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作为封建历史上“中央集权”高度集中的朝代之一，其所推行的一系列政治举措，以及对明朝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无疑都具有着极高的研究价值。好比明朝的“京察制度”，它的出现对明朝而言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又是怎么样影响“明朝吏治”的变迁的？
明朝官员插图
据《明史·职官志》上面的记载：“四品以上自陈以取上裁；五品以下分别致仕、降调、闲住、为民者有差，其册奏请，谓之京察。”
这段话所表达的便是对“京察制度”的概述，意思就是四品及以上官员，在明朝展开“吏治考核”的时候，需要采用一种“自陈”即主动向皇上奏请的方式，来向当朝皇帝表明自己是否恪尽职守、严于律己；五品及五品以下官员则采用一种“堂审”的方式来展开“吏治考核”，也就是由“吏部及都察院会同所属部门的官员共同考察。”
换句话来说，这“京察制度”也就是明朝“吏部”考核官员是否尽忠职守，奉献于国家的一种手段。
就好比现代公司里面的“人力资源部”定期对员工进行的考核工作，通过对员工考核结果的评判从而确定员工的任免、升降、以及调动等有效管理。
毕竟明朝作为一个在封建历史上排的上号的“大一统王朝”，虽然采用的是“中央集权制度”这样的“君主专制”政治体系，但总不可能让明朝统治者事事都亲力亲为吧？
明太祖朱元璋画像
再怎么说明朝的统治者他也是个“凡夫俗子”，一旦脱离了皇帝的身份，其实也就是一个普通人，精力有限，一个人打理起来自然是力不从心，所以就势必会需要大量的“官吏”来辅佐治理。
但是，这官员一多，就容易出现“贪污腐败”的现象，投机取巧，从社会中谋取利益，层层剥削下来，最后受苦受难的还是位于社会体系最下层的“黎民百姓”，继而也就容易导致平民与贵族之间的“阶级矛盾”激化，爆发“农民起义”，推翻当朝统治者的统治。
就好比封建历史上第一个推行“中央集权制度”的秦朝，昏庸的秦二世“胡亥”无能，被权臣“赵高”独揽朝政，结党营私，致使百姓承担的赋税徭役繁重，远远超出了所能承受的范围，民不聊生。
因此，也就导致了秦朝末年，由陈胜、吴广所率领的农民起义军不畏强权，纷纷响应推翻秦朝统治的事件发生。
明朝整顿吏治插画
故而，“京察制度”的出现对明朝而言。无疑就是明朝“整顿吏治”，限制官员徇私舞弊现象的一把“利刃”，对于维护明朝政权的稳固有着相当积极的意义。
据《大明会典》上面的记载，明朝统治者会通过：“两京各衙门属官首领官，从本衙门堂上官考察。如有不才、及老疾者，吏部验实、具奏定夺。”
意思就是让明朝两京各个衙门的首领官自行纠察，考核自己衙门内部的官员素质，如有徇私枉法、无能或者老弱病残的，就得如实填好资料呈交给吏部验明正身，继而决定是“依律惩处”还是“升职加薪”，亦或者是发放退休金，让这些老弱病残者告老还乡。
也就是说，“京察制度”对于明朝而言，还是一套提升“官吏”执行力的奖励机制，让官员对于朝政事务更加上心，继而促进明朝政权的稳固和统一。
明朝官员画像局部
按照常理来讲，一套制度一旦制定推行之后，当朝的统治者几乎都不会去大刀阔斧的改动，只需要日常的维护制度能正常推行实施就可以了。
就好比沿袭至清朝时期的“京察制度”，在经过改良确定“三年一考”，以守、政、才、年“四恪”以及贪、酷、无为、不谨、年老、有疾、浮躁、才弱等“八法”为升降标准之后，除了把“贪、酷”两个选项单独划分出去另外推行之外，几乎就没怎么大的改动了。
但是反观明朝呢，据《大明会典》记载：“国家定制，其京官考察，旧无常期。”
意思就是明朝的“京察制度”在推行之后完全就是按照统治者的心情来考核，想什么时候考核就什么时候考核，由统治者说了算的，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时间段。
好比《明太祖实录》卷七十四、洪武五年六月癸巳条中的记载，“岁终考绩以行黜涉”，意思就是洪武五年，明太祖朱元璋规定“吏治考核”是一年一次。
但是紧接着到了洪武六年九月，又改制规定“在京官以三十月为一考”，意思是把原本一年一次的考核改为三十个月一次。
而后，到了洪武十四年，太祖又规定，“外诸司官员三年一考，在京官九年通考”，意思就是赴任在外的官员三年一考，在京官员则改为九年一考。
根据这考核时间的跨度一次比一次长的结果来看，所暴露出来的无非就是明朝建朝初期，官员调动频繁，由此也就导致了很多新任命的官员刚刚赴任不久，凳子还没坐热呢就得迎接考核，其考核结果自然不会太理想，达不到明太祖朱元璋的预期目的。
因而一再更改“京察制度的条款”，一方面节省考核期间所消耗的大量人力物力，另一方面给予这些新赴任的官员熟悉环境、积累政绩的机会。
明朝科举阅卷画像
但是呢，到了洪熙元年，因洪武年间所爆发的那一场因刘三吾徇私舞弊而导致的科举“南北榜冤案”，让明仁宗意识到了维持南北仕子的平衡对于“稳定政权”的重要性，故而在“杨士奇”的提议下推行实施了“科举制度改革”，分“南北卷”按地区招纳仕子。
不过，这种按地区分“南本卷”选官的改革方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南北地区的文化差异，维持了朝堂上政治局势的平衡，可是却也直接导致了明朝中期以后，朝堂上形成了“党派林立”，互相争斗不休的局势。
好比如明朝以地方官吏为代表的浙、齐、楚、宣、昆等地方党派，还有以江南士大夫为主体的“东林党”，以及以“宦官”为主体的“宦官集团”等。
明朝官员之间“交好”画像
而“京察制度”，无疑就逐渐演变成了各个党派之间互相争夺利益的一个工具。
通过“京察制度”来徇私舞弊，谋取利益，在考核之时对自己党派的官员“放水”，对敌对党派势力的官员“苛察”，换言之，哪个党派在“吏部”权力大，或者是拉拢到了权力更大的人，哪个党派就可以在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好比如《明史》卷215所记载的：“隆庆元年，杨博掌京察，山西人无下考者，吏科给事中胡应嘉劾博挟私愤，庇乡里。”
意思就是在隆庆元年，一个叫杨博的山西官员执掌京察，徇私舞弊之下，山西的官员没有一个接受京察考核的。杨博的做法让“言官”胡应嘉很是愤怒，向皇帝弹劾杨博假公济私，包庇乡里。
很明显，截至此时，“京察制度”已经几乎失去其“使各级官员能够恪尽职守，为帝国统治做出贡献”的作用，只余一些虚心纳谏的“言官”还在据理力争，对徇私舞弊之事坚决抵制到底。
明朝宦官剧照
但刚正不阿的“言官”毕竟还是少数，党派的斗争让明朝朝政日益混乱，加之时不时还会蹿出来一个“宦官”独揽朝政，贪污腐败的风气一度盛行。
当然“京察制度”毕竟是明朝原创，每一个事物在刚出现的时候都不可能多么完美，一切都还需要时间来磨合，继而逐渐的完善。
更何况“京察制度”只是导致明朝吏治由盛转衰的重要原因之一，还有着其它方方面面的影响因素在里面，也不全是京察的“锅”。
一路沿袭到清朝的“京察制度”便是一个典型的“正面例子”，按照清朝时期“康乾盛世”那长达134年政治清明，国富民强的盛景来看的话，“京察制度”不可谓不成功。
也就是说，如果明朝能够尽早的把“京察制度”的一整套体系完善好的话，“明朝吏治”的变迁或许就是另外一副模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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