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砚为文房四宝之一,古时文人须臾不可离,除了磨墨写字,与商彝周鼎、秦砖汉瓦,同为陶冶情趣、吟赏把玩的佳品。赏砚之于文人,尤胜吟诗作画,故“诗魔”“画痴”之外,亦有“石癖”。
铭,本义就是“镂刻”的意思,“铭,谓书之刻之,以识事者也”。刻的是要记载的事情。宋代欧阳修曾有一方南唐歙石砚,砚背上刻有欧阳修撰写的一篇铭文,云:“某此一砚用之二十年矣。当南唐有国时,于歙州置砚务,选工之善者,命以九品之服……岁为官造砚有数。其砚方面而平浅者,南唐官砚也……予始得之,亦不知为南唐物。有江南人年老者见之,凄然曰:‘此故国之物也。’因具道其所以然,遂始宝惜之。”
铭文作为一种文体,它可诗可文,可长可短,长到数百字,短则几个字,十分灵活自由。清代纪晓岚有砚癖,曾有99方名砚,故以“九十九砚”命名其斋,每方砚台必刻有铭文,如赤石砚铭曰:“迂士得之,琢雕为朴。”圭砚铭文云:“腹剑深藏,君子所恶。”或谈艺文,或论为人,皆有深意。
铭文或明主人之志,或表内心之喟叹,不拘一格。清人笔记载,宋代岳飞有一方遗砚,砚背上刻有“持坚守白,不磷不缁” 寥寥八字,表现了岳飞忠贞不渝的爱国主义精神。有趣的是这方砚台在宋咸淳九年(1273年)十二月辗转到了另一位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手,文天祥又新刻了一段铭文,曰:“砚虽非铁难磨穿,心虽非石如其坚,守之弗失道自全。” 文天祥的爱国主义思想也在这21个字中表达得淋漓尽致。清朱竹垞在苏东坡墨妙亭“继碑砚”上题铭文曰:“身可污,心不辱;藏三年,化碧玉。” 以古代苌弘化碧血的典故,表达自己的志向。陆鹤田有方“草疏砚”,刻有铭文“此心赤,坚于石”。六个字使他直言敢谏的形象跃然纸上。
古人的赏砚,除了“雅”的一面,更重要者还在于示其“廉”。雍正时福州人黄任,有诗名,工七绝,此公生平亦有砚癖。在任广东四会知县时,锄暴济贫,筑堤防水,得罪了权贵,被以“饮酒赋诗,不理民事”的罪名弹劾罢官。罢归时,黄任就在船尾悬挂上“饮酒赋诗,不理民事,奉旨革职”十二个字;携带回乡的行李中,也只装有端溪石数枚。因此命名自己所居处为“十砚斋”。有人说:“您做岭外官,怎么清贫如此呢?”他笑指这些端砚说:“我不是还捞得有这些石头吗?”其实,此公的玩砚,仍是“廉”中颇“雅”。
文士把玩砚石,并不重在其质地是否名贵,如商贾之觅珠宝;而在随心所欲地抒情寄趣。江西太湖石并不十分著名,清代一位叫钱师璟的文人,舟行偶然拾得一枚三寸大小、形如秋后残荷的太湖石,于是制作为小砚,并在上面刻制一首《高阳台》词:“文窗拂拭黛轻研,怅搴芳去后,露坠江边。莫是周郎,相逢又惹尘缘。专诸巷里人何在,这天然,不费雕镌。擘云笺,妙笔争题,舌上生莲。”一片小小太湖石砚,竟然引起诗人如许清雅的情趣和联想,不禁使人叫绝。
苏东坡长子将去德兴县做县尉,临行前,苏东坡送儿子一方砚台,并刻有四句铭文,以作告诫,曰:“以此进道常若渴,以此求进常若惊,以此治财常思予,以此书狱常思生。”意即用这方砚学习时应当经常如饥似渴;用这方砚追求上进应当经常有所警醒;用这方砚写理政的规章时应当经常考虑给予百姓利益;用这方砚书写断狱文告时应经常想到让犯人悔过自新,求得新生。从学习态度到为官宗旨,苏东坡对儿子进行谆谆告诫,真是言有尽而意无穷。(李丹)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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