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子苦读写真
对于每一个历经十年寒窗苦读的科举考生而言，“科举制度”所代表的意义不言而喻，可能很多考生倾尽一生才能获得一次赶考的机会，不过，受限于古代科技水平以及律法制度的不完善，古代科举“徇私舞弊”的现象时有发生。
就好比明朝的重大事件“南北榜案”，就是因为主考官“刘三吾”徇私舞弊，一味偏颇江南仕子所致，好在这个冤案被明太祖朱元璋用铁腕手段给合理的解决了，不至于让众多“北方仕子”蒙冤。
然而，南北地区之间因“社会发展水平不同”而形成的“文化差异矛盾”却始终未能找到合理的办法来解决。
这也就意味着，明朝的“科举制度”已经不能满足现状，迫切的需要一场颠覆性的改革，也就是“南北卷”制度。
“南北卷”制度的出现，才算是真正缓解了明朝南北地区的“文化差异矛盾”，促进了“明朝政权”的稳固，加速了“皇帝专制”体系的完善。
但与此同时，也给明朝后期带来了一个“政党林立”，各党派之间为了争夺利益而斗的不可开交的尴尬局面，毕竟“缓解”不代表“解决”，两者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
今天笔者就从明朝的“南北卷”制度入手，跟大家一起来详细的了解下“明朝科举改革”的“好处”和“弊端”。
古代科举考卷
“南北卷”，顾名思义，即科举时把“考试区域”划分为南北两个地区，单独出题，单独阅卷，不再像以往那般统一阅卷，紧接着到了“明宣宗”登基称帝之后，又在“南北卷”制度的基础上划分出了一个“中卷”，将“考试区域”再次划分成了“南、北、中”三个地区，然后按“比例”招录选官。
由于这个比例时有调整，所以在这里咱们就不详细说明了，但大体上还是以南卷考生为主，取五十五名；北卷考生次之，取三十五名；中卷考生最少，仅取十名。
其中南卷含：应天及苏松诸府，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等南方地区;
北卷含：顺天、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等北方地区;
至于中卷则含：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及凤阳、庐州二府，滁、徐、和三州。
就类似与我们现如今的“高考分区划线”政策，根据不同地区的文化差异，从而出具不同的考题，录取分数也不尽相同，借以达到公平公正的目的。
科举考试塑像
而“南北卷”制度出现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前文所说的科举舞弊案即“南北榜案件”的催化发酵所致，另一方面，则是统治者为了平衡南北地区政治局势以及军事环境的一个势在必行的手段。
毕竟，明朝朝堂之上的“南方官员”实在是太多了。
据《明清进士碑录索引》统计，从洪武元年到永乐末年，共计收录官员2792人，其中南方籍贯官员就占了2228人，占比79.8％
如此悬殊的差异，势必就会引起北方考生的不满，这不是赤裸裸的瞧不起北方百姓吗，否则也就不会出现联名上书，举报“南北榜案件”的事情了。
而且，北方官员数量的稀缺，对朝廷推行“中央集权”、加速“皇帝专制”体系完善的方针而言，无疑是非常不利的。
“鞭长莫及”这个词语相信大家都听过吧，如果明朝空有中央集权大一统的心思，却无“官吏”可用，那该怎么办呢？
难不成还能让明朝统治者亲自跑到北方去进行管理吗？
其次，元朝虽然覆灭，但不代表元朝就没有残余势力了，被赶入漠北苦寒之地的元朝遗民定然不会轻易放弃对中原的争夺，一直都在边疆地带虎视眈眈，时不时就要侵扰一下，已经让很多的百姓都感到不满了。
如果再放任朝中群臣皆由“南方籍贯的官员”担任的话，那岂不是摆明了要把资源丰富的“北方地区”再拱手让给元朝吗。
明朝宰相杨士奇画像
所以，洪熙元年，也就是公元1425年，明朝宰相“杨士奇”向明仁宗提议：“长才大器，俱出北方，南人虽有才华，多轻浮。科举当兼取南、北士。”
以一种委婉的姿态提醒明仁宗是时候缓解“南北文化差异”所造成的矛盾了。
继而，到了仁宗洪熙元年四月，“俞廷辅言科举之弊,仁宗谕礼部分南北卷取士,南士六分,北士四分”。
意思就是同年四月份，继杨士奇之后，俞廷辅又一次上谏明仁宗，提醒他现行科举制度的弊端，故而，明仁宗当即就下达了一道诏令，让礼部在科举考试时推行“南北卷”制度。
果不其然，在“南北卷”制度推行的过程中，朝堂之上的政治势力也逐渐的由原本“南方籍官员”一家独大的情况变得趋于平衡，北方地区百姓的不满和怨言也逐渐消失，明朝的政权稳固程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加速了“皇权专制”体系的完善。
互相交好的官员
首当其冲的，就是根据“南北卷”制度的“地域划分”，以“乡里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乡党派系”，其官员出身显而易见是出自于“同榜考生”。
好比以浙江人沈一贯，姚宗文以及方从哲为首的“浙党”；以湖广人官应震、吴亮嗣、黄彦士为首的“楚党”；以及以山东人亓诗教、周永春为首的“齐党”；还有就是以陕西官僚为主体的“秦党”。
再者便是以“座主门生”为主体，也就是在朝堂之中具有着“师生关系”的“师徒党派系”，其官员出身一般都是出自于“同期中榜的考生”。
好比以“正史纂修官顾天埈”为首的“昆党”；以及以“翰林院编修汤宾尹”为首的“宣党”。
当然，也不能忘了以一众“江南士大夫”为主体的“东林党”。
最后要说的这个党派虽然与科举改革无关，但在明朝后期的“党派斗争”中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即以“魏忠贤”为首，“宦官”为主体的“宦官集团”。
这一系列的党派，因为利益的关系在明朝后期斗的你来我往，那是一个热闹呀。
其中尤以“宦官集团”、“浙党”、以及“东林党”势力最大，毕竟其首脑多是在朝中握有实权的人物，也就变相的说明都有着话语权。
其它一些文官所属官员以及弱小的“党派”，由于在朝中并无实际意义上的“实权”，在利益争夺上自然占不到什么便宜，故而只能是作为“依附”从属于这三个势力较大的派系，“明末党争”的典故也正是因此而来。
三方势力谁也不服谁，不论是政治事务，还是军事事务，都想争出个高下。
比方说今天“东林党”和“宦官集团”争起来了，那明天可能就是“宦官集团”与“浙党”联合一起讨伐“东林党”，后天又可能会变成“宦官集团”和“东林党”一起讨伐“浙党”。
总而言之，明末朝政一片混乱的根本原因，与这“政党林立”是绝对脱不了干系的。而其根源，也正是因“南北卷”制度实施时所公布的“成绩单”所导致。
换句话来讲，“南榜”、“北榜”、以及“中榜”虽说平衡了明朝朝堂的政治关系，瓦解了以往一面倒的情况，促进了政权的稳固和统一进程。
但是这三个“榜单”在“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等方面依旧还存在着不小的差异，并未能达到真正的“融合”，也就应了笔者前文提到过的一句话，只能是“缓解”，而不是“解决”，继而也就导致了“政治意见”的不统一。
秦始皇剧照
就好比秦朝秦始皇时期，纵然用武力征服了其它六国，但是终其一生，却始终未能得到“民心”，反而落了一个“暴君”的名号，紧接着等秦二世胡亥继位之后，果不其然，原有的六国贵族便纷纷独立为王，脱离了秦朝的控制。
是因为秦始皇不作为吗？当然不是。
秦始皇自登基称帝之后，就迫不及待的展开了“东巡”，又是“封禅泰山”，又是“令黔首自实田”推行土地改革，又是“北击匈奴”开疆拓土的，难道他不想得民心吗？
他正是为了能得到“民心”的支持，继而辅助促进“六国文化大融合”，真正的实现“大一统”的梦想，这才做出了这种种的事迹。
而这其中的问题，也同样是出在“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的差异上，谁让“文化融合”讲究的就是一个“水到渠成”，是最需要时间来磨合的呢，远不是制定一些条条框框的政治举措就能解决掉的问题。
“文化的融合”属实是急不得的！
不过从笔者以上的种种言论里面，相信大家也能看出来，明朝科举制度的改革，也就是“南北卷”制度的推行，总的来说还是利大于弊的，其对明朝政权的稳固和统一所造成的影响不容忽视，而这，恰好就是一个政权是否能够长治久安的根本所在。
就好比一个小孩子，在还没有学会走路的情况下就想肆意的奔跑，大家觉得可能吗？只有稳扎稳打，一步一步慢慢来，才能取得新的成绩，才能尽快的学会奔跑。
至于“南北卷”制度的弊端，也就是其所造成的“政党林立”的现象，固然让明朝后期“政治混乱”，但是充其量也就是官员之间的“政治意见不合”罢了，真正的决策权其实还是牢牢的把握在当朝统治者的手中。
再反观我们如今的“高考分区划线”政策，不难看出其中会存在着一丝“南北卷”制度的影子，究其原因，也只不过是因为经历了一代又一代的变迁，“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的差异”已经被磨合的近乎完备，制度自身也随着历史进程的发展，经历了一代又一代的升级改良，继而演变成了如今的样貌罢了。
如此说来，南北卷制度的改革，无疑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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