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曾在20世纪30年代预言：当科技水平足够进步，人们每周的工作时长会缩短至15小时。
但如今，人们的工作时间更长，但对社会的贡献并不见得更大，随着社会发展，增加了大量毫无意义的工作。这让很多人慢慢感觉到自己似乎毫无价值，每天都是在耗费时间。
大卫·格雷伯决定写这本《毫无意义的工作》，目的很简单，“想提供一个比原始文章更为系统的论述”。他感觉到这个问题的迫切性关系到当今世界每一个劳动者的尊严。
《毫无意义的工作》
[美]大卫·格雷伯 著
中信出版社
格雷伯曾提出：
在世界上的富裕国家，已经有37%～40%的工作者觉得自己的工作毫无意义。粗略来看，50%的经济是由狗屁工作或者支持狗屁工作的工作构成的，而且这些狗屁工作甚至没什么有趣的地方！
这深深地刺痛了千千万万工作者的心：狗屁工作=毫无意义，这难道是人类应有的人生吗？
格雷伯所说的这种“无意义”状况，并不是批判一切工作，而是指脱离了人类社会真实需要、人为叠床架屋的泡沫化分工。他说：
（无意义岗位激增的数字）出现在行政领域，比如全新的金融服务和电话销售等行业，以及空前扩张的公司法、学术与健康、人力资源和公共关系等领域。这些数字甚至没有反映出为上述行业提供行政支持、技术支持和安全支持的那些人。其实所有辅助性行业都需要算进去（比如，给狗狗洗澡、24小时送比萨的行业），所有这些工作的存在不过就是因为每个人都花费了太多时间在'工作’上而无暇顾及其他。
所以他无比嘲笑地提议，“以上这些工作就叫'狗屁工作’好了”。
我们人类社会在大资本的操控下，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摧毁劳动价值的“新工作”，让无数人宝贵的生命在无意义中旋转？这充盈着道义感的喝问，瞬间揭开了“后工业社会”隐藏的病症，使太多的人坠入自我价值的痛苦思虑中。
为什么会出现大量无意义的工作？
问题的答案不仅仅是经济性的，也是道德和政治性的。无疑，失业率太高会造成社会动荡，我们需要向社会人口提供更多的就业。而在后工业社会之中，大多数工作都属于“第三产业“，即致力于分配或维护而不是生产商品。
格雷伯指出了很微妙的一点：
观察近几十年工作的扩张情况，会发现行政部门扩张得最厉害，甚至比“服务”部门扩张得更多。虽然企业会无情地裁员，但受雇处理公文的小职员数量却总在不断增加。
人们常有的误解是狗屁工作岗位基本都出现在政府公共部门，总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看法，认为政府机构必然是臃肿的、里面的行政级别必然冗余，而私营企业则是精简高效的。实则不然，人们常常吐槽私营公司无情地逼迫员工干活，不断要求大家提高效率，每时每刻都在监督着员工的工作。
这些毫无意义的狗屁工作不仅带来了社会价值与意义的困惑，也产生了尖锐的职业伦理拷问。
民意调查机构自行发起了一项民意调查，面向英国居民，来验证文章中的假说是否成立。
比如，你的工作是否“对世界有贡献”？结果令人惊讶，超过1/3的人（37%）表示他们觉得自己的工作对世界没有贡献（同时，50%的人表示自己的工作对世界有贡献，13%的人表示拿不准）。
后来在荷兰进行的一项民调给出了几乎一模一样的结果。
在《毫无意义的工作》中，格雷伯针对如何消除“狗屁工作”开出了自己的“药方”：全民基本收入。也就是说，每位国民都可以定期领取一定金额的金钱，不论他有没有工作。这听上去就颇有些“乌托邦”的味道了。
问题是，如何在经济结构和意识形态上同时撬动业已坚固的“管理封建主义”，从铁公鸡身上拔下毛来？
或许应该这样说，狗屁工作最狗屁之处并非工作本身，而是它所支撑的社会秩序和僵化的意识形态，以及受制其中的无力感和无意义感。然而，任何人都离不开有意义的工作，不论是调酒师、看门人，还是股票交易员或者保险中介人。
即便在做一份狗屁工作，我们也需要有继续下去的理由，以及从中挖掘出益于主体的、自我实现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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