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是文人竹刻的第一个高峰期。当时文人日常生活中使用着各种精美的竹器,举凡茶具,香具,酒具,游具,文具,禅具,家具无所不有。这些竹器,有些可归入竹刻艺术,有些并非严格的竹刻制作,但其中的佳制,无一不具有艺术价值。正是基于文人对竹器的喜好,催生了繁荣的竹刻艺术。按照器物实用功能的有无,可将文人竹刻大别为两大品类。
实用器以文房用具为大宗,其中又以笔筒,臂搁为主体,其余尚有诗筒,笔洗,笔掭,水盂,笔架,书镇,印章,如意等。文具之外,在满足平日起居宴游之实用功能的同时,能够体现文人审美情趣的文化层次的,艺术化了的竹刻制品,尚有香具,酒具,扇,冠,簪,竹杖及虫鸟具等品种。
笔筒成为笔筒主流的时间,与嘉定竹刻的兴起基本重合。利用竹筒的天然形状作为笔筒非常便利,竹的文化意味则使竹笔筒与文人的山斋雅舍在情调上天然凝合。故而自明代起,文人即对竹笔筒摧崇备至。笔筒在古代又名‘笔尊’,大的则叫‘笔斗’。在竹刻艺术中,笔筒可称重器,除少数几位竹根圆雕的名家外,晚清以前所有著名竹人的代表作都是笔筒,所有的竹刻技法,都在笔筒上有所体现。
臂搁是运笔时承腕枕臂之具,一般作扁片长条而隆起如覆瓦。初现或在宋代,然实物罕见,自明代盛行后传世始多。制作臂搁的质料有多种,但以竹制臂搁最为普及。清陆凤藻《小知录》将‘竹秘阁’与纸,笔,墨,砚等同举,列为‘山房十学士’之‘无弦居士‘,可证竹制为臂搁之代表。即使是使用牙,玉,瓷,铜等材料制作的臂搁,也可仿竹为能事。文人审美偏好素雅,加之近乎平面的形制也便于直接移植书画的构图和布局,故竹臂搁的刻法以阴刻,薄文阳刻和留青为主。在臂搁的内侧竹黄一面雕刻款识和文饰的做法,到清乾隆年间才出现。
竹根印章为文人巧制,是竹雕与篆刻艺术的结合。早期竹根印取传统印章规范性的造型,雕刻出印纽,与此后多见的随形天然竹根印大不相同。天然形竹根印以清雍乾间竹人潘西风所制最为著名,后之乔林,吴惜载皆为擅此道的印人。在取材上,天然形竹根印分方圆二式;圆式为截取直径较小之竹根打磨而成;方式则从大竹根切割出之。当代配上圆雕,别具奇趣。
竹刻香具以香筒最为多见,香炉,香盒亦颇有之。焚香是文人情趣生活中一段重要的节目,以竹材质为香具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随着晚明竹刻勃兴,竹香筒的数量也是显著增多。香筒的刻法以深浅浮雕为主,再透雕镂空孔以出烟。清中叶以后。民生变异,香事渐衰,香筒逐从日常生活中淡出。除了仿古制作,仅仅保留在祭祀和供奉的场合,形制也变得粗大,因而逐渐与文人绝缘。
折扇原出日本,北宋时传入中国,末几既有仿制。至明代时已完全本土化。所用材料虽有竹,木,象牙,髹漆等多种,文人却对竹制扇骨格外珍视,原因自然是趋雅恶俗的心理所致,正如《万历野获编》所记‘吴中折扇,凡紫檀,象牙,乌木俱目为俗制,惟棕竹,毛竹者怀袖雅物。‘'目前所见最早的竹刻扇骨实物出土于晚明墓葬,有浮雕,阴刻,陷地刻等雕法,表明在明代中晚期竹制扇骨的雕刻工艺已比较成熟。南京与苏州地区是江南折扇的著名产地,南京所出称京扇,苏州所出称苏扇,皆以名手制骨,名人书画扇面为贵,雕边之著名者有李耀,濮澄二家。嘉定在明代与吴县同隶属于苏州府。却未见有刻扇之制,其原因不得而详。或者认为嘉定竹刻以深刻为法,扇骨细弱不堪雕镌,亦可备一说。竹制折扇工艺经历过清代前期一段低潮后,在清中期重新恢复了蓬勃发展的局面,成为江浙地区文人竹刻走向繁荣至关重要的物质基础。即在一向缺少扇骨雕刻传统的嘉定,乾隆后期也开始有精致的竹刻制作。留青刻骨在清代中期开始出现,至20世纪前期发展为扇骨雕刻的大宗,与引起阳文,阴文浅刻并驾齐驱。
至于诗筒,竹杯,竹罂,如意,竹冠,竹簪,竹杖,虫具等,一经文人手制,无不揩磨光润,镌刻清雅。如朱鹤手琢儒冠,清雅古朴,所制发簪,人皆不以器名,直呼为‘朱松邻‘,盛誉可想。竹杖为年迈体虚之文人须臾不离者,更是题刻累累。余如鸦片烟具,香烟具,鼻烟壶等。因为是晚清民国时期不少文人,书画家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者,也有一些雕刻诗文书画的竹刻 制作。然其并非传统文人性灵生活中固有者,且颇损风雅,虽有出于当时著名竹人之手者,终究不入雅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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