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王金刚经》，墨拓，剪裱上下册。上册30开，下册22开，每半开纵26.5厘米，横15厘米左右。裱本每行10字，细察行间并无接缝，可知碑文原分上下若干层，为传拓后装卷方便。
唐太宗李世民酷爱王羲之书，因而王字成为有唐一代最为风行的书体。咸亨三年（672年），长安弘福寺沙弥弘仁首先采用“集字”的方法，汇集王羲之的行书单字刻成《集王圣教序》碑，对于王字的普及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后来沿用其法者不断。此碑为奉旨集王，模勒精良，自是与众不同。明代大书法家陈继儒甚至认为它的可信程度超过《集王圣教序》：“文皇《圣教序》千余言，怀仁集右军书未免凑合。若《金刚》梵字无多，不必假借，其为逸少真迹无疑矣！”（上海博物馆藏《集王金刚经》跋语）因为王字真迹久已失传，因此唐人的响拓之本、集字之碑就都成为我们今天学习和研究王羲之书法仅存的珍贵资料。
此碑由唐玄度篆额，唐玄序模集，邵建刻。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唐玄序职衔为“朝请郎前行右卫仓曹参军”，官阶低微，生平已不可考。此碑原石早佚，曾有翻本，而唐石原拓稀如星凤，已知存世者唯此本及上海博物馆本。此本除碑额失拓外，首尾完好无缺，拓墨黝然深厚，字口如新，即末尾字径1厘米许的小楷书亦笔笔清晰。张彦生《善本碑帖录》定为唐拓。徐鸿宝谓与敦煌出土之柳公权书金刚经纸墨相同，亦断为唐拓。
此碑拓原为宝墨斋王英孙旧藏，归朱氏后，翼盦先生手为题签，并5次题跋于册之首尾。册中鉴藏印有“卫周胤印”、“邰孙之章”、“地山堂收藏印”、“宝古堂”、“宝墨斋”、“安邑宋氏家藏”、“翼盦鉴藏”等。文献著录主要有：宋欧阳棐《集古录目》、赵明诚《金石录》、陈思《宝刻丛编》，清钱谦益《有学集》、叶奕苞《金石录补》、叶昌炽《语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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