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人一样，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性格和气质，有的时代残酷，有的时代轻松，有的时代开放，有的时代风流。欧洲18世纪的气质是伟大，因为有启蒙运动。
提起启蒙运动，我们会想到很多概念：“天赋人权”、“人民主权”、“社会契约”。这些现代社会的基本常识都是启蒙运动的产物，这场运动连带它的18世纪已经成为人类现代史新的轴心时代。
我今天不打算讲启蒙运动中产生的具体观点，我想聊一聊这些思想背后的基本原则和共识。前者在我们面前摇旗呐喊，出尽了风头，但后者或许才是我们这个时代之所以如此的哲学基础。
理性是我们进行思维、推理的能力，那么什么是理性主义呢？
理性主义指的是“建立在承认人的推理可以作为知识来源的理论基础上的一种哲学方法”。换句话说，理性主义主要指的是一种对“理性万能”的信念。理性主义认为人可以凭借自己的理性构建起一个无所不包的知识体系，解决一切困惑。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知识应该非常稳固，非常经得起推敲和质疑。
在理性主义看来，理性是人性的一部分，而且是最核心的那部分。既然它属于人性，那么它就是天赋的。既然是天赋的，那么在理性的能力和运用上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这就意味着：只要一个观点是由理性得到的，那么它就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提出这个观点的人只是替大家说出每个理性人都不得不承认的共识而已。只要一个事物是符合理性的，那么这个事物就有了名正言顺的历史必然性，不管是在欧洲、亚洲还是非洲，它都会是这样。
理性成为审判一切合法性的最高法官，成为为一切提供标准的联合国。
在理性被抬高到史无前例的地位之前，世界已经存在并运行了很多年。万事万物都是没有被理性颁发执照的黑户，它们需要被重新检视。这种用理性重新打量世界、重新论证世界的态度就是怀疑主义。
怀疑主义思想早就存在，但是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自觉运动则是在启蒙运动时期。它的矛头首当其冲地指向了当时的各种权威。
注意，怀疑主义并不是虚无主义，它没有否定一切，它只是在质疑一切。它并不排斥权威，它愿意接受权威，只不过这些权威需要经过理性的检验，取得自己的合法性。
在政治方面，怀疑主义认为“君权神授”不符合理性，君主的权力不能建立在上帝或教会的授权上，而应该建立在理性假设和论证的基础上。于是产生了社会契约和人民主权的思想，也产生了近代的民族国家概念。这样一来，人类的政治秩序就不再是经验基础上自发形成的了，而是理性自觉设计的了。
在宗教方面，人们依然会继续相信上帝，但是上帝的形象却发生了一些改观——他不再是一位高高在上、喜怒无常的神。上帝之所以被我们信仰和崇敬，并不因为他可以呼风唤雨、排山倒海，而是因为他有理性。他借助严密的逻辑创造了这个世界，并给这个世界安排了一整套符合理性的客观规律，这样的上帝被称为“理性神”，这是启蒙运动期间对上帝的普遍设定。
在科学方面，人们解释世界的时候，不再唯《圣经》是从。科学开始摆脱教会和教义独立发展。全知全能的上帝不再是世界形成的根本原因，原因隐藏在事物中，等待我们用精确的实验和理性的观察去一一发掘。
总之，怀疑主义的重点并不是怀疑，而是怀疑之后用理性为世界创造一系列稳定的理由和牢固的基础。我们在这股浪潮席卷之处看到的是人类理性的盛开。
有了理性的人类如虎添翼，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效率明显提高。理性引导着创造，创造成果又反过来论证理性的有效性。
于是，人们很自然地对自己、对历史、对世界产生了强烈的乐观主义情绪。
首先，我们认为在理性的帮助下，自己可以按照意愿改造这个世界，甚至主动设计这个世界。从洛克开始，我们不满足于对已有政治框架的小修小补，而开始试图对整个国家从上到下进行整体的先天设计。美国的诞生和法国的革命就是这种政治乐观主义的明证。
除了社会制度之外，纷繁复杂的自然世界在我们面前也不再那么神秘和可怖，我们发现具体事物和现象虽然很多，但是它们的规律却很简单，甚至我们用一两句话就能解释清楚整个世界的本质。牛顿建立在三大定律基础上的力学体系便是这种知识乐观主义的明证。
其次，启蒙时代的人们异常眷恋这个世界，在他们看来，人类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是我们能想到的可能性中最好的一个。其典型代表就是莱布尼茨：他认为上帝是凭借理性创造和安排这个世界的，而理性的最高宗旨就是“善”，严格遵循这一宗旨的结果就是“已有的现实世界是最好的世界”。
因为上帝是按照理性来创造和维持这个世界的，而人类认识世界借助的正好也是理性，我们的认识和客观的规律共享同一套规律，于是世界中的每一个事件在我们眼里都充满了环环相扣的必然性。随着知识的增长，我们对世界必然性的感触就越深，就越会被自然现象中因果链条的逻辑美震撼。
除此之外，我们的乐观情绪还体现在新的历史观中。启蒙运动主张历史进步论，即认为社会是持续进步的，随着历史的前进和理性的张扬，人类的政治制度一定会越来越公平、民主，人类的物质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富足，社会中的问题和罪恶会无限趋近于零，最终我们必会迎来一个完美无暇的时代。
启蒙运动之所以会引发乐观主义情绪，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人的发现”的时代，人类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被激发到了最亢奋的状态，我们无所畏惧。从这点上来讲，美国的西进运动发生在启蒙运动时期并不是巧合。
启蒙运动还有一个原则，它内容很简单，简单到我们几乎感受不到它，但是却是几乎每个启蒙观点的重要逻辑出发点。
这个原则就是：个人主义。
个人主义主张个人本身就是目的，社会或集体只是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一切个人在道义上是平等的。启蒙运动中发扬出来的重要信念，比如“自由”、“平等”、“民主”、“人权”这些莫不是建立在对个人主义的认同之上的。
上文已说过，启蒙思想家们倾向于对国家政制进行先天的顶层设计，不同的思想家会有不同的构想，但是不管是“三权分立”保证总统独立的行政权，还是“社会契约”将人民主权设置为民众的杀手锏。大家都有一个基本的认同，那就是限制公共权力。而限制公共权力的最终目标是保证每个公民的个体权利与自由。换句话说，国家和社会存在的最基本价值就是保护每一个个人。
除了在政治层面遵循个人主义的原则之外。在经济方面个人主义也广受欢迎，成为资本主义国家重要的意识形态，只不过他换了一个名字——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主张每个人按照自身利益展开经济活动，国家或其他任何力量无权干涉个人的经济判断和行为。国家只需要扮演一个守夜人的角色——为市场经济的提供一个安全的秩序——即可，其他的事情交给人的趋利本性和价值规律去解决。
个人主义不仅是启蒙思想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是启蒙运动贯穿始终的基本原则。
以上所列的三个原则性精神——理性主义、乐观主义和个人主义构成了启蒙运动最基本的精神和最独特的气质。这几项简单的总结当然无法让我们穷尽这个时代的种种振奋人心的理论成果，但或许能够帮我们从更深的层次把握它的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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