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乃基
关于“第一桶金”及其“原罪”已经有很多论述，马克思的“原初论述”是这样的：
“我们已经知道，货币怎样转化为资本，资本怎样产生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又怎样产生更多的资本。但是，资本积累以剩余价值为前提，剩余价值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前提，而资本主义生产又以商品生产者握有较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为前提。因此，这整个运动好像是在一个恶性循环中兜圈子，要脱出这个循环，就只有假定在资本主义积累之前有一种‘原始’积累，这种积累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而是它的起点。”“这种原始积累在政治经济学中所起的作用，同原罪在神学中所起的作用几乎是一样的。亚当吃了苹果，人类就有罪了。人们在解释这种原始积累的起源时，就像在谈过去的奇闻逸事。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两种人，一种是勤劳的，聪明的，而且首先是节俭的中坚人物，另一种是懒惰的，耗尽了自己的一切，甚至耗费过了头的无赖汉。诚然，神学中关于原罪的传说告诉我们，人怎样被注定必须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而经济学中关于原罪的故事则向我们揭示，怎么会有人根本不需要这样做。但是，这无关紧要。于是出现了这样的局面：第一种人积累财富，而第二种人最后除了自己的皮以外没有可出卖的东西。大多数人的贫穷和少数人的富有就是从这种原罪开始的„„。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掠夺、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
学者们认为，马克思关于资本原始积累的观点，出于建构其剩余价值理论的需要，在科学上并非无懈可击，或者止于对历史的描述，或者是某种故事，甚至就是“奇文逸事”。这里不打算在理论上论述第一桶金的原罪，博主感到饶有兴味的是，比较中西社会获取第一桶金的途径，以及期间发生的各具特色的原罪。
相对而言，西方人，或许还要更广泛些，更多的是对本民族之外其他民族的侵略和掠夺，犯下的是其他民族的原罪，尤其是近代以降的殖民和贩奴；相反，中华民族则较少对外征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海禁和长城大概可以说明这一点。于是，第一桶金大多取自民族内部，这种状况在近数十年更加明显。譬如依仗权势强取豪夺，假冒伪劣违背规则甚至法律，违法拆迁屡见不鲜，对农民工的压榨到开胸验肺的地步，中国富豪（土豪金？）的原罪主要的作案对象是自家人。
对外还是对内获取第一桶金，在很大程度上在于社会内部的结构。
其一，权力基尼指数过大，以至一方可以仅凭权势即可轻易在本国本民族获取第一桶金，用不着冒风险费大力气到别国和其他民族捞取。要是社会中个人权重的差距小，各色人等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平权对话，于是就只能到外面去以强凌弱。
其二，个人在法律基础上对自己权利的坚守，不容忍任何侵权行为，谁都不是软柿子。相对而言，中华民族具有世所罕见的容忍度，靠他人的容忍度，第一桶金唾手可得。
其三，显然，上述两条关系到是否具有完备的法律。
根据最小作用量原理，当在民族内部有机可乘，当“善加利用”，甚至也顾不上“兔子不吃窝边草”；而当民族内部的个人都依法维权时，便对外寻找第一桶金的机会。
相对而言，中华民族更多地在民族内部获取第一桶金，这一点可能是中华民族爱好和平乃至“和平崛起”的一个内在依据。
至于现在的国人维权意识觉醒，大概也不至于如西方列强在历史上那样，到外国去谋第一桶金。首先，通过捏自家人软柿子所犯下的原罪，第一桶金已经到手，然后就进入马克思所说的资本运行的良性循环。其次，具有普遍性的世界秩序已经基本形成，不允许当年的侵略和殖民。中国已经由内部捞取了第一桶金，消化了第一桶金的原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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