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沙孟海离开了我们，倏忽26年。值得我们深思的是，离开我们的沙孟海没有因为远离了权力中心或话语中心就变得寂寥，相反，他以“沉雄茂密，俊朗多姿”的书法，以博大精深、缜密细致的学识，以曲折、坎坷的人生经历，让我们一直缅怀，一直追忆，一直探求。因此，离开我们的沙孟海永远活在我们的记忆深处。
在杭州，我前往沙孟海故居拜谒，对他的了解加深了。沙孟海先生原名文若，字“孟海”，以字行。１９００年６月出生于浙江鄞县。早年从冯君木先生学诗及古文辞，随吴昌硕先生习书法篆刻，同时自学文字、金石之学。与前辈学者况蕙风、朱彊邨、章太炎、马一浮先生等多所过从，请益探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常务委员、浙江省博物馆历史部主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西泠印社社长等职。他学问渊博，是当代屈指可数的文人型书法家之一。
从书法艺术的角度观照沙孟海，我们自然发现，他进入书坛之前准备充分，不管是伏案临池，还是文史积累，均达到了一位文人、学者书法家的高标准。恰是因为这样的高标准，沙孟海从青年时代直至暮年，始终显得与众不同。本文将从沙孟海青年时代的四通手札入手，探讨沙孟海书法的文化意义。
对于手札的实用功能和审美意义，学者彭砺志先生说：“在古代，尺牍是人们话语交流的书面形式和信息传达的重要媒介，它综合反映了不同时代的政治制度、礼仪规范、交际关系以及审美方式。汉魏以降，工尺牍、善书翰被视为世族士人立身的艺能，尺牍也以其书法之美成为世人宝爱藏之的对象，并催生出魏晋书法灿烂之观，蔚为后世帖学的渊薮。同时，不同时代的社会文化和书仪规范在客观上又成就了尺牍大小错落、长短参差和虚实相映等复杂多变的形式美感。书疏当面，迹乃含情，人们赏悦尺牍，正是综合了形式与内容两方面的因素。”显然，手札对书法家尤其是文人型、学者化的书法家构成了巨大的文化诱惑。
沙孟海与当代著名书法家有许多不同之处，首先，他以文化的智慧把握书法，其毛笔书写是基于自身文化的表述，而不是将书法看成简单的技艺呈现；其次，沙孟海一专多能，其书法既有历史根基，亦有学问熏陶，高古而凝重；第三，作为学者的沙孟海，用毛笔写下了大量手札、文稿，这些随性而书的文字，一方面是沙孟海学术研究、诗词创作的成果，另一方面则是沙孟海书法艺术的客观表现。
沙孟海写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四通手札，让我们对青年沙孟海的书法研习和书法创作有了新的了解，对于研究沙孟海一生的书法创作更有裨益。
《与谢镇涛书》，是沙孟海写于1920年的手札，这一年沙孟海20岁。此通手札系行楷书，用笔谨严，书写自如，有多处涂抹、插行，文通字顺，书卷气浓郁。书法胎息“二王”，文气郁勃、英姿飒爽，显然出自于青年才俊之手。此手札系沙孟海对谢镇涛提出“古人命字之法”问题的回答，在娓娓道来中我们感受到了沙孟海对古典文献的熟知。他例举春秋、汉唐、宋明时期的名人，阐明“古人命字之法”的规律和特点，说古论今，强调：“近世命字，多失古义，汶汶冥冥，与号相混，虽巨儒名师，亦漫不加省。以章实斋之博洽，独自以斋为字，其他则又何说。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凡某山、某湖、某斋、某庐字而类号者，皆吾党所不敢苟同者也。”
写《与谢镇涛书》的沙孟海20岁，唯论书法，沙孟海也是青年中的翘楚；再品内容，我们自然会为沙孟海老到的文笔和条理清晰的阐述所折服。
如果说20岁的沙孟海写字小心谨慎，那么，三年后的沙孟海就从容多了。《与吴公阜书》是沙孟海写于1923年的手札，依我看来，这是沙孟海青年时代的代表作，甚至也是沙孟海书法创作生涯的代表作。从1920年到1923年，沙孟海又临习了哪些碑帖，尚无从考据，不过，比较《与谢镇涛书》和《与吴公阜书》不难推断，沙孟海于行草书用功甚勤，对魏晋书翰心追手摹，渐入佳境。此札舒朗隽永，神采飞扬，意新语俊，格调高雅，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耀眼的才华、独特的识见。
沙孟海认为，书法不能游离于学问之外，书法家首先是一名学问家。在沙孟海看来，“书法为了表现宇宙生命和人生的理想，必然要把自然和人生之美反映到书法中来，因此它奠定了中国书法审美的三大特征：一是崇尚天地的自然化审美；二是崇尚学问的人格化审美；三是崇尚道德的伦理化审美”。《与吴公阜书》，沙孟海谈到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即古人的东西需要分析，古人的字不都是具有学习价值的，对泥古者当头棒喝——“兄印谱曾置叔老处半月，顷始取归，叔老说进步之速非所忆及，将来正未可限量也。又说全册都好，惟‘胡吉宣’三字白文印，‘胡’字不雅。弟意用古人须有分别，作文刻印一例，此字虽古人有之，可学与否尚待考量也。兄以为然否？”
手札是一个人心性的表露，也是一个人思想的呈现。也许一个不经意的看法和一个即兴的判断，便具有理论的价值。
1930年1月，沙孟海在广州所写的《与朱赞卿书》，叙述了自己在岭南的生活和交游。据《沙孟海年表》记载，沙孟海于1929年与包稚颐结婚，同年7月，应广州中山大学邀请，赴广州担任中山大学预科国文教授。《与朱赞卿书》，首先谈了自己对友朋的关心，如对吴公阜、朱赞卿的惦念——“闻公阜病未愈，亦殊可念。兄事有无消息，结束否？倘仍杳然，不日锡畅南来（为学校事），当托友面促之”。第二，沙孟海陈述了自己在广州工作、生活的状况——“南方生活程度并不高，弟用途之省约为往时在沪在杭所未有，顾历年家庭经济亏耗太巨，补助不遑，家母又复病，忧苦。弟为娱亲计，只得将辛苦所入先行寄家”。第三，沙孟海提及了与南社社员蔡哲夫的交谊——“近日与蔡哲夫相识，即送两巨石来，属为其夫人谈月色女士（名溶溶，本广州檀度庵尼也）制印（今日刻成已取去，兄印谱中已钤一份，此时则不复寄也），并允以谈女士画梅为报……蔡哲夫日前发起展览会，书画不过如此，此外古物甚多，兹将该会特刊寄上半张，此乃十分之二也”。
1931年5月，沙孟海转至南京中央大学任秘书，结束了在中山大学的教授工作，因此，1930年《与朱赞卿书》一札是考据沙孟海在广州交游的重要史料。
此札的书法价值极大。三十而立，沙孟海享誉书坛、印坛、学界有年，这一时期他的书法作品日臻成熟，个人风格已见端倪。对《圣教序》一往情深的沙孟海，早已不满足对帖系的浸淫，为实现高远辽阔的艺术理想，他开始探寻新的艺术之路。他曾说：“我的‘转益多师’，还自己定出一个办法，即学习某一种碑帖，还同时‘穷源竟流’，兼学有关的碑帖与墨迹。什么叫穷源？要看出这一碑帖体势从哪里出来，作者用怎样方法学习古人，吸取精华？什么叫竟流？要找寻这一碑帖给予后来的影响如何，哪一家继承得最好？举例来说：钟繇书法，嫡传是王羲之，后来王体风行，人们看不到钟的真帖，一般只把传世钟帖行笔结字与王羲之不同之处算作钟字特点。”
“转益多师”“穷源竟流”，印证了沙孟海探寻书法艺术堂奥的哲学思考。
《与朱赞卿书》系行草书，魏晋印迹，兼杂北碑笔意，同时汲取黄道周奇崛的结字特征，收放自如，线条生动。作者陈情述事，情感起伏跌宕，笔随心动，字响调圆。此札与沙孟海晚年雄厚浑穆、苍劲挺拔的书风紧密相连，勾勒出沙孟海一以贯之的审美思想。
1932年《与王个簃书》也是沙孟海的代表作之一。1926年，沙孟海与王个簃相识，同年，拜吴昌硕为师，与王个簃同门。《与王个簃书》谈生活琐事，草书，平阙，形式感强。古今手札作品长短不一的行款形式古代称之为“平阙”，此形制全面形成于唐代。作为现当代杰出的书法家、考古学家、鉴定家，沙孟海对手札的历史演变非常清楚，自己写手札，基本采取传统方法。《与王个簃书》——“……两语，删去较为庄重。尊见何若？乞裁酌为幸”。从“裁酌为幸”另行提行。此札书法劲朗、气韵贯通、时露偏锋、笔意沉实，可谓现当代手札作品中的精品。
沙孟海《与朱赞卿书》
沙孟海《与吴公阜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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