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味旧时邻里之间的拜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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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朋友圈有关过年的话题日见增多，这让我不由得想起鲁迅先生在《故乡》说过的一句话：“我于是日日盼望新年”，也是，甭说鲁迅那个年代，即便是在我小的时候，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儿也都是无不盼望过年的。不过，古人早就说过：“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而过年又何尝不是：以前，过年与拜年是分不开的，也正因为有“拜年”，过年才显得更有年味儿，可如今，拜年的风气渐行渐远，年味也是越发淡了！

记忆里的拜年，我们古已有之，是过年期间顶重要的一项内容，既庄重又喜庆，既有讲究又好玩儿。说它庄重和讲究，我自然是指的那种让人很有仪式感，且蕴含着浓浓亲情的家族式拜年，而“喜庆和好玩儿”，在我当时还是一个孩子的眼里，则是邻里之间的拜年，一道颇为美丽的风景。

我小的时候跟父母住大杂院，那是一栋坐北朝南，中间有个四四方方的露天院子的三层楼，有大约二十多户人家，其中有生活条件好一些的，也有家境很差的；有知识分子，也有不识字的；有工薪阶层，也有无业的；当然老的小的，男的女的，该有的全都有，是名副其实的大杂院。

印象里，那个年代，住在大杂院里的左邻右舍处得好像都挺好，都很友善。小孩儿们也都能玩儿到一起，玩的时候，不管是在楼道上还是在院子里，但凡碰上大人，还都会抢着'叫人'（既恭敬地喊一声对方的尊称，如爷爷，或婶婶……）。当然，成天价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邻居之间，尤其是在家闲着的那些大娘婶婶们，难免东家长，西家短，飞短流长地惹出一些口舌，不过，邻里之间无论有多大的矛盾和隔阂，待到过年，一经拜年，那所有的窘僵就都不破自破，所有的不快也就都随之消融了。

我至今都还记着，那时候，每年的过年，从年初一一大早起，诸如'过年好'之类的拜年话，便在邻居们之间，乐此不疲地，重复来重复去地，说着，听着，好不热闹！打小我就从大人们那里知道，拜年是要挨着门一家一家拜的，也就是说不能隔门拜年。不过也有例外，隔着我们家一个门的有个夏奶奶，再往前一个门，还有个王奶奶，而住在我们家楼下的更有一个最年长的杨奶奶，每年，我母亲都嘱咐我们几个姊妹一定得先给这三个奶奶拜年，而我们几个也都照做，从不违规。

还有例外的，每年的大年初一，常常是在天儿还没放亮的空当，跟我们家隔着一个门的夏叔叔，也就是夏奶奶的大儿子，便会第一个就敲响我们家的门，每次他都是站在门口或跟我父亲或跟我母亲说一些拜年祝福的话，然后就匆匆地离开了。夏叔叔的这个习惯在我父母健在时一直都这样。那会儿，夏家在院里是属于有钱的人家，生活较为富裕，夏叔叔本人还是个文化人，温文尔雅，颇有书卷气，但他年年都能屈尊就卑地先给我们家拜年，可见当时的邻里关系是非常之和睦融洽的。

只是，那时候有钱的人家少之又少，多数家庭过得都很不容易，而我们家因家口较多生活更艰苦。不过，我母亲天生聪明又要强，她勤俭持家，含辛茹苦，晨兴夜寐地，一直都是那样艰难地撑着家，而且把家操持打理得体体面面，这使得我们那会儿尽管生活清苦，却照样能活得有尊严和受人尊敬。尊敬向来都是相互的，因此上，每年的大年初一，我母亲照例都只会待在家里，接待和答谢来我们家拜年的人，这当中不仅有街坊四邻，还有时常会帮我们家忙的一些亲友。其实，从初一到十五，我们家就总不断人，进进出出的，特暖心！

当然，对当时我们还都是孩子的小邻居们而言，拜年到底不如大伙儿凑在一块儿玩儿来得更有意思。于是乎，在匆匆给邻居中的长辈们拜完年之后，我们大杂院里的孩子们，必是不期而聚。聚在一起时，大一点的孩子会继续轮番地放爆仗；小一点的则只会躲在一边捂着耳朵吆喝，也跟着凑趣。而在偶尔坐下时，不管是大孩还是小孩都常常会围绕着“究竟是谁家在年三十的晚上先放的爆仗”和“谁家的爆仗最响”等话题，争论不休。那时的我们天真烂漫，无忧无虑，平时过的就很快乐，就更不用说过年了。

白驹过隙，时光荏苒，转眼间就又要过年了！说起现在的“年”，貌似怀旧的我其实也明白，倘颠覆一下思维方式去看，它也是有可圈可点之处，譬如，如今不兴拜年了，我就觉得它也是有可取的一面，凡事不可一概而论。然而，我必须得承认，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怕是再也找不到从前过年的那种感觉了！哎，时移俗移，我也只能随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