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天来看,明朝知识分子的戾气,或许来自朝政的恶劣。
正是因为人道不存,明朝尤其是晚明的知识分子满心愤懑,自暴自弃,充满杀机,他们已经不在乎自己的性命,又怎么会在乎万千国民的性命呢?
▲王夫之(资料照片)
■关山远
“戾气”是今天大家常常叹息的一个词,因为戾气遍地,所有人都没有安全感。回溯历史,晚明亦是一个充满戾气的时期。历史虽不可比,但后人仍然可在读史中,获得一些感悟。
被戾气控制的知识分子
在任何一个时代,知识分子都是时代理性的代表,是对戾气的坚决反对者。但是在晚明,知识分子往往更在乎阵营,而不是理性,更让后人难以理解的是,他们对暴力对抗的热衷。
今天看来,晚明的知识分子很有风骨,面对代表了当时军事最先进水平的满清铁骑,晚明一介文弱书生,却能纠集一帮游民、流氓,拼死相抗,给敌人以极大杀伤,虽导致屠城而不悔。这些读书人往往在道德感中壮烈殉国,却浑然不知,其实他们参与埋葬了这个国家社稷与衣冠礼仪。
在当时内忧外患的背景下,大明王朝免于覆亡的两条路径,开始是议和,接下来是南迁。假若历史能够重写,如果崇祯与满清议和,又假如满清势不可挡之际,崇祯能够南迁或者让太子南迁,或许历史就得重写了。
但是在晚明朝廷,党争取代了理智,当时的大臣们“只站队不站对”,门户之争超越了于对国家安危的理智思考。那些饱读诗书的儒生们像竖起了羽毛的公鸡一样好斗,为了反对而反对,浑然不顾国家一触即溃。一些自认为占据了道德制高点的知识分子,根本听不下任何对方的意见,他们的唯一目的,就是打倒对方,甚至置对方于死地。
比如,明朝的政治家们在议和问题上大都缺乏冷静的思考,而存在不切实际的想法。他们以为议和便是向对方乞和,是明朝的施舍和恩赐,一定要对方就范。始终放不下天朝大国那种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架子,谁要是提出议和,这些人必定群起而攻之,最终将对方搞死为止。在屡战屡败、国力不堪的背景下,崇祯皇帝为了摆脱困境,与兵部尚书陈新甲密商与清军议和,并派密使到沈阳,谁知陈新甲不慎,使这一绝密事件被他的书童弄到当时明朝中央政府办的机关报《邸报》上发表出去了,一时之间闹得满朝哗然。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崇祯皇帝为了顺应主战派的民意,毫不犹豫地出卖了陈新甲,下令将他处死,以平息舆论——可以想象,这样自私的皇帝,又怎么能够得到真正的理智的大臣的支持?
晚明大臣与皇帝的关系, 耐人寻味。那绝对称不上君臣和谐,相反,呈现一种畸形的尖锐对抗:皇帝说什么,臣下坚决反对,皇帝只能杀臣下来显示自己的权威,但那些大臣们前仆后继,宁死也要坚持自己的意见。遗憾的是,这些不惧赴死的大臣们,自以为掌握了真理,自以为以死能够明理,但恰恰是他们把国家推向了绝境。
今天读明史,那一代文人的自私与庸俗令后人周身寒彻,他们在大难临头之际却不知大难临头,还执迷于争权夺利、党争不休,国家大事不过是他们运作的筹码。他们彼此之间充满戾气,以肉体上、道德上消灭对方为最大快事。而皇帝对付这些热衷党争的大臣们,也是施展了充满戾气的手段,崇祯皇帝在位17年间换了17个尚书和50个内阁大学士,被换掉的人很多死于非命,这在封建王朝是极其罕见的。
明朝之灭亡,并不在于贫困,美国的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一书里,凭借已有的各种研究成果,估计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中期(即明中期到明末)的百年间,由欧亚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在七千到一万吨左右,约占当时世界白银总产量的三分之一,但是这样的巨大财富,并没有成为国家解决内忧外患的支撑。嘲讽的是,崇祯曾在无奈之下号召京城的皇亲国戚捐点家产来解国难,却遭到万般抵制,结果李自成打进北京,纵兵拷掠,那些有钱人在临死之前,不得不捐出家产来。
君臣之间、同僚之间,充满戾气,这种斗争的激烈和残酷,最终把明朝搅成一盘散沙,最后亡于边鄙蛮族,这又是谁之过?
市井之间弥漫的戾气
一个县的公安局刑警大队长——副科级干部——因为嫂子勾引情夫谋杀了哥哥,这个情夫偏偏又是著名的民营企业家,有通天本事,中央都有人罩着他。这个科级干部诉讼无门,一怒之下,杀了嫂子和那个大老板,然后投案自首——似曾相识熟悉的新闻?其实不是新闻,这是《水浒传》中武松报仇的故事,家喻户晓。
《水浒传》成书于明代,是一部杰出的描写市井生活的古典小说,虽然写的是宋代的故事,但里面展现的无疑是明朝的人与社会。无论从《水浒传》还是记录当时市井民俗的《拍案惊奇》,对法律的不信任、对暴力的信任,隐现其间,武松杀嫂的故事,置于其间,更显意味深长。
当西门庆和潘金莲谋杀武大郎时,法律保持沉默,官府又不作为之际,以武松为代表的人们不再寄希望于法律,不再信任政府,自然也就可能做出不再遵守和维护法律的事情来。这一切不仅是法律的悲哀、政府的悲哀,更是文化的悲哀、时代的悲哀。
《拍案惊奇》中有很多这样的记载,例如一个名叫陈珩的秀才,被一个名叫卫朝奉的流氓欺负了,夺了庄园,陈秀才知道告官无用,苦闷中在河边散步,见到漂来一具死尸,陈秀才吩咐家仆打捞上尸体,砍下一条腿来,然后给卫朝奉设了一个套,让一个名叫陈禄的仆人投奔卫朝奉门下,然后逃走,接下来陈秀才带一帮人上卫家找人,在花园里挖出一条人腿来,讹诈卫朝奉杀了仆人,吵着要报官。流氓更怕有文化的流氓,卫朝奉只得把侵占陈秀才的房产退了出来。
这类避开官府、以暴制暴的故事,在《拍案惊奇》中比比皆是,足见明朝社会的另一面。
在真实的历史记载中,也不乏这样的事例。《清史稿》就记载了王馀格、徐严的复仇:南明末年,王馀格其父“为仇家所陷,执赴京。馀恪挥两弟出,为复仇计,独身赴难,父子燕市。 馀严夜率壮士入仇家,歼其老弱三十口”。如此血腥的复仇,仍有上官“知其枉”而“力解”使“免”,亦可见时论对于“复仇”行为的态度。
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存在大量的对复仇事件津津乐道的描写,存在对复仇“英雄”热烈的情感倾注,究其原因,稍加分析,不难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其中隐藏着一个极其深刻的社会心理:当全社会开始对法律不信任,唯有通过文学作品表现出来。特别是当法律不能主持正义时,代表着社会良心、民众意愿的文学作品,必然表现出对法律的失望和鄙视。
戾气也因此弥漫开来。
戾气弥漫的文化背景
唐诗宋词元曲明小说--跟那些优美的诗词曲相比,明朝无疑是一个更世俗化的社会,或者说,明朝是一个去崇高化的朝代。
在今天看来,晚明有一些鲜明的时代特征:崇尚暴力、对金钱的追逐、畸形的审美观、奢侈之风盛行、对腐败的淡漠、正统提倡的虚伪与市井追求的纵欲……后人谈到晚明,常用“天崩地解、纲纪凌夷”这样的话,并不奇怪。
今人考证,在晚明时代,流氓、骗子横行,给鸡肉注水、用金箔包裹银冒充纯金等骗术非常流行,而从皇帝到小民,都爱赌博,方式各异,不少人因赌博而倾家荡产。城市中的流氓飞扬跋扈,史载,明代南京的流氓有“四十三太保”“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流氓靠打砸抢过日子,警察来了就和警察对打,聪明流氓则懂得“纠合豪棍,中通营兵”,也就是说,那时的黑社会就已经有保护伞了。
这样的社会,又怎么不会戾气横行?
值得一提的是,晚明的知识分子是“去崇高化”的主力军,他们除了热衷党争之外,还呈现出以华为美、以奇为美的怪诞化颓废审美风格,在他们眼中,中国主流文化一向抑制的“丑怪”,反而成了他们追求的美学风尚。
中国杰出的思想家王夫之,在明朝覆亡之后,痛定思痛,反思当时戾气对知识分子的困扰时,用“躁竞”、“气矜”、“气激”等词反复批评。与王夫之同时代的黄宗羲,也批评过晚明士人的好攻讦、后进晚生的好妄评前辈、诋毁先贤等恶习。
从今天来看,明朝知识分子的戾气,或许来自朝政的恶劣——从朱元璋的虐杀士人,到沿袭有明一代的“廷杖”——也就是众目睽睽之下打大臣的屁股,管你读了多少书,想怎么羞辱你就怎么羞辱你!王夫之悲愤写下了朝廷对士人从肉体到精神的侮辱——“北寺之狱,残掠狼藉,廷杖之辱,号呼市朝”。或许,正是因为人道不存,明朝尤其是晚明的知识分子满心愤懑,自暴自弃,充满杀机,他们已经不在乎自己的性命,又怎么会在乎万千国民的性命呢?
于是,大家一起在戾气中同归于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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