理行李，平衡重量。妇女们排成队进入教堂，一群老年男子坐在大门里面的长凳上，听姚神父用“非天主语言”谴责那些修路工程的责任部门。
洛克一行从茨中村沿着将澜沧江和怒江的分界碧罗雪山往上走。我们也得走这条山路——２００公里内没有翻山的公路。从我们离开丽江起就一直在下雨，现在已经是１０月１７日了，我们的骡队很担心山上的雪况。过去三天里，骡马队的领头，４０多岁的藏族人五七，常常跟我们发牢骚抱怨下雨，很清楚地表达他认为我们应该改主意，“垭口可能关了”——他一开始就这样说——只是现在把“可能”变成了“肯定”。
沿着狭窄的山径，我们往上走到一处密林，到处是松树、桦树和杜鹃花。上午的时候，我们的骡马队前锋惊扰了一只短尾猕猴，它生气地冲着五七大叫几声，然后消失在密林里。五七一整天都在抱怨天气，就像北京的出租车司机抱怨是乘客让他进到堵塞的车流里。下午四点左右，我们终于爬到了３６００米的顶峰，满身大汗、气喘吁吁。洛克这样形容这里：“我们周围的景色非常壮观：山下面，神秘的澜沧江呈Ｖ字形在河谷中流淌；西面的蛇拉腊亚垭口将澜沧江分开，现在山顶积雪很少，万里无云；我们前方，激流仿佛将圆弧形的峡谷生生剖开，奔腾进湄公河。我们好像身处另一个世界，可以俯瞰山下高达１５０英尺的杉树，它们非常粗壮，浓密成林，而更加高大的桦树仿佛给杉树戴上了王冠……到处是秋天的颜色，枫树金黄，其他的深红。”
我们一直在断断续续的小雨中徒步，现在雨点变大了。秋天的颜色正如洛克描述的那样美丽，但被雾气和雨水减色不少，迷蒙中连远处垭口的轮廓也看不清。我们沿着山路往下到了一处平坦的草地，但这种天气不适合在这里野餐，于是我们又走了半个小时，找到一座坚固的小房子，小房子的门上面用中文和藏文写着这个棚子的名字：“祝福”。我们真心祝福修建这个小房子的人――房顶坚固，里面宽敞，足够我们六个人休息，但是因为没有烟囱，这一晚很不舒服——尽管五七和他的同伴们一直抱怨天气不好，但他们都是“超轻上阵”，既没有带暖和的衣服也没有带睡具，所以我们的火燃了一晚上。由于柴火都淋湿了，整个房子都是呛人的烟。我们这样睡到早上。
房顶是铁质的，大半个晚上雨点一直在房顶上“打鼓”。早上起床后，我看到雨云已经散尽了，可以清楚地看到半公里外的山脊轮廓。山上有一层白色——骡马夫的担心变成了现实。早上１０点出发时，又开始下雨。当我们快到垭口时，变成了雨夹雪，然后变成了雪。五七仍然固持己见：“骡子过不了垭口”。我在队伍的后面，看到伙伴杨肖正在生气地反驳五七，他指着队伍中另一位成员，美国女摄像师莎朗·丹尼斯（Sharon Dennis），意思是莎朗都能走，还有什么可抱怨的。然后五七继续回去赶骡。
尽管我们到达垭口时雪下得很大，但只下了两个小时，地上的雪还不到10厘米厚，骡子可以轻松通过。下山则比较困难。洛克写到：这条下山的路由传教士修建，那时候比较好走。山路呈之字形通过一片陡坡，这里以前发生过雪崩，有几个地方的路面被盖住了。我们在崩滑的雪和石头之间小心翼翼地前行，没有人说话。两个小时后，我们终于到达一处相对安全的地方，牧民们在这里建了一个长长的棚子――发现五七对一路赶着骡子带着装备供给到达夜间宿营地这件事很不高兴，此时距离这个宿营地还要两个小时的下山路程。
我对五七的态度有些不解。我已经认识他三年了，他总是对山里有可能出现的危险情况显得很老练。中国农村的人大都是这样——他们默认的态度总是“没事儿”。直到两天后，我们到了迪麻洛村，我才知道为什么五七和他的同伴为什么会有不寻常的紧张态度。
七个月前，两个迪麻洛村的男子带着一群登山者攀登北边的垭口。他们安全抵达了目的地，一个叫永支的村子，但非常着急离开。永支村的人不迎迪麻洛村的人，不让他们留宿：两个村子为了争夺山上的牧场结仇多年。把游客安全送到后，迪麻洛村来的人立刻返回，那时天气情况尚好，但后来在山顶上被雪挡住。他们没有带防水的衣服和应急用品，并且试图继续走，结果陷在了雪堆里被冻死了。
过了这个垭口，通往白汉洛的路非常糟糕，又烂又滑。到了下午，天气终于晴了。偶尔云开雾散，能够看到怒江西面的高黎贡雪山。和洛克８０年前描述的一模一样：“我们能够俯瞰怒江河谷，远处一座高山拔地而起，将怒江和东边的伊洛瓦底江分开。羊毛般的云朵覆盖在雪山和冰川的峰顶，只有偶尔云开才能看到一线山脉。东边是怒江和澜沧江的分界。再抬头看看积雪覆盖的山顶，简直难以相信人类可以从这么陡峭的地方下去。”云雾散开了几秒，我们可以看到目的地：嘎瓦嘎普，高黎贡雪山５１２３米的主峰。
在洛克的时代，白汉洛是个非常小的村子，只有１８间房，围着天主教堂而建。洛克这样写：“这是我见过最可爱的教堂，这里住着一位年轻的神父，始终独自生活。神父任安守（Father Andre）参加过世界大战，从战争开始到结束。现在，这里是个非常偏远的地点，他有足够的时间来反思战争的无用。”
白汉洛现在已经有了４００户人家，但天主教堂依然是村中心。我们走到教堂和村子篮球场中间的草地上，在那里扎下帐篷。晚上村民们来做晚礼拜时，我们跟他们聊天。一位拿着教堂钥匙的老头开始很友好，但当我问他关于做礼拜的事情时，他变得格外谨慎，走开了。在这么一个偏僻的地方，我以为村民们会比较内向，但也很好奇——尤其是我们几个在他们的村中心扎了一大片帐篷。但过来和我们攀谈的只有两个喝醉的人。其中一个抓着一瓶龙门玉米酒，我们做好饭还没吃完，他就把这瓶酒喝完了。我想起洛克在１９２３年对这里村民的负面描述：“住在怒江这个部分的怒族人和任安守神父都非常贫穷。他们的农作物是玉米，唯一的稳定食物来源，他们也用玉米酿酒，喝得很多。”
第二天凌晨，忽然响起的教堂钟声把我们叫醒，有位村民突然过世了。很快，我们又看到了昨天晚上那位朋友。他手里拿着“早饭”：一瓶玉米酒和两包烟，是他刚从村子里的商店买的。一队驮了很多东西的骡子向山上走去。
“它们驮的是什么？”我问。
“啤酒，”他回答：“给商店补货。”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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