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张向阳
秋风起，蟋蟀鸣。作为民间古老的娱乐活动，“斗蟋”成了秋季重拾传统的热门游戏。“斗蟋”可不仅是玩儿，作家白峰多年来不但养蟋蟀，还和大家分享“斗蟋蟀”的趣味与文化，他出版了多部关于蟋蟀的著述，这些研究折射出历史的变迁和民间的风俗画卷，很难想象，小小秋虫竟大有乾坤。
从小玩虫
练就“斗蟋达人”
白露之后蟋蟀玩家四处斗虫忙，其间最大乐趣就在于蟋蟀相斗一刻的精彩刺激。斗蛐蛐是以前孩子们常玩的游戏，许多人的童年是伴随着蛐蛐的厮杀长大的，虽然多数只是业余爱好，但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走进白峰家中，他正在侍弄蛐蛐，书房的地面上、架子上，放满了大大小小的蟋蟀盆，估计有几十只，每只盆内皆有秋虫居住。白峰是齐鲁文化界的知名人士，现任济南市蟋蟀协会副会长，杭州市蟋蟀协会顾问，宁津蟋蟀协会名誉会长、宁阳蟋蟀协会顾问等职务。他担任过《山东文学》编辑，1994年开设了三联书店济南分销店，曾引领了济南的一股文化风潮。
白峰在斗蟋蟀
面前这些蟋蟀可都是白峰千里挑一，精挑细选出来的“大将军”。只见他手持着电筒，扫射着几个罐子里的蛐蛐，不时给各个罐中的蛐蛐喷水或者“打草”(用草梗挑逗蛐蛐，检测体质)，有时还用放大镜细细查看……听着秋虫此起彼伏的鸣叫，非常惬意悦耳。
伴随着蟋蟀们的奏鸣曲，白峰谈起自己成为“斗蟋达人”的经历。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七八岁的白峰刚上小学，跟着院里大孩子们一起玩，因为那时没有多少玩具，斗蟋蟀就是孩子们最喜欢的游戏。有一年，他抓到一只好虫——“正青白牙”的蟋蟀，这只虫战无不胜，咬败了院里几乎所有的蟋蟀。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从那时开始，白峰乐此不疲，后来逐渐走上玩家之路。
斗蛐蛐
是纯粹的中国民俗
每年随着8月初“虫季”的开始，白峰就转战于宁津、宁阳等地，寻找彪悍善战的“猛将”……
花鸟鱼虫之中，斗蟋只是虫类之一端。“斗蛐蛐这个活动辨识性很高，是纯粹的中国民俗。”白峰说，蛐蛐出现的比人类还早，早在侏罗纪时代的化石中就发现了。《昆虫记》的作者法布尔用细致的观察、饱含深情的语言，从生物学的角度介绍了蟋蟀的习性，给读者留下非常深刻的记忆。不过，若论千年来中国玩家对蟋蟀的认知程度，恐怕连写《昆虫记》的法布尔也难以企及。
虽是小虫，但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诗经》中就有“蟋蟀在堂，岁聿其莫”“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的描绘。从《诗经》开始，无论是汉赋、两汉乐府诗、魏晋南北朝文学，还是唐诗宋词、明清小说对这种小虫都“青眼有加”，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白峰的蛐蛐罐盆
中国人自古喜欢斗蛐蛐，欧洲的西班牙人喜欢斗牛，美国西部牛仔喜欢马术和骑野牛运动。白峰认为，这些不同的习俗并非偶然产生的，它跟先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有关。
白峰说，中国人较早地确立了农耕的生活方式。物候、节气，都是在农耕生活这个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对自然的认知，这和中国四季分明的气候条件是分不开的。有一种观点认为，商代甲骨文中的秋字，其形像就是蟋蟀或蝗虫，古人把蟋蟀鸣叫的季节叫做“秋”。可见，秋虫蟋蟀就是“节令虫”，它与季节密切相连，成为一种物候特征的反映，或者叫“物候虫”。
蟋蟀自古鸣唱至今，除了作为季节虫，古人还发现了它的咬斗习性。据白峰考证，从宋代开始出现斗蟋的文字记载。也有说唐代出现的，那是清代人以讹传讹，唐人诗歌以及记载中主要是以感秋为主，并未提及一个“斗”字。北宋时的陆佃(陆游的祖父)在《埤雅》一书中以三百余字描述了蟋蟀的习性，但并未提及蟋蟀有咬斗的习性，可见直到北宋时斗蟋还没有形成风俗。斗蟋最早是从南宋的都城杭州兴起的，十二世纪中期普遍出现了斗蛐蛐的游戏，从那时开始，历千年时光，这一民俗活动延续至今而没有中断，成为世界上独有的文化景观。
遵王世襄所嘱
完成“古谱评注”
在养蟋蟀的过程中，白峰与一些大家结缘，其中最著名的要数王世襄先生，两人的交往成为一段佳话。
白峰与王世襄结识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这段缘分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蟋蟀。王世襄是著名的文物鉴赏家、收藏家，更是著名的“老玩家”。在传统观念中，斗蟋蟀是和“玩物丧志”连在一起的，难入文化殿堂。王世襄花多年时间纂集《蟋蟀谱集成》，收集历代有代表性的蟋蟀古谱十七种。书成以后，又写《秋虫六忆》以为附录，将蟋蟀这一民俗活动引入到文化史的视野当中，让秋虫也“登堂入室”。
白峰说，刚开始读《蟋蟀谱集成》时，感到如坠云里雾里，倒不是不认识里面的字，而是集成中会出现很多不同的谱，常常各家所云莫衷一是。比如清代和民国谱产生巨大差异，其中很多地方相互矛盾，让人越看越糊涂，究竟谁说得对呢？而且有很多难解之谜。“像我们现在玩蟋蟀的人首选是山东宁津、宁阳和河北产地的蟋蟀，明代宣德皇帝为什么舍近求远，不就近在山东、河北选蛐蛐，而从南方的苏州进贡？”白峰说。
著名收藏家王世襄为白峰书写的《秋虫六忆》
当时被很多问题困扰的白峰特别想向王世襄请教，到北京三联书店工作后，经著名出版家、三联书店总经理范用先生的帮助见到王世襄，且成忘年之交。 “老一辈学者特别含蓄，他想成全你，却不多说，只交代你去哪里找谁办件事。范用先生拿了一张王世襄的照片，不动声色地说，麻烦你顺路把照片给王世襄带去，然后就告诉我王先生的住处。”白峰说。
到了王世襄家，茶已经沏好，看得出他是知道我要来的，应该是范用先生提前打过电话了。白峰将自己诸多困惑向王世襄先生求教，有的获得解答，也有他难以解答的。
当时，白峰提议王世襄先生能不能做一个“评注本”或是“眉批本”，给广大蟋蟀爱好者提供一个通晓的蟋蟀谱文本。但王世襄先生当时正忙于整理“鸽经”，还准备着手“摔跤”等数项写作，无暇顾及。不过，王世襄嘱咐“你有此心，又真心喜欢，所提问题有些我也没想过，倘假以时日，能处处留心，你可以做做此事。”此后，白峰常去拜望王世襄先生，畅谈养狗斗虫、民俗文玩，每至秋时，王世襄也来电话询问今年山东出没出好虫，有没有得到好蛐蛐。
令白峰感到欣慰的是，他已遵王世襄所嘱完成《蟋蟀古谱评注》一书，他著述的《中华蛩家斗蟋精要》《解读蟋蟀》《斗蟋小史》等专著也是对王世襄先生的致敬。目前，他正着手《气候作用力——蟋蟀值年将军初探》一书的写作，试图解读自然界的奥秘。
蟋蟀的优劣
是气候变化的生动写照
有了王世襄的鼓励，白峰开始留心蟋蟀方面的史料和一些相关的问题。白峰说：“后来慢慢地居然读出点意思来。比如我发现了中国历代的气候变迁和地缘的关系。蟋蟀看起来很简单，就是个玩物，实际上它关联着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和情感方式。”
“比如，紫黄(蛐蛐的一种)虽然从清代以来被抬得很高，但事实上，明代嘉靖本《秋虫谱》里只是视为一般间色虫，位列真青、真黄、真紫之次。”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差别？是因为历史上气候冷暖变化起起伏伏，几千年来有很多次大大小小的寒期暖期，气候冷暖既影响着蟋蟀的不同色类，也使最佳产虫带产生南北移动。明代宣德皇帝之所以不要山东、河北的贡虫，而到苏州寻找贡虫，是因为当时气候偏冷，最佳产虫带南移的结果。“蟋蟀谱由于跨越数百年，所以不同时期的人对蟋蟀色类有不同趣味，也折射了气候变迁。蟋蟀本身就是物候生物，其战力受到自然条件严苛的制约，蟋蟀的优劣实为气候变化的生动写照。”白峰说。
白峰出版了多部关于蟋蟀的著述。
杭州成为南宋斗蟋中心，也与气候变迁有关系。白峰说，较之唐代，北宋的气候较为寒冷，唐代长安城里盛开的梅花、宫中栽种的柑橘，到了宋代都已经不能存活了。到了北宋末年，气候的变化忽然加剧了。据著名物候学家竺可桢先生的研究，12世纪是一个寒冷的时期，当时杭州每年的最后一场雪，一般是在阳历3月中下旬，最晚的记录是在阳历4月中旬，这相当于今日河北北部、辽东半岛的情形；公元1111年太湖全部结冰，冰上可以跑运输的马车，可见当时温度之低。
“几千年来，蟋蟀可以视为中国人宇宙观念的一个缩影，是对天地规则自然观的一个体现。”白峰说。
白峰还运用《黄帝内经》的理论，深入地解读蟋蟀，梳理出一条适应天时地利选养和分辨各色蟋蟀的途径。他在书中深层次解读了蟋蟀虫性、虫品、虫色演化与大自然运行规律的因果关系,这在以往的蟋蟀著述中从未涉及。他认为，自然界的季节变化、风寒暑湿，全部都影响着生命的内质和表征，人类如此，蟋蟀亦如此，这与中医理论似乎是一脉相承。气候变异，虫势也会变化，运用五行六气的方法，找出虫色逐年生化的规律，对分辨选养蛐蛐极具价值。而且用这种方法研究蟋蟀的准确率很高，他经常告诉朋友，今年该收哪一种虫，哪一种色的，哪个产区的，有一个大的方向。
白峰曾在文章中写道：悉天地之盈虚，率阴阳以出入，是为“蟋蟀”。这小小秋虫折射出天地的盈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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