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文人的至爱雅玩

明清之际士大夫的藏书楼，满目缥缃的秘境里，书橱疏阔，边上一张书案，一架大理石屏虚空而立。黑白分明的石面上，一只苍猿正望月吐纳，云气升起在深山翠谷，山脚下，一线白浪珠玉飞溅，远远望去石屏似乎染了一层雾气……大理石屏，真是令人着迷的一件物事。

明清士人重宋元古画，而大理石屏，以天然画石嵌装为屏具，滇南万里而来，在明代属贵重珍罕之物，即使将其视作一种家具，以大理石屏的“无用之用”，大约也只能算“玩物”、“清供”，虽低调，却更为矜贵。一座黄花梨镶黝黯乌木山水纹面的大案，主人可能只为摆放一座石屏。

江山万里，浓缩一屏，皴擦点染，黑白分明，白云从石头内部升起，东方神秘美学的境界，物化为文人书斋日常之器。纤尘不染的空间里，画境随着光线发生微妙变化，那是故意打磨得微微凹凸不平的云母质颗粒在闪烁，汉代宫廷里云母屏风的奢豪，竟然十足书卷气。

宋代文人开始赏玩天然画石，并将其当作文房雅玩，欧阳修、苏轼等人钟爱为砚台遮风的“石屏”，可惜，他们都不曾见到出自点苍山的大理石。“米家山水”在天然奇石上完美呈现、不可思议的象形之美，属于李日华、文震亨的时代。李日华看到了点苍大理石“与阴阳通”的玄妙，岂止江山如画。

真赏斋内、绛云楼头、凝霞阁里、味水轩中……大理石屏与三代古铜器、古砚、成窑、宋版并重，“时玩”、“摹古”之物，俨然晋唐墨宝，匹敌汉玉隋珠，与古董奇珍相抗。云南与中原交通险阻，大理石屏名贵几埒宋元古画，寻常人家等闲无处可寻。

成化年间，吴中顾元庆，将宋代林洪《文房图赞》总结的十八件器物照“文房十友”架构重新排序，第一次将“端友”，亦即石屏，赫然列为“十友”之首！

至此，大理石屏取代了林洪文房排序第一的“毛中书”(笔)，在诸多书斋器物中，被提升至最高等级。古人著述，必用毛笔，也是书房中最核心之物，在文房器物中，笔列名居首，林洪的考量非常准确，其所隐喻的“书写”—“著述”功能，至顾元庆时代，一转而为书斋清赏石屏，推重其隐喻的“观看”—“观想”意蕴，文人没有完全放弃“秉笔直书”，但乐于遥看“江山如画”，其中况味，意味深长。

与明代宫廷、官署之内陈设的大型座屏不同，大理石屏多为插屏，陈设桌案几间，没有视觉遮挡或分割空间的“实用功能”，纯粹以美示人，恰因这“无用之用”，赋予大理石屏超迈脱俗的位置，卓然自立。

澹然冰雪姿，讵能混流俗。

明代文献中大理石屏消费、馈赠记录，其中多数来自江南地区显宦、文士，这是很值得注意的现象：明代中期以来，漕运顺畅，江南经济繁荣，书画收藏大热，世风奢华。南、北两京高官，江南文士，能从距离中原万里之遥的云南，获得一具被慧眼选出的上等“石屏”，并获得为之品评题铭的机会，事关受赠人的地位，是世俗身份与文化权力获得的双重肯定。

如英国学者柯律格所述，在明代人们通过对奢侈玩物的获得追求“身份认知”。《金瓶梅》中西门庆不惜重金从显宦旧家购买大理石屏，恰印证了这一观点。拥有这一最新被创造出来的“时玩”，馈赠与获得，皆可彰显彼此风雅与地位。世论严嵩贪鄙，《天水冰山录》抄家账册有数量众多的大理石屏，属不得折价变卖、必须缴入内库之物。

文人爱石，岂止一米颠？张岱见一奇石，大呼“岂有此理”。爱石成癖如张岱，遍查其诗文著述，斋中多奇石、怪木、竹器、珍奇，且多有铭记，独不见大理石屏，此亦一咄咄怪事！张宗子不及见之，亦一大恨事耳!

《明代大理石屏考》，在浩瀚明代文献中钩稽索隐，举凡引征明人诗文集、选集、别集、全集，包括奏议、信札、题跋、碑铭等文字，还有涉及大理石、大理石屏资料百余种，阐述了大理石屏在明代物质文明史框架下的演变过程。并尝试在其作为家具、文房陈设品的物质层面之外，进而诠释大理石屏作为“贡物”“商品”“礼物”的社会学意义，以及以“云山意象”作为审美核心的大理石屏所象征、承载的士人品位、精神。

↓ 进入下图，购买《明代大理石屏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