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训是我国文化里的一份珍贵遗产，它不但能修身齐家，还能治国平天下。孟子说：“国之本在家。”国家国家，没有家何来国。我国在人际关系最讲究的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五伦关系中，家庭关系就占了“三伦”，而剩下的君臣和朋友，又常用父子、兄弟作比，所以君臣、朋友也与家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正是因为此，我国早在“上古三代”，就有家训可查了。周文王的《诏太子发》、姬发的《戒书》、管仲的《弟子职》，都是我国最古老的家训。但家训真正盛行，还是在魏晋之后。北齐黄门侍郎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就是这些家训中的杰出代表，有“古今家训，以此为祖”和“家置一编，奉为楷式”之美誉。
当然，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不光是摆在桌面上，或者挂在墙上给人看的，它对颜氏家族个体的生存、种族的绵延、子女的教育、人格的发展、道德的维系以及文化的传递等，都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颜之推的儿子游秦、孙子师古，都是《汉书》专家；师古的侄孙元孙，写出了《干禄字书》，在小学上的造诣极深；元孙的儿子杲卿，是安史之乱中骂贼牺牲的有名忠义之士；元孙的侄子真卿，不但是著名的书法家，还是大义凛然、斥骂叛臣壮烈牺牲的刚直之臣。
从七世纪初到八世纪末的两百年间，颜氏才贤辈出，忠义传家，世所共赞，把这些归功于《颜氏家训》，一点儿也不为过。
到了唐代，随着诗歌的鼎盛，家训也以诗歌的形式出现了。杜甫的《示子诗》和韩愈的《示子诗》，大家耳熟能详；卢仝的《寄子诗》、杜敬的《寄兄子诗》也家喻户晓。近世从敦煌石窟发现的《太公家教》，虽系“伪书”，但它在中唐至北宋初年也盛极一时，直到十一世纪之后，才为《三字经》所取代，从它如今还被收藏在大英博物馆和巴黎国家图书馆来看，它流传之久和流传之广，也可见一斑。
宋代家训与前世相比，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但琳琅满目，而且多以专著流行于世。司马光《司马温公家范》、赵鼎的《家训笔录》、叶梦得的《石林家训》、陆游的《放翁家训》、刘清之的《戒子通录》等，无不洋洋大观，令人瞩目。
明清随着谱学的发展，家训又以谱训的面目出现，并很快受到重视和效仿。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家训，多以“尊祖”、“睦族”为起点，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规范，用平易近人的短句警语训诫子孙后代，重在寓教于行。《家规辑略》、《陆氏家训》、《庞氏家训》、《苏氏家语》应有尽有；《馀庆堂十二戒》、《家诫要言》、《家矩》、《东里家训》、《奉常家训》名不虚传；《来复堂家规》、《倪氏家规》、《曾文正公家训》、《丰川家训》蔚为大观。
这些家规、家训、家范，要子孙从小做起，从“我”做起，小到洒扫庭院、应对进退、待人接物、爱亲敬长、尊师重道、衣冠服饰、语言步履、读书作文，大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无所不有，无所不及。这些家训不但对自己家族成员，从小就开始了伦理教育，敦睦了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让子孙有了立身处世之本，也对社会的稳固和国家的建设，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这就是家训既利于家，又利于国的真正原因。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