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引言
依照傳統漢字結構理論“六書說”來分類，形聲字為漢字之大宗。以往的漢字學史上，前輩學者對形聲字研究已有着豐碩的成果。而在古文字考釋的實踐中，形聲字的結構分析仍然會出現種種問題，我們對相關實例稍事梳理，大致歸納為六類：誤以聲符為形符；誤以形符為聲符；誤以聲符甲為聲符乙；誤以形符甲為形符乙；誤以初文為省體；誤以聲符構件為羨符。下文將羅列其例並略述其成因。
貳、辨析古文字形聲結構疑誤舉例
形聲結構辨析有誤，往往影響到古文字資料的釋讀疏解，也會對漢字演變歷史的研究帶來不利影響，因而值得認真探討。
一、誤以聲符為形符
齊國陶文和璽文習見“”字，還有各種變體。徐在國先生指出：
此字从“行”，从“”，應隸作“”，讀為“鄉”。……或釋為“賈”、或釋為“遷”，或釋為“鄙”；或隸作“”，讀為“鄉”；或釋為“ ”， 讀為“鄉”；或讀為“廛”。現在學者意見漸趨一致，多將此字讀為“鄉”。
徐氏加注云：
釋“賈”者為孫文楷；釋“遷”者有陳介祺、顧廷龍、高田忠周、金祥恒等；釋“鄙”者有周進、孫敬明、曹錦炎等；釋“鄉”者有方濬益、李學勤、高明、王恩田、鄭超等；釋“”讀為“鄉”者為何琳儀；釋“廛”者為李零。[1]
今按，徐氏對“鄉”字考釋的歷史已有簡要的總結。諸家釋“”為“鄉”字可從，祇是形體分析尚可補說。此字當是从“稟”之初文，从邑从行，行亦聲。一鄉之中，倉稟和道路都是標誌性事物，故以兩者會意，邑為贅加義符。“行”與“鄉”古音聲韻俱近，是以“行”兼表“鄉”音。
“
今按，字當析為从喜，斤聲，即欣喜之“欣”，與《說文》中“訢”、“欣”二字音義皆同。《說文》：“訢，喜也。从言，斤聲。”又：“欣，笑喜也。从欠，斤聲。
二、誤以形符為聲符
“
“
今按，結合帛書本作“畸”和傳世本作“奇”的情形來分析， “
廖名春先生認為：
由郭店《緇衣》簡六的“
今按，“馭”字異體作
上博簡《容成氏》2 ：“
第一字从冒聲，可讀為“瞀”。……《玉篇》：“瞀，目不明貌。”《莊子‧徐無鬼》：“予適有瞀病。”……此二字可讀為“瞀瞽”。[8]
陳劍先生說：
許全勝將“
今按，陳劍說是，古代樂工多有由盲人擔任者，他們可稱“瞽工”，可稱“
包山楚簡有“
（劉信芳先生）將“
今按，劉氏將會意字認為形聲字，施氏已指其誤，所言甚是。連帶而及，包山簡138“坪
《易·井》：“井谷射鮒。”《釋文》：“射荀作耶。”按耶，《音訓》引作邪，是也。[11]
“射”可與“邪”通用，“邪”又可通“輿”，《呂氏春秋·淫辭》：“今舉大木者，前呼輿謣，後亦應之。”高誘注：“輿謣，或作邪謣。”因此，讀包山簡“坪射”為“平輿”應無問題，“坪（平）
三、誤以聲符甲為聲符乙
根據羅振玉先生的考釋，“埜”字早在殷墟甲骨文就已出現，後來研契諸家多從羅說，如王襄、孫海波和李孝定等先生均是。祇有陳晉先生認為“埜”字从林，从士得聲。[13] 姚孝遂先生《甲骨文字詁林》按語說：
羅振玉謂《說文》“野”之古文亦當作“埜”，其說可從，《漢書·地理志》及《汗簡》野作“壄”从矛。與《韻會》及《廣韻》同。《說文》古文則作“
甲骨文中出現“埜”字的卜辭祇有殘辭。誠如姚孝遂先生所言，“卜辭‘埜’字，用義不詳。” [15]
近時周忠兵先生撰文認為甲骨文
今按，筆者以為
在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中，
“顧”是當時通行的寫法，而“
今按，曾師經法先生在廣州國學研究社的一次講演中指出過，秦簡“
新見西周銅器
吳振武先生《試釋西周簋銘文中的“馨”字》一文[20]認為，按字形及其構詞，此字可分析為从“鬯”、“聖”省聲，當即馨香之“馨”的異體，並且從字形、文獻等方面作了詳細可信的考證。但本人從另一角度再作一下推測：“
為便於比照，移錄吳振武先生相關論述如下：
“
按據字形及其構詞，此字可分析為从“鬯”“聖”省聲，當即馨香之“馨”的異體。《說文》曰：“馨，香之遠聞者。从香，殸聲。殸，籀文馨。”鬯是祭祀用的香酒，故“馨”字可用“鬯”作義符。“聖”的古音與“殸”相近。《說文》說“殸”是“馨”的籀文，淅川下寺所出春秋
今按，就形、音、義三者檢驗，吳說本不誤。周氏以為
四、誤以形符甲為形符乙
上博簡《容成氏》21：“飤不童（重）昧（味）。”今按，原簡所謂“昧”字作
五、誤以初文為省體
何琳儀先生《戰國古文字典》疑“
誤認初文為省體的類似之例，還有“食”與“飤”兩字。張世超先生說：
“食”“飤”本同字異體，“食”是“飤”的省體，《說文》分“食”“飤”為二字沒有什麼道理……西周至春秋金文中，二字的用法無別。戰國時期，“飤”字在秦、楚二地很流行，與“食”同用。[24]
大體而言，張氏之說無可非議。但從歷時角度看，甲骨文已有“食”字，至西周金文命簋才有“飤”字。“飤”是“食”的孳乳字。只可說“飤”為“食”之增繁，不能以“食”為“飤”之省體。
六、誤以聲符構件為羨符
焦智勤先生曾經考證戰國鄴城陶文“
在戰國金文中，“
今按，焦氏所舉兩個下从口形的“業”字，“口”實非羨符，而是利用“業”字下部的“大”形加“口”標注“去”聲，換言之，“口”是“業”字聲符“去”的有效構件。曾師經法先生指出：
中山王壺E例（即
焦氏大概未見及曾師之說，故有此誤。
叁、誤辨古文字形聲結構之成因
以上分類只是出於行文需要，其實，一個形聲字的聲符辨認有誤，往往也會造成形符誤認。反之亦然。有時還會出現多個構字部件都誤認的情形。例如，上博簡《武王踐阼》2有字作
誤辨古文字形聲結構，成因可有多種。主要在於造字原意不清，構形理據不明，就會導致辨析形聲結構有誤，甚至混淆了某些會意字與形聲字的界限。
對古文字構形規律認識不足，也易於出現誤辨形聲結構。如古文字中有會意兼形聲之例，有多形多聲之例，也有省形省聲之例，稍一不慎，分析形體就會產生偏差。
有時為了遷就一己之說，削足適履，牽合自己對相關古文字材料的解讀，客觀上也會造成辨析形聲結構有誤。
肆、結語
用今天古文字學的眼光來衡量，許慎在《說文解字》中辨析形聲字也會出現種種訛誤，前賢時彥過去多有指陳，例如，劉釗先生指出：
古文字中有一些形聲字因形體的訛變，發展到《說文》小篆時已看不出其形體結構，於是常常被《說文》誤以為是象形字或會意字。還有一些形聲字的聲符在形體發展中因形變而變成了另一個字，使得聲符與這個字的讀音不合，為後來分析其結構造成了障礙。古文字資料中經常可以找到解決這些問題的線索。[29]
近年師玉梅也曾經利用金文資料校正《說文》誤析形聲字的例子。[30]
再高明的古文字學家也會出現考釋錯誤的情形，本文羅列若干辨析形聲結構疑誤之例，祇是就事論事，絲毫未影響到我對所涉及的學者的崇敬之情。小文疏失在所難免，尚祈同道君子多多指教。
附記：此文電子本承陳君斯鵬幫助造字校訂，謹此志謝。
2009年3月初稿
文章来源：《愈愚斋磨牙集》
中西书局，2014年，
第295—307頁，引用請查閱原文。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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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1—7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008年。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蔡葛陵楚墓》，大象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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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輝：《古文字通假字典》，中華書局，2008年。
注释：
[1] 徐在國：《山東新出土古璽印考釋（九則）》，《中國文字研究》第二輯，廣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76頁。
[2]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中華書局，1998年，第3頁。
[3] 劉信芳：《荊門郭店楚簡老子文字考釋》，《中國古文字研究》第一輯，吉林大學出版社，1999年， 第107頁。
[4] 廖名春：《郭店簡从“
[5] 李零：《容成氏》注釋，見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第二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第251頁。
[6] 何琳儀：《第二批滬簡選釋》，《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續編》，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年，第450頁。
[7] 王輝：《古文字通假字典》（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2月），第72頁。
[8] 許全勝：《〈容城氏〉補釋》，“簡帛研究”網2003年1月14日。
[9] 陳劍：《上博楚簡《容成氏》與古史傳說》，“中國南方文明”學術研討會論文，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3年12月。
[10] 施謝捷：《楚簡文字中的“櫜”字》，《楚文化研究論集》第五集，黃山書社，2003年， 第339頁，注釋20；所引劉信芳先生文為《包山楚簡地名考釋十二則》，第一屆簡帛學術討論會論文，臺灣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1999年12月，第4—5頁。
[11] 高亨纂著、董治安整理：《古字通假會典》，齊魯書社，1989年， 第857頁。
[12]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蔡葛陵楚墓》，大象出版社，2003年，第184頁。
[13] 以上諸家之說俱見于省吾主編、姚孝遂副主編《甲骨文字詁林》“埜（野）”字條下，中華書局，1996年，第1384—1385頁。
[14] 同上注，第1385頁。
[15] 同上注。
[16] 周忠兵：《甲骨文中幾個从“丄（牡）”字的考辨》，《中國文字研究》第七輯，廣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39—140頁。
[17]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中華書局，1998年，第530頁。
[18] 黃文傑：《秦至漢初簡帛文字研究》，商務印書館，2008年，第167—168頁。
[19] 參拙文《雙聲符字綜論》，《中國古文字研究》第一輯，吉林大學出版社，1999年6月，第333頁。
[20] 周氏引用吳文題目“簋”字前奪“
[21] 周寶宏：《西周金文考釋六則》，《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七輯，中華書局，2008年，第223頁。
[22] 引者按，“陳文”指陳全方、陳馨《新見商周青銅器瑰寶》，《收藏》2006年第4期。
[23] 吳振武：《試釋西周
[24] 張世超：《戰國秦漢時期用字現象舉隅》，《中國文字研究》第一輯，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85頁。
[25] 焦智勤：《鄴城戰國陶文研究》，《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四輯，中華書局，2002年，第324頁。
[26] 曾憲通師：《從曾侯乙編鐘之鐘虡銅人說“虡”與“業”》，見所著《古文字與出土文獻叢考》，中山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36頁；原載《曾侯乙編鐘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
[27] 張振謙：《＜上博七·武王踐阼＞劄記四則》，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2009年1月5日。
[28] 例見高亨纂著、董治安整理《古字通假會典》，齊魯書社，1989年，第515頁。
[29] 劉釗：《談考古資料在〈說文〉研究中的重要性》，《中國古文字研究》第一輯，吉林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228頁。
[30] 師玉梅：《以金文證〈說文〉形聲字之誤斷》，《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六輯，中華書局，2006年，第10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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