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从某一个角度讲，不安全感不是一个心理问题，也不是一个家庭问题，而是一个时代问题。社会作用于父母和家庭，而父母和家庭又造就了这一代的心理状态。所以，安全感缺失是一个普遍现象，不是个案。
这一代人的精神成长阶段，正好是改革开放后的经济爆发期，人们忙于物质方面的收获而忽略家庭情感的培养。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投射到家庭中，就产生了三个共同的问题。
第一个，母亲成为情感勒索者和意图吞没子代的人，普遍习惯于拒绝、否认、打压，剥夺子代的基础安全感。
第二个，父亲缺席。他们在忙着赚钱，无力培养孩子的情感，导致孩子普遍人际安全感较差。
以前，人际安全感的问题基本上是不会有的，到了近代才开始。在原始社会，父亲会带着孩子出门打猎；在农耕社会，父亲会带着孩子下地锄田；手艺人则手把手教授孩子手艺。孩子和父亲的连接就在这些环节中建立了起来。
通过共同的劳动体验，子代和父亲建立起了连接。但是在工业社会，父亲只需要赚钱养家，所以精神上都成了影子式的存在；成年后，他们一生都在和连接的缺失带来的焦虑做斗争。心理学就诞生于西方的此时，1879年。
处理好和父亲的关系，才能够确认自己的性别，才能完成性别角色的认同和社会化。父亲缺席，性别认同障碍的倾向就会很普遍。
要成为合格的社会成员，就必须知道自己的性别和社会对不同性别的期望，并将这类信息整合到自我概念系统中去，形成独特的个性特征和行为方式。这是儿童个性和社会性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我们会在父母的互动中认同自己的性别角色。儿童对性别角色的认同是从对父母双方的认同开始的，通过内化父母对性别角色的标准、价值、态度等形成自己的信念，最终形成自己的性别角色认同。当我们发现自己的能力越接近某一性别，就越偏爱成为其成员，对同性别的父母越喜欢，就越偏爱成为同性别的成员。社会环境中存在的关于某一性别价值的线索是性别偏爱的决定性因素。
父亲缺失，这个偏爱就无法形成。性别化是儿童对同性别父母认同的结果之一，男孩不喜欢自己的父亲，或者家庭缺失父亲，家族缺乏男孩，依恋没有办法很正常地转移到外界，转移到对同伴的依恋（偏爱同性同伴），他们就会很愿意相信自己是个女孩。女孩与此同理。
第三个，也是最严重的，父亲/母亲会成为竞争者，家会成为痛苦的代名词，而不是安全的港湾。如果曾经的家是永无休止的痛苦地狱，人们就会恐惧重要他人，这种恐惧和对重要他人的渴望造成了分裂。
父亲只单纯缺席，倒还好一些，但由于情感的断裂，父与子之间的关系往往不是空白的，而是黑暗的。在断裂的情况下，父亲的焦虑也会投射给孩子，于是他们并没有变成隐形人和影子，而是变成了家庭的阴影，变成了竞争者（争夺妻子/母亲的关注），而这个竞争者会利用自己的权威对对手进行惩罚，在竞争中获得胜利。于是，和本就不亲密的父亲的竞争的挫败感，成了人格扭曲的塑造源之一。
这一代人，青春期来得早，走得晚。
在与父亲的竞争中，儿子一直都会有一种阉割焦虑。他需要在青春期象征性地征服父亲，才能够摆脱这种焦虑。这时候需要更加包容他，并认同他的尊严、价值和能力，才能帮他完成成长。
但父爱缺失以及与父亲的竞争，会让男孩无法成长，于是无法进入成年领域。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大龄未娶的男人，都停留在了青春期阶段。同理，在与母亲的竞争中，女儿会有被子宫再次吞没的焦虑。她们要象征性地赢过母亲，才能够顺利地将对父亲的感情转移到正常的男人身上。但是缺爱的母亲无法付出爱，自然就挫败了这种成长。
父亲对女儿的惩罚会比儿子更加严重。对儿子来说，这是个竞争者，输了顶多认为我自己是无能的；但对女儿来说，这是个她必须爱上才能够长大的人。当这个她需要去爱、期望被爱的人伤害了她，背叛了幼小的她，她的灵魂就已经不可能再健全了。父亲成了想爱却给自己带来伤害的人。从此以后，她遇到的任何男人都会被透过恐惧的镜片进行观察，和所有男人（甚至女人）的交往都会不断地重复这一幕：爱他/她，被他/她拒绝，或者自己学会先拒绝，在对任何人动情之前，先拒绝自己的真实感受，遏止它的发展，免得遭受这个自己爱的男人（父亲的化身）的拒绝。
亲密关系中的情感问题常常是早年亲子关系中问题的复演。早期的痛苦深藏在无意识中，需要转移，他们会把痛苦投射出来（或称外化）。他们会同时扮演自己的父母和当年那个幼小的自己，找一个亲密对象代替曾经无助的自己+将自己抛弃/背叛/伤害的母亲/父亲，从受害方变成施害者，以伤害他人来获得对生活的掌控感，消除焦虑，满足自己未被满足的情感需要。
在时代的背景下，安全感的缺失成了一个普遍现象，是时代中已知和未知合力的结果。在这个旋涡中，父母只是一个中介变量。他们也很无辜，他们剥夺子代的安全感去填补自己内心的空洞，他们不是有意的。你原不原谅他们，都不能算是他们的错，从根本层面上来说，他们也身不由己。
人要获得最终的疗愈，都要恢复和父母的连接，不管你是否愿意，只是或早或晚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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