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历史研究成果回顾
东汉五铢的研究从古到今是一个漫长的艰辛探索过程，历来也是两汉货币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目前所有东汉五铢的研究成果都是建立在这些基础之上的。吃水不忘挖井人，本着客观事实的看待这段历史，前贤志士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当我们抚摸着一枚枚实物的时候，是否也将思绪带往了深邃的历史和前贤们熠熠生辉的话语中去了呢？
东汉五铢研究分为了三个阶段来看待，然而这三个阶段也是将东汉五铢从‘混沌’，转为了‘混乱’，直至渐渐清晰的缓慢渐变过程。这个周期也是历经了一千五百年的浑浑噩噩，停滞不前的无语尴尬境地。也是将一些公案谜题叠加复杂到无以复加阶段的源头所在。也就是这样的情况才奠定了整个五铢体系在中国货币发展史中一直得不到重视和彻底突破的症结所在。
第一个阶段‘混沌’期
是从南朝南梁顾烜的【顾烜钱谱】说起直到清代为止。南朝南梁距东汉结束也不过200多年，但是限于当时的一些实际和客观情况，市面见诸的货币品种还是以五铢为主。从南宋洪遵【泉志】所引述记载的【顾烜钱谱】段落来看，所言所见之处，皆是古有，今见等模棱两可之言。可见对于当时充斥于市面上的大量东汉五铢是熟视无睹的，并没有给予很大的关注和研究的。这其中就连东晋李寿据成都鼓铸的‘汉兴’小钱，【顾烜钱谱】也将其归结到‘荚钱’条记中去。‘今犹有小钱，重一铢半，径五分，文曰汉兴，小篆文’。错把汉兴识为荚钱，而这个失误直至到清乾隆年间梁诗正【钦定钱录】时才得到改正。其后纵观唐宋元明朝编撰的各种泉志谱录，在东汉五铢的研究上基本停留在史料上的纲目品中，东汉五铢品种也即灵帝四出和直百五铢上盖棺定论了。难怪清人戴熙言：‘前人定五铢钱年代，说多无据，惟‘四出’为有据，由有据者推之，知无据者尽臆说矣’！
第二个阶段‘混乱’期
清中期--近代，也就是清代中期到建国前。这一阶段从咸同时期的李佐贤【古钱汇】刊行开始，出现了很多在古泉界具有广泛影响，名垂青史的古泉大家，如鲍子年【观古阁泉说】，吕尧仙【毗邻出土孝建四铢拓本】等等，也出现了很多因为著录吉金而将钱范等一系列研究东汉钱币有推动作用的吉金拓集见世。如陈介祺【簠斋吉金录】，刘体智【小校经阁金文】等等。这一时期英才辈出，著录甚丰，影响致远。整体上极大奠定了我们现在货币史，钱币学等研究体系的形成。民国时期，一些关于东汉五铢的论述也是层出不穷，方若【言钱别录】就记载了很多走访笔谈中牵涉到五铢发现的资料，其中一些现在来看是东汉五铢的发现资料。郑家相【泉币】杂志中连载了（五铢研究）一文，也从一定程度肯定了东汉五铢的重要性。最具影响力的还是丁福保的【历代古钱图说】【古钱大辞典】两本钜制工具书。其中关于东汉五铢的一些定论也一直影响到如今。虽然这一时期巨匠云集，著述海量。但限于客观条件所限。一些观点的阐述也因为影响力和认知的匮乏，直到现在还在扰乱着一些五铢方面的走向和认识。比如丁福保的所谓永平五铢是一枚西汉五铢等等需要纠正的失误。其中，最大的一个东汉五铢乌龙事件是‘传形五铢’之误；杨晨【三国会要 食货】解释传形五铢载；‘如纸背传模，其文反，五在左，铢在右。铢字亦朱在左，金在右’。卢弼成书于解放前【三国志集解】中（因抗战影响1957年才出版）云；‘当时刘备铸有直百五铢，又铸有传形五铢’。自此世人皆将传形五铢误认为蜀钱，各种著述中皆广泛引用。直至1982年第二期【考古和文物】郭清华（陕西勉县老道寺四号汉墓发掘简报）一文中披露一枚传形五铢。在考古界引起轰动，经过几代人的共同研判，以上论述的传形五铢均系东汉五铢里的传形五铢。
第三个阶段‘黎明’期
建国以后，随着一些考古发掘的科学性和信息公布的准确性。一些东汉五铢的问题也在出土发现和专家学者的论著中得到了极大的解决和纠正。这一个阶段也分为了三个时期段落加以总结，第一时期是以蒋若是等先贤为代表的【洛阳烧沟汉墓】中依据遗址内汉墓的信息，对相伴出土的五铢钱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分类整理，从一定程度上界定了东西汉五铢的区分类型。客观公正，论断准确。第二时期是改革开放后，以中国钱币学会为学术龙头，带动各地钱币学会成立以来，特别是陕西省钱币学会依据地理优势，大力拓展发扬本土汉唐旧都遗存便利。结合一系列出土发现和实际遗存情况。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在国内，国际顶端学者的一致努力下，为现在的东汉五铢研究拨开了迷雾，开拓了道路。可谓至关重要，功不可没。同期，国内的学术氛围也是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极大的促进了东汉五铢的货币实物乃至货币学，经济学等等学术成果的推进发展。这一时期是两汉五铢货币，乃至整个钱币界的‘黄金时代’。涌现出一大批如朱活，姚世铎，徐承泰等等知名专家学者。可喜可贺的是在五铢货币里产生了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专业工具书著作。即杜维善【五铢图考】的横空面世。这恰是黎明前的一道曙光，照亮了五铢，也照亮了所有喜爱五铢，特别是东汉五铢人们的心扉。
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网络，电脑，智能终端科技取代了纸质的各种书籍刊物。钱币研究的载体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自媒体和一些电子产品的普及，在一定程度上将钱币研究的阵地转战到了虚拟空间里。二千多年的东汉五铢研究也随着网络的便捷，信息获取的便利。重新焕发呈现了异彩纷呈的新面貌。传统的模式正在日新月异的改变中，这对于东汉五铢的研究来讲，是机遇也是挑战。但是总体发展趋势也随着一些课题相继解决攻破，整体形势趋于向好。可见网络的力量是巨大的，潜力是深厚的，影响也必将更加深远！
四.建武前的经济问题解读
【后汉书 光武帝纪】建武十六年：‘初，王莽乱后，货币杂用布，帛，金，粟。是岁始行五铢钱’。
东汉经济，特别是建武前期，受到西汉和王莽的经济制度影响，很大程度上继承了西汉和王莽的经济制度。加之立国之后，长达十余年的兼并平叛战争。东汉王朝从弱到强，逐渐稳固了政权，取得了极大的政治，经济，体统等等治国之本的优势。从而励精图治，兴废利弊展开了一系列的改革和综治工作。才有了紧接而来的‘明章之治’的盛世呈献。
那么，马援倡议的行用五铢得到世祖采纳和施行。建立了系统完备的建武五铢体系，从而奠定了乃至整个东汉五铢的根基所在。史料中这段建武十六年的记载，可谓是东汉货币经济的分水岭。文中引述的‘货币杂用布，帛，金，粟’的记载到底在东汉极早期这一阶段起到了什么作用?具体的经济作用有哪些？以下通过对布，帛，金，粟在史料中记载加以引述解释，以期通过这几个方面解开在东汉极早期兼并平叛战争中，实物经济带来的真实面貌。
布，帛
汉代的布以麻葛织品为主。麻葛布为黄麻，亚麻，苎麻，剑麻，蕉麻为主要原材料加工而成。也分为了七稯，八稯，九稯，十稯之称。汉人对布的划分是以‘縷’的多寡来区分布匹的‘稯’。【说文】絩字引汉律：‘绮丝数谓之絩，布谓之緵’。【礼经】：布八十縷为升。禾部曰；布八十縷为稯。段玉裁注；緫卽稯也。稯卽緵也。緵卽升也。皆謂八十縷。【史记 景帝本纪】：‘后元二年令徒隶衣七稯布’。【汉书 王莽传】：‘一月之俸，十稯布二匹’。参陈直【汉代内郡边郡物价情况】之说：‘布的价值，今可考的，八稯布每匹约二百余钱，九稯布每匹三百三钱。而十稯布价值，当与八稯，九稯相距不远’。据【居延汉简释文】卷一第六十三页：‘白布方橐一，用钱五百’。十稯布在建武铸币前后以四百钱至五百钱权宜为好。
汉代的丝织品总称为缯帛或缣帛。【盐铁论 本议篇】：‘齐陶之缣，蜀汉之布’。两汉的丝织品在西汉时期是以中原地区种桑养蚕为范围产地。东汉初期才渐渐传播到南方。罗振玉，王国维合著的【流沙坠简 考释 器物类】第四十三页，有任城缣题字云：‘任城国亢父缣一匹，幅广二尺二寸，长四丈，重二十五两，直钱六百十八’。据考该简文之任城亢父缣为东汉早期亢父产缣之证。此价也较为接近当时的实际价值。【后汉书 刘般列传】载建武十九年世祖刘秀：‘行幸沛’，‘赐般绶，钱百万，缯二百匹’。钱剑夫【秦汉货币史稿】云；因缣帛‘不可尺寸分裂’。‘自当先换成钱，然后使用’。那么以任城亢父缣的直钱六百十八为准。建武前后的缣帛价以五百钱至六百钱为准较好。
金 ，粟
金（Au）作为一种地球上的金属，因其相对稀少的存量和稳定的金相特性，从古到今一直是作为硬通货的保值货币形式存在于经济领域。中国境内的金制品发现最早可到夏商时期遗址内金饰品发现。金作为货币使用由来已久，西汉时，【史记 平准书】载：‘金有三等，黄金为上’。朱红林【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集释】载：‘金不青赤者，为行金。敢择不取行钱，金者，罚金四两’。【汉书 食货志】载：‘黄金重一斤，直钱万’。作为一种高价值的通货，黄金在丝绸之路的东西方贸易中也一直占据重要地位。西汉作为一个富有黄金的王朝，随着东西方贸易的频繁往来。大量黄金流失在通商的往返沿途中，直至到建武前后，黄金的占有率也呈现出了严重下滑，存量不足的现象。从西汉早期动辄赏金几十万金，【史记 平准书】：‘大将军，骠骑大出击胡，得首虏八九万级，赏赐五十万金’。到王莽时期列候以下都不准用黄金。【资治通鉴】居摄二年：‘五月更造货……禁列候以下不得挟黄金。输御府受直’。可见，黄金的流失是非常严重的。建武前黄金与钱的比值还是以‘直钱万’为准。
粟泛指一切粮食。【管子·轻重篇】曰：‘故五谷粟米者，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布者，民之通货也’。自古以来，粟米一直都是作为一种权衡货币价值，评估货币购买力的标准存在。粟米的贵贱盈欠，其最直接的见诸与史料记载上的也是折钱多寡来体现的。建武前关于粟米的价值记载有【后汉书 光武纪】建武二年；‘初王莽末，天下旱蝗，黄金一斤，易毂一斛’。粟米的量制，自古以来以重量来衡量价值尺度。汉官秩据【汉书 百官公卿表】记载，均以‘中二千石’，‘比二千石’来表述。石=斛通为量重。一石=四均，一均等于三十斤。一斛=10斗，一斗=10升。建武前的粟米比价，鉴于粮食属于消费性产品，灾年和丰年之下，粮价也会随行就市，波动较大。各种典籍和算经均以当时当地毂价为准，无法取得比较一致的比值。据【居延汉简释文】卷一第八十四页：‘粟二石，直三百九十’为准。以两百钱一石为好。
（1）建武前的东汉经济社会和市场经济是多样性的，但是，受到西汉晚期豪强盛行和土地兼并的广泛影响。加之东汉采取怀柔包容的对待立国有功之臣，大量为东汉立国而立下汗马功劳的功臣们得以分到土地等奖赏。更使东汉早期本以豪强林立，土地兼并俱盛的地主田庄经济得以稳固下来。从而以地主集团，豪富集团，世族门阀为主体高层利益集团确立了东汉整个经济集团形成。马新先生认为：‘汉代田庄在汉代商品经济的运作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田庄既是商品市场的重要供应者，又是商品经济的重要经营者’。东汉后期崔寔撰【四民月令】所记载的商品交换，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田庄内繁荣的‘闭门为市’经济行为，【后汉书 樊宏传】：‘世善农稼，好货殖’。也一定程度反映了田庄经济中主要参与者的经济价值取向。所以，东汉建武十六年之前，市场和整体经济状态以田庄经济为主体。
（2）东汉早期布帛一定程度上逐渐取得支付地位的确定，并一直影响后世布帛实物货币地位形成稳固，并且占据主导地位，是有着外在和内应的客观因素决定的。【汉书 贡禹传】：‘租税禄赐皆以布帛及谷，使百姓壹归於农，复古道便’。随着西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和汉匈之战后稳定了通往西域诸国的贸易道路，以丝绸为主体的东西方贸易频繁，鉴于国内对于丝绸的产量提升和西域诸国的需求，致使丝绸成为了一种具备双重经济价值的商品及货币来看待。在西汉晚期一定意义上具备了高等价商品货币的地位，随着王莽天凤三年王莽‘遣大使五威将王骏，西域都护李崇，戊己校尉郭钦出西域……及莽败，崇役，西域遂决’【汉书 王莽传】。与西域丝绸贸易的断绝，导致国内缣帛丝绸的内积，直至东汉班超出使西域成功，再次打通丝绸之路后才得以缓解，这中间几十年的时间，内积的布帛转为内需为币是布帛为币的外在和内应因素使然。
（3）【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十六年：‘初，王莽乱后，货币杂用布，帛，金，粟。是岁始行五铢钱’。这一段记述中，最为重要的一个词汇是（杂用）一词，也是最能解释建武十六年之前布，帛，金，粟在实际经济领域地位的具体表达。杂用在词典中的释义为‘间杂使用’。清 薛福成【书（汉书 外戚传）后六】：‘大抵光之秉政，公私杂用，总之不学无术而已’。杂用一词阐述在这段记述中，是反映当时的实际流通支付中布，帛，金，粟的作用并不是占据非常大的份额，而是作为辅助交易支付或者大额交易支付中才出现的支付形式。大额交易可以用布，帛，金，粟等高价值实物货币替代，是为了便于大宗交易的清算结付方便。那么，面对占据大量市场交易中的小宗，零散商品交易，建武十六年之前到底是怎样结算的呢？请看下篇！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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