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纪六十年，张珩（左）与刘九庵（右）在广东鉴定书画后游览肇庆七星岩
尝见书画鉴定家张珩（1914—1963）在题“扬州画派”画家罗聘（1733—1799）的一幅山水时说：“罗两峰与金冬心、郑板桥等旧称扬州八怪，皆能超轶出群，不入庸人眼目，所作山水，颇不多见。此轴气韵萧散，真不落画史蹊径者，宜世以怪目之，虽然怪，其所不当怪者亦多矣，不知览者将复以余言为怪否？木雁斋题”，钤白文联珠印“吴”、“兴”和“张”、“珩”。此言为张氏应藏画者之邀，对罗聘山水作解读，谓其虽“怪”实则“不怪”，乃其不落窠臼之鲜明个性矣。此题从藏者角度看，当是增添其藏品之可信度与附加值。古往今来，同此一理。
有意思的是，在题此跋语之后数月，藏画者再来找张珩另题：“数月前仲老携此图来共赏玩，爱其不落常蹊。仲老索余着语，因灯下漫为题之，顷复持示云，或谓此题与余书不类，疑出他手。余闻而爽然，盖仲老亲见余书，谓之于人，而人多不信乃如此。窃思少日亦颇好评真论伪，于此然后知鉴定之不易，言而率尔雌黄者为可戒也。辛丑冬季，张珩再题”，钤朱文方印“甲寅”和白文方印“张氏葱玉”。“辛丑”为1961年，而“甲寅”为1974年。张珩在题跋之后的第三年即辞世，但未知此画何故又钤“甲寅”小印，或为藏家之印？但两印相互抵牾之处并不重要，细审张氏墨迹，当为真迹无疑，谅不为宵小之徒所为。重要的是，张氏对自己前后两题的“真伪”所生发的感喟，以现身说法言其鉴定之不易。前题因乃“灯下漫为题之”，故其书风与习见风格相异，因而有观者“疑出他手”，并不相信是张氏真迹，所以才有藏画者再持画来倩张重题之举。作为当事者，张珩对此深有感触，这对于轻易判定真赝、臧否优劣者的确是当头棒喝。这类现象，在书画鉴定中，古往今来不乏其人，动辄以书画中的瑕疵或非典型风格而否定其真迹，出现误判，确乎大有人在。殊不知有些书画，是书画者在非正常状态下所为，比如生病、或旅途、或心情极差甚至并不具备书画创作的情境下所作，因而与其常见风格迥别是很正常的。善鉴者往往细察其笔性，穷其奥理，自然不会误作赝鼎。唯独对书画一知半解者，就会鲁鱼不分，出现张珩题跋中所言之无奈语。
无独有偶，晚清画家松年（1837—1906）也有着和张珩同样的感喟，他在画学论著《颐园论画》中就提出“评论古今名家画，不可一见好即许为真迹，亦不可见不好即定为不真”，即是此理。他同时以诗文作比喻，谈及书画鉴定的真谛：“凡大家之作，一时兴到，文如流泉，滔滔不竭，往往不暇修句，则有小疵，而气势乃高超奇绝。凡名家之作，局度修整，面目光洁，逐处搜寻，决无瑕疵，而气势总觉平衍无奇。作画亦同此理。观者必须独具慧眼，理路深求，全幅讲理，忽有一处不讲理，无理之中却有偏理奇趣，此大家之作无疑。如处处不讲理，仅仅工整，此伪作托名，或款字精良，必是假画真款”。上述张珩在罗聘画中的首次题跋，便是“全幅讲理，忽有一处不讲理”，此“不讲理”处即是其非正常状态下的书写。如果鉴画者多能明此理，或许书画鉴考与美术史研究中，就会少很多訾议，从而耳食之言也就难行其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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