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 |《雪窗帘》
原标题 | 旅人
我再也没有见到那条对我亲热的狗和它的主人。当我费尽心机打听到他们的住处时,开门的是新主人。这女人又高又胖,头发烫得跟鸡窝一样,薄薄的嘴唇,说话时唾沫星子四溅。
“请问有何贵干?”她上上下下打量着我。
“听说这里住着一个男人?”我惴惴地补充,“还有一条狗。”
“他们走了有半个多月了。他们不回来了。”她说。
“永远不会回来了?”我失望地问。
“你也看到了,我是这房子的新主人了。”她说。
“那么他们离开时那条狗好吗?”我问。
“那条狗跟在主人身后,他们一前一后离开这里的。”她说。
“谢谢你。”我略觉欣慰地说,“我只想打听一下狗的消息。”
当我转身欲要离去时,忽然那女人叫住我:“等一等,我知道你的名字。”在我回身的一瞬,她说出了我的名字。我正诧异着,她又说,“我听这里有很多人在议论你,说你认识一个游手好闲的人,养了他好些年,后来他抛弃了你,你就精神失常了。”她尖刻地说,“不过我看你不像精神病患者。”
“是吗?”我说,“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远天报》的记者,我来这里是为了采访四年前一场火灾的幸存者。”
“这里从来没有发生过火灾。”我说。
“你当然记不得了。”她略带嘲讽地说。
“不过我得告诉你,我的朋友并不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人,他只是一个旅人,只不过我们旅行的方式不同。我并没有养他好些年,他是一个能自食其力的人;而且,我只见过他一面,我们只是通信,这不存在抛弃不抛弃的问题。”我说。
“旅人?”她一抖肩膀不以为然地说,“精神病患者都是这样说自己的。”
“其实跟你讲这种话真是可笑。”我边朝家走边说,“世界上怎么就有这么不善良的人在健康地活着?”
狗没有死,但它永远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
那位女记者果然在走东家串西家地采访火灾的事。一些人在讲述时还痛哭流涕,仿佛真的有那场火灾似的。我在码头买水果和米时常常能看见那女人。她总是冲我讳莫如深地笑着,仿佛我是个怪物。我见了她远远就躲开,我不喜欢她高声大气和人说话的腔调,也不喜欢她那色彩恶俗的服饰,那完全是头蠢驴才穿的服装。然而我感觉到了当地居民对她的热情和友好,他们常常往她的篮子里塞鸡蛋和红枣,还不让她付钱。后来我才明白,每一个火灾的幸存者都可得到政府一笔数目可观的抚恤金,大家都愿意当幸存者,这使我对落拓不羁的郑克平有了由衷的怀念。
最重要的是寻找自己的来处。也许郑克平的信能帮我找到线索,可那些信已经被我从窗户抛向大海了。
那盏低垂的灯探向书桌。窗外的季节我已经无从知晓了。无非是白天黑夜,无非是潮涨潮落,无非是月圆星稀,无非是日落日出。这日子真让人百思不得其解,那么多已逝的人一个一个朝我的梦境走来,诉说着他们的痛苦,看来死去也不能得到永久的解脱。死去也是一个旅人。
不管别人如何看我,我认为自己是正常的。这其实真的没有什么,一个人决绝与人交谈,只是因为他要留下时间与自己交谈,这并不标志着失常。我用不着时时提醒自己是正常的,因为我已经是正常的、坚定的、清醒的。
有一天我去码头又碰见了那个女人。原想她的采访已经结束,该离开这里了,不料她却仍然趾高气扬地到处走着。她每到一处都能引来一阵奉承和恭维,有人夸她好气色,有人赞美她美丽,有人称道她那身不伦不类的衣裳,这使得她胸脯挺得更高,脸上笑意盈盈。我对人也就越来越失去信心。这女人腋下夹着一份报纸,她在与一个水果商贩交谈时,那人送给她一只菠萝,她假惺惺地推托着,这使得她腋下的报纸溜到地上,恰巧海面上吹过来一阵旋风,将它送到我的脚下,我就拾起它回到小屋。我放下水果蔬菜,坐在书桌前,那盏低垂的灯将散漫的光晕投向报纸,那是一份《远天报》,是一星期前的报纸。头版刊登着一个男人的巨幅照片,我一眼就认出了是葡萄园主的照片,报道说他正在筹备第二次盛大的婚礼。他那为他生了九个孩子的妻子以与人私通的罪名被他休掉,新妻子是酒吧间的一名女招待。报道还说在他举行婚礼的那一天,酒吧间所有的葡萄酒都由他免费提供,大家可以开怀痛饮。
这主意倒是很妙的,既为葡萄酒做了广告,又显示出主人在喜庆日子的一种大度。不过我的疑惑是,一个与葡萄园主生活了不到二十年的妻子为他生了九年孩子,她哪有私通的空闲和机会呢?
男人们为了结束旧生活总能找到千般借口。
报纸的第二版是关于一场火灾的报道,其间登载着几幅火灾幸存者的照片。一看所报道的地名,这才明白出自那位女记者之手。文章开篇写道:“四年前在旺角所起的那场大火,至今仍然令人心有余悸。一些幸存者为此而精神失常。”其中的一张照片我一眼就认出是水果贩子,他故作痴呆地大张着嘴,嘴角流着涎水;而另一幅则是洗衣店的老女人,这个以吝啬而闻名的人竟然歪着嘴,将头发弄得乱蓬蓬的,双目透出呆滞的光。我心下想,他们的表演真比职业演员还精彩,而那位女记者的摄影技术比她的文字功夫要漂亮得多。文章以一种悲天悯人的口吻呼吁全社会给这些失常者以无私的帮助。其实被人同情已经很不幸了,如果有意识制造一种同情,那简直就是格外的下流了。我不知《远天报》的千千万万读者怎么想,我只知道我生活的环境假话比真话动听,谎言比真理受宠。
我的判断没错。援助款一笔接一笔朝这飞来,许多人领到钱后乐得夜不能寐。而那场莫须有的火灾究竟有谁是亲历者,真是无从考证。女记者被当成了这个城市的英雄,人们拥戴她、赞颂她,给她的衣食住行提供一切方便,仿佛她要做这个城市的女王。这真让我对人越来越丧失交往的欲望。我真想乘着一只船远航,永远离开这里,可是我不知到哪里去,更没有什么船的影子,这样的日子已经很久了。
有一日黄昏我去洗衣店洗床单,那个悭吝的老婆子正在专心致志地给洋芋削皮。我说了一声:“来洗床单了。”她便惊得抖了一下手,刀尖扎着了她的手指,涌出一股鲜红的血来。她大惊失色地叫道:“你赔我血!”
“又不是我扎了你的手。”我说,“我只是说要洗床单。”
“你这个疯子!”她指着我激愤地骂,“你说话吓着了我,我削洋芋时你是不能说话的,你赔我血!”说完,她飞快地将手指塞进嘴里,贪婪地吮干净了血。
“你这些血值多少钱?”我好奇地问。
“一滴血是七八个苹果的营养,这有上百滴的血呢,你得赔我一筐苹果。”她的眼睛泛出一股绿光。
我说:“好吧,我赔你一筐苹果。”
“我不要苹果,我想把一筐苹果折合成你门前的那把红木椅子,我早就相中它了。”她说。
那把红木椅子在门前的一棵树下,我常常坐在那里在向晚时分回首往事。这把椅子无论如何也不能给她。我向她表明了态度,她便心犹不甘地悻悻地说:“那就买一筐苹果吧。”
从此我不敢再到洗衣店去洗衣。我觉得真正地被世人抛弃了。为什么每件事情的出现都要付出代价、都有阴谋?
那盏低垂的灯探向书桌。它照着我苍白的十指。我已经不会拨动琴弦了,我总想到远方去旅行,可又力不从心,我只能安闲地听着海水拍打我的房屋,听着时间持之以恒的敲击声。
我老了,我想。海也老了,我想。月亮也老了,我想。船也老了,我想。
那个洗衣店的老女人忽然有一天暴尸街头。她是被一匹惊马给踩死的,她死后人们从她的屋里找到许许多多花花绿绿的钞票,她的两个儿子为争夺这些钱几乎动了刀子。她出殡的那天有蒙蒙细雨,没有人为她哭泣,可是因为人人都淋了雨,仿佛就是为她哭泣了似的。
我也淋了雨,雨水打在我的脸上,我的脸湿了。不过雨不淋在我脸上,我的脸也会湿的,因为我真心流了泪,在那个葬礼上真心为她落泪的只有我一人。她活了一辈子,为了攒下一堆废纸而辛劳、计较、吝啬,她到死也许都认为这是正确的。这是我为她流泪的唯一原因。
有一天晚上,我刚刚熄了灯躺到床上,忽然听见有人推开我的门,这人悄悄走进卧室,并且拉亮了床头灯。我在刺目的光线中睁开了眼睛。
“我朝你这走来时灯还亮着。”那个女记者说。
我半倚着床头坐起来:“你找我有事吗?”
“你没有锁门的习惯?”她问。
“我为什么要锁门?”我反问。
“你知道吗?”她说,“你一直在酗酒,你门前的空酒瓶要搭成一座城堡了。”
“这有什么?”我说,“如果你没事,我要睡觉了。”
“大家都说你精神失常,可我不那么认为。”她生涩地冲我笑笑,“我对你说两件事,你一定非常感兴趣。”
我冲她点点头,示意她说下去。她一屁股坐在床头柜旁边的一把木椅里,说:“一件事是关于火灾的,一件事是关于你的一位朋友的。”
我最讨厌这种卖关子的开场白,所以打了一个长长的呵欠对她的啰嗦表示反感。
“先说火灾吧,你就是在火灾的那一天精神突然失常的。大火几乎烧光了整个小镇,当时你正在河边洗衣,看见火光,你扔下衣服朝回跑,途中被几条逃命的狗给咬了。你进了镇子,到处是残垣断壁,人都被烧成焦煳状了。你昏了过去,醒来后就成了现在这副模样。所以,你是火灾最深重的受害者,你应该得到政府给你的一笔数目更为可观的抚恤金。”
“靠人救济?”我说,“我能自食其力。”我开始回忆我为了找那条狗而第一次遇见这个女人的情景,当时她是这样说我的:“我听这里有很多人在议论你,说你认识一个游手好闲的人,养了他好些年,后来他抛弃了你,你就精神失常了。”
假若我真的精神失常了,不会是由于两个毫不相干的理由。而从女记者口中分明说出了两种自相矛盾的原因:火灾和爱情。这两样事情在我看来都不至于使我发疯,我的承受能力比我的相貌要出色得多,所以我认定她居心叵测,接下来还会撒弥天大谎。她撒过的谎她自己都忘了,所以她很难自圆其说了。我真想提醒她一下她说过的话,可她的表演欲望旺盛如炉火,我只能听之任之。
“其实我也有相似的经历。”她语调凄惨地说,“云南的那场大地震使我失去了世界上我最爱的人,他是位画家,当时正在外面写生,我们结婚还不到三年。”
“一个画家会看上如此俗不可耐的人?”我心下想,“又是杜撰。”
然而她却用温存的语调梦呓般地回忆着:“他生前待我一直很好,很体贴我,早晨很早就起来煮牛奶,他的清蒸鳜鱼做得特别地道。我每月不舒服的那几天,他一点凉水也不让我沾,他对我太好了。”
我丝毫也没动恻隐之心。
“现在你明白了吧?我为什么会对灾害的受害者有着深深的同情?”
我惘然地摇摇头。
“因为我也是一个受害者!”她大吼了一声。
我说:“安静点,你得以窗外的那片海为榜样,它是多么激情洋溢,又是多么平静。”
“所以说你精神失常了。”她说,“窗外从来就没有海,这不是海滨渔村,而是一个内陆小镇,空气很干燥。”
“这骗不了我。”我说,“窗外那片海已经伴随我整整四年了。”我下床推开窗户,真真切切看到了月光下一片海,它安恬柔和,无边的水汽朝我袭来,我觉得有些凉。
那女记者尾随我来到窗前,她的鸡窝头令我格外反感。她一耸身对我说:“既然你不相信那场火灾,又认定窗外有一片海,我看我没有必要告诉你关于一个人的故事了。”
“我并不想知道人的故事。”我说。
“可这个故事是关于郑克平的。”
我的意志垮了。我惊恐不安:她怎么会知道郑克平?
“我在调查火灾的过程中,知道你曾和一个叫郑克平的人交往过,后来他离你远去了。我写信让报社的一个同事打听郑克平的下落,我想这或许对你的康复有帮助,结果我打听到了他的下落。”
我的心一阵阵紧张地跳着,可她仍旧在一如既往地卖关子,我真想撕烂她的嘴。
“他现在在哪?”说这话时我浑身哆嗦。
“他离开你之后去了西北,他一路行乞,吃过不少苦,可也挺浪漫的。大约是四年前的夏天吧,他觉得已经把中国能去的地方都走遍了,所以他想到非洲去转转。”
我口干舌燥,焦急地等待下文。
“他选择了偷渡。结果他被发现了,从此之后就再也无法旅行了。”
“他被监禁了?”我急切地问。
“不,他同你处境一样。”她冷静地说,“只不过你仍然自由自在地在外面游荡,还可以享受生活的气息,而他则被关在屋里接受治疗。”
“精神病院?”我害怕地说出这几个字,然后摇摇头说,“这绝对不可能,郑克平是个极其乐观的人,他永远都不会精神失常。他来到人世间就是为了精神漫游,他不会停止下来,会一直走下去,他会走的,而且正在走着!”
“别太激动。”女记者说,“该说的话我都说了,权当是一场游戏。”
“什么是游戏?”我结结巴巴地问。
“一切。”她故作超然地说。
“我可不想什么游戏的事。”我说,“一切都是认真的。”
“信不信由你,我该走了,夜已深了,我累极了。”她淡淡地说,“明早我还要赶路,我要离开这里了。”
“你早就该离开这里了。”
女记者也不愠怒,只是连连摆着手告退。
她走后我又看了会儿海,看倦了便熄灯休息。我对一切谎言都已有了心理准备,所以我睡得很香甜。第二天早晨起来却听得外面一阵喧闹,我推开窗户,见到了热烈的送别场面。一艘船泊在岸边,许多百姓正把红枣、鸡蛋、苹果、橘子,一篮篮一筐筐地往船上搬,那女记者穿条火红的纱裙站在船头频频向大家招手。当船舱的东西已经满得不能再满的时候,女记者才挥手让船起航。那船摇摇晃晃的,像是在发疟疾。送别的人竟然装模作样地流下眼泪,一副舍不得的样子。女记者也抬起手擦着眼睛,谁知那里有没有泪水呢,这真让人好笑。
女记者走了之后,该回家的人都回家了。我喝了一个白天的茶,吃了两只苹果。黄昏时,我到码头去买水果,见那围着许多人,海浪正扬着手把一些水果和红枣送到岸边。这些水果在海水中优雅地舞蹈着,玲珑剔透。
“沉船了。”一个人说。
“沉船了。”又一个人说。
“沉船了。”一个人小声说,“是她的船。”
“沉船了。”另一个人说,“她装东西装得太满了,她没给自己留下一个地方。”
“沉船了。”
“沉船了。”
“沉船了。”
人们反复这么说着。我也在说着。我知道这个黄昏人们由于虚情假意哀悼一个人,将不会再有人做生意,所以我知趣地回了家。路上我在想,那葡萄园主的新夫人是否为他生了孩子?那条与我亲昵的狗如今流落到何方,它的衣食住行有保障吗?
没有邮差来。没有船来。门开着,我老了。我哆哆嗦嗦地走进地窖,一股潮气使我流下了鼻涕。我提着一瓶酒,颤颤巍巍回到屋子里。空气好极了,我知道女记者在骗我,郑克平一定正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旅行。
也许他不再有信来,但他肯定在旅行着。我也在旅行着,尽管人们不相信,只有我自己知道,四年中我走过了多少漫长的旅程。尽管人们也不相信有一片海存在,但它真真切切地铺展在我的窗外,同我共呼吸着。
窗外有一片海多好。
沉船了。
那盏低垂的灯探向书桌,它照着我苍白的十指,照着我苍茫的心事,照着我的思念和眷恋,照着我已逝的青春,照着我激情消逝的平静,照着我比晚霞还要绚丽的衰老。
它唯一照不到的,是我那广阔的心灵。
本文选自迟子建2016年最新短篇小说集《雪窗帘》,雪是冷的,但思念却是热的,家在远方,爱仍然留在心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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