蒸蒸发热等证。方由大黄,炙甘草、芒硝三药组成。此方属于泻下之剂,因其硝黄兼用,泻下的作用是很强的。但是,仲景又加了一味甘草、经蜜炙之后,补中益气,以羁绊硝黄泻下之势,自是不言而喻的。甘草缓恋硝黄,如船载铁石入江而不沉,起到了载药上浮的作用。所以《长沙方歌括》一言点明说“调和胃气炙甘功”。《卫生宝鉴》认识到调胃承气汤有泻热于上的作用,故于本方另加黄连、犀角以治阳明胃热上熏于面的“燎面”证。余在临床治疗胃火牙痛,口臭、鼻蛆、头痛等证,亦每用此方而取效。也说明了调胃承气汤有泻热于上的作用。
六、大柴胡汤
大柴胡汤是治疗少阳病邪未解,而阳明燥热又成。其证以口苦、便秘、呕不止、心下急、疼痛拒按、郁郁微烦为主。此方由柴胡、黄琴、半夏、生姜、积实、芍药、大黄、大枣等药组成。查其方义,用小柴胡汤,减人参、甘草以外解少阴之热,加大黄、积实、芍药等酸苦寒凉之品,以泻阳明内结之热。必须指出,方中的生姜,用到五两之多,(几乎超过小柴胡汤的一半)这是有其深意的。因为少阳病位,在于胁下,属于半表半里的病变。所以只能和解,而禁用汗、吐、下之法。那么,大柴胡汤,为什么又用大黄呢?尤在径则认为大柴胡汤是少阳病的权变之法,也是不得已之兵,故在用大黄的同时,又倍加生姜的剂量,使之协半夏以治呕,又可赖其辛散之性,引大黄而上行,又能使少阳枢机不致内折,此所谓有制之师。若不用此,则大黄积实肆无忌惮,逞其泻下之能,则必先挫伤少阳,使少阳之邪非但不解,恐反随之而内陷。由是观之,大柴胡汤用辛开以制其苦降,虽与甘草缓恋之法不同,然缩大黄于上,不令其速下,其义则一。何况生姜又能助柴胡以解在外之邪,也是一药两用之法。
总的来说,“载药上浮”之法,首先创见于《伤寒论》。从以上六方的分析,即可以证明。后世医家,专以桔梗为舟揖之使,因而提出了“载药上浮”的方法。殊不知“载药上浮”,有多种形式,似不拘于桔梗之一格。因为法以证立、方以法随,若不先解决证的所需和药的不同,而奢谈载浮之法,则不能得其要领。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因病机的差异,而上浮之药也是彼此不能代替的,如不建立这一思想认识,未有不动手便错的。例如桔梗的舟揖作用,若用于白散,则非常出色;若是挪换一下,把它用在瓜蒂散,或调胃承气汤,以及桅子豉汤,则都是格格不入的,无功效之可言,甚则还给治疗带来严重的间题。譬如说,调胃承气汤去掉甘草,换上桔梗,就起不到调和胃气,以泻上邪的作用。则势必引起硝、黄的峻下而使治疗走_L反面。又如大陷胸丸用白蜜非常对证,如改用甘草,则和甘遂相反而同室操戈;改用桔梗则泻下必速了;若改用香豉则必走津助燥。莫道一药之差,而关系全局之变,也是不能轻视的。再看大柴胡汤的生姜配大黄的作用,它能使大黄之泻下不至其极;又避开少阳之禁,而使枢机畅利,此方如改用它药,不论桔梗、香豉无一能与生姜相比。由此可见,凡用“载药上浮”法的,不应先论药,而应先论证,务以契合病机,而又发挥多方面的作用,这才臻于上乘之境。
通过《伤寒论》六个“载药上浮”的不同使用,使人在组方用药上大开了眼界,《伤寒论》这种同中求异,殊途同归的方法,反映了经方丰富多彩,灿烂夺目,确有一药一珠之感受。
阴虚性的肝胃不和证治（北京中医研究院-刘渡舟）
在临床一提到肝胃不和,可以说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似乎没有什么可以议论之处。但是,另有一种“阴虚性的肝胃不和”,则恰恰相反,认识它的还不够广泛。这个病的症状,同一般的肝胃不和,看来似乎相似,所以容易混淆诊断,在治疗上,往往犯燥药劫阴之误,因而越治越重。
首先说明,本文指的“阴虚”,是肝血和胃液,而不是肾阴。因为血是肝之阴,津液是胃之阴,都有节制气阳的作用;如果肝胃之阴一虚,则不能领顽气阳,可导致肝气横逆,而胃气不和。另外,肝胃之气,本又相通,一脏不和,则两脏皆病。叶天士说:“厥阴之气上干,阳明之气失降”,可见肝胃阴虚不和,互相影响,是不可分的。所以,阴虚的肝胃不和,有它的特殊性,不能和一般的肝胃不和同日而语。
一、病因
阴虚性的肝胃不和的病因较广,举其常见者,有以下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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