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法

 

案：在小号谈作文之得，反响甚好，积成一定数量，便搬到这里。

 

作文最好以长短句结合，如果一定要在二者之间进行取舍，则当舍长而用短。长句固然有其优点，如绵密、恢宏，然而缺点更多，不易化解。马克吐温曾谈使用长句的规则：“作者偶尔可以放纵自己写长句，但是必须确保里面没有褶皱，没有含混，没有用括号括起来的部分来打乱整体节奏。当作者写完之后，长句不能像海蛇一样大半个身子在水下，而要像火炬游行一样清楚晓畅。”

 

温梓川写沈从文，谈及文法：“沈从文的文章轻易不用‘的’字。诚如萧乾所说，这个‘的’字照文法家说，是应该放在形容字下面，但文法是给守法不甚严谨的人预备的，那阶段我们皆须经过，这个‘的’字往往成为欧化文中句的致命伤，在流畅的行文中简直像一粒粒搅在米饭里的沙粒，破坏了文章的流畅。”（温梓川《文人的另一面：民国风景之一种》，第73页）把“的”字比作米饭里的沙粒，堪称妙喻。文章要干净利落，必须少用“的”字。有些人好用“之”取代“的”，以示文雅，然而过犹不及，用多了则成造作。

 

少时作文，被教以“豹尾”，除了结语须有力，还要求呼应主题。张大春则道：“文章结在该结的地方固是好处，荡开一笔，更有风姿。”（张大春《文章自在》，第25页）这自是高明的作法，不过风险极大，十分考验笔力，最后一笔，荡好了有风姿，荡不好反成蛇足。就文法而论，我觉得文章结尾还是该考虑如何收，而非荡。

 

有人说张中行的行文特点是“有话则短，无话则长，该说的话，戛然而止，不说了”。然而其“不说”，却胜于“说”，因为读者已经心知肚明，心领神会。这就是“收”或者说点到为止的妙处。

 

俗话说：一寸长，一寸强，一寸短，一寸险。以此论文章，长文未必强，短文的确险。所谓险，即难以着笔，不像写长文，可从容攻城略地，铺张扬厉，而必须开门见山，言简意赅，甚至不容一句闲笔，勿论废话。所以我写专栏，宁可接两千字，不愿接八百字的活。不过作文入门，不妨从短文起步，或者练习如何把长文删成短文。范福潮《书海泛舟记》曾记述其父所教的“三分法”：初学作文，篇幅惟恐不长，草稿写成，先把繁芜之处删去三分之一，以示儆戒；谋篇布局，斟酌人物、情节、细节，又去三分之一，以图简约；修辞炼句，推敲文字，再去三分之一，以臻完美，如此磨砺十年，或有所得。

 

中国诗词大会所考核的东西，绝不止记忆力，有人纠结于此，实属浅陋之见。要言之，诗词修养之价值，且不说提升审美、想象力与文史知识，单单对语感的锻造，足以使一个人受益终身。现代汉语严重受制于欧化语体（翻译体），几乎毫无语感可言，故而锻造语感，必须从古文尤其古诗词入手（就孩子的启蒙而言，词不如诗，唐诗不如汉魏诗，当然这不等于说愈古愈好，有些家长拿《诗经》给孩子启蒙，纯属头脑发昏）。诗词之于语感，首在对平仄的运用，其实平仄之字，不必死记硬背，诗读多了，自然上道。张大春曾提醒，句子结尾一定要注意平仄，讲究“平仄相违”，方有韵味，最忌讳结尾之处一连几个字都是平声字或仄声字。

 

有人问什么叫语感，想起老辈说过的一个故事。一个人在此房间读文章，另一人在相邻的彼房间听到了，并不觉得此人在朗读，而以为他在说话。这是我见过的关于语感最通俗的诠释。

 

写文章要不要使用“吧”“啊”“啦”“呀”等，我觉得不可一概而论。若文体为说理，一来追求严谨，二来追求利落，那么尽量不要使用这些汉字；若文体为抒情或叙事，则可根据情节而偶用一二，以求鲜活、生动，不过窃以为还是不宜多用，如“吧”这样的平声字，一般用于句尾，用多了不免有损文章气势。

 

文无定法，读书亦然。聪明人有聪明人的读法，笨人有笨人的读法。听人谈读书经验，必须注意这一点。有些读书法，适用于聪明人，如一目十行、数书并读、不求甚解等。有些读书法，适用于笨人，如朱熹《读书要诀》云：“凡读书……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是要多诵遍数，自然上口，久远不忘。古人云：‘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谓读得熟，则不待解说，自晓其义也。”此之谓熟读；曾国藩云：“一书未点完，断不看他书，东翻西阅，都是徇外为人。”“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耐也。”此之谓读书不二，要义在于专与耐。

 

判断文章之优劣，有一些简单标准。拿修辞来说，一看作者会不会误用“封建社会”“封建专制”这样的概念；二看作者会不会使用“解放”“新中国”这样的新词；三看作者是不是好用“人民”这样的空话。具备其中两条，文章便无足观。

说到“人民”，想起前不久读到的一则故事。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苏联文化部长波里卡尔波夫称，同意其留居祖国，“只是人民的激愤，我们实在难靠自己的力量加以制止”。帕斯捷尔纳克反唇相讥：“人民！人民！您好像是从自己裤裆里掏出来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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