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砚为文房四宝之一，古时文人须臾不可离，除了磨墨写字，与商彝周鼎、秦砖汉瓦，同为陶冶情趣、吟赏把玩的佳品。赏砚之于文人，尤胜吟诗作画，故“诗魔”“画痴”之外，亦有“石癖”。
铭，本义就是“镂刻”的意思，“铭，谓书之刻之，以识事者也”。刻的是要记载的事情。宋代欧阳修曾有一方南唐歙石砚，砚背上刻有欧阳修撰写的一篇铭文，云：“某此一砚用之二十年矣。当南唐有国时，于歙州置砚务，选工之善者，命以九品之服……岁为官造砚有数。其砚方面而平浅者，南唐官砚也……予始得之，亦不知为南唐物。有江南人年老者见之，凄然曰：‘此故国之物也。’因具道其所以然，遂始宝惜之。”
铭文作为一种文体，它可诗可文，可长可短，长到数百字，短则几个字，十分灵活自由。清代纪晓岚有砚癖，曾有99方名砚，故以“九十九砚”命名其斋，每方砚台必刻有铭文，如赤石砚铭曰：“迂士得之，琢雕为朴。”圭砚铭文云：“腹剑深藏，君子所恶。”或谈艺文，或论为人，皆有深意。
铭文或明主人之志，或表内心之喟叹，不拘一格。清人笔记载，宋代岳飞有一方遗砚，砚背上刻有“持坚守白，不磷不缁” 寥寥八字，表现了岳飞忠贞不渝的爱国主义精神。有趣的是这方砚台在宋咸淳九年（1273年）十二月辗转到了另一位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手，文天祥又新刻了一段铭文，曰：“砚虽非铁难磨穿，心虽非石如其坚，守之弗失道自全。” 文天祥的爱国主义思想也在这21个字中表达得淋漓尽致。清朱竹垞在苏东坡墨妙亭“继碑砚”上题铭文曰：“身可污，心不辱；藏三年，化碧玉。” 以古代苌弘化碧血的典故，表达自己的志向。陆鹤田有方“草疏砚”，刻有铭文“此心赤，坚于石”。六个字使他直言敢谏的形象跃然纸上。
古人的赏砚，除了“雅”的一面，更重要者还在于示其“廉”。雍正时福州人黄任，有诗名，工七绝，此公生平亦有砚癖。在任广东四会知县时，锄暴济贫，筑堤防水，得罪了权贵，被以“饮酒赋诗，不理民事”的罪名弹劾罢官。罢归时，黄任就在船尾悬挂上“饮酒赋诗，不理民事，奉旨革职”十二个字；携带回乡的行李中，也只装有端溪石数枚。因此命名自己所居处为“十砚斋”。有人说：“您做岭外官，怎么清贫如此呢？”他笑指这些端砚说：“我不是还捞得有这些石头吗？”其实，此公的玩砚，仍是“廉”中颇“雅”。
文士把玩砚石，并不重在其质地是否名贵，如商贾之觅珠宝；而在随心所欲地抒情寄趣。江西太湖石并不十分著名，清代一位叫钱师璟的文人，舟行偶然拾得一枚三寸大小、形如秋后残荷的太湖石，于是制作为小砚，并在上面刻制一首《高阳台》词：“文窗拂拭黛轻研，怅搴芳去后，露坠江边。莫是周郎，相逢又惹尘缘。专诸巷里人何在，这天然，不费雕镌。擘云笺，妙笔争题，舌上生莲。”一片小小太湖石砚，竟然引起诗人如许清雅的情趣和联想，不禁使人叫绝。
苏东坡长子将去德兴县做县尉，临行前，苏东坡送儿子一方砚台，并刻有四句铭文，以作告诫，曰：“以此进道常若渴，以此求进常若惊，以此治财常思予，以此书狱常思生。”意即用这方砚学习时应当经常如饥似渴；用这方砚追求上进应当经常有所警醒；用这方砚写理政的规章时应当经常考虑给予百姓利益；用这方砚书写断狱文告时应经常想到让犯人悔过自新，求得新生。从学习态度到为官宗旨，苏东坡对儿子进行谆谆告诫，真是言有尽而意无穷。（李丹）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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