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展览中发现，“黄装”与“蝴蝶装金镶玉”都是针对宋代蝴蝶装古籍的保存保护而进行创新与变革的，因此更激发笔者去探寻黄丕烈“黄装”与张士达“蝴蝶装金镶玉”之间的关联，对这两种方法进行一些研究、探讨与分析。
蝴蝶装是宋元刻本常用的装帧形式，《明史· 艺文志》中记载：“秘阁书籍皆宋元所遗，无不精美，装用倒折，四周外向，虫鼠不能损。”文中所记即蝴装。蝴蝶装在装帧历史上有过改装，其中以“黄装”最为有名，它是清代著名藏书家黄丕烈特别采用的一种能够保留蝴蝶装形式的装帧方法。肖振棠、丁瑜先生在《中国古籍装订修补技术》中的“蝴蝶装书籍装修法”中谈到“黄装”：书页对齐折好后，在折口的背面点上三四点浆糊，外面包上书皮，“清代藏书家黄丕烈多采用此种装订方法” 。以此种说法为基础，学界对“黄装”有较为一致的看法，即对连续两张空白书页进行点浆，空浆背外面包上书皮。这种做法的优点是不伤版心（书口），展开容易放平，缺点是因用浆糊少，容易散页，不坚固。笔者曾在拙文《“黄装”略议》一文中写道，“黄装”的另一个重要特点不容忽视，即“书页四周镶出保护页”的部分 ，这一点在以往论著中未曾提及。 上海图书馆“缥缃流彩”展陈的宋刻孤本《重雕足本鉴诫录》 （图 １），曾历经项元汴、黄丕烈等名家收藏，流传有序。此书为宋代刻本，宋刻本原装应为蝴蝶装，即版心向内，单口向外，版心背口处相互粘连的一种装帧形式。但就此书的装潢形式来看，该书页的书脑处留有多处订眼孔，说明这部书有一段时间曾以线装的形式存世。根据黄丕烈的题跋记载可知，当此书传至黄丕烈处，他将书籍恢 复了蝴蝶装的原貌。从外观整体来看，展现于眼前的是宋代流行的蝴蝶装形式，版心向内，四周向外。但细看则发现不同于蝴蝶装之处，书页四周皆用颜色相仿的纸补缀过，从外观看四周的衬纸恰好将书页镶嵌于其中。书页的内容在蝴蝶装以及四周衬纸的镶嵌下，得到了双重保护。通过跋文可知，为了保留宋本书的古风，使书籍延年益寿，黄丕烈对此书进行了改装，其跋文记载：“四围并前后副叶皆宋纸，面叶亦宋金粟藏金笺，装潢古雅，与书相称，虽损旧装为之，恐或更有益于是书。”笔者认为这样难得一见的装帧形式，可称为“黄装”。
图1 上海图书馆藏宋刻孤本《重雕足本鉴诫录》
南京图书馆“册府千华”展示的元刻本《乐府新编阳春白雪》 （图 ２），元代杨朝英辑，明代柳如是校。此书内有黄丕烈亲笔题跋，正文前有柳如是小像一幅。从外观看，此书装帧古雅美观，打开书页能看到完整的版面，蝴蝶装形式完整保留。虽然书页有破损、残缺，但精湛的修复技术使得破损处被修补得天衣无缝，达到了整旧如旧的效果。根据展览现场观察，此书版心向内，书页四周镶有与书页颜色相仿的衬纸，同上海图书馆展出的《重雕足本鉴诫录》的装帧形式极为相似。《乐府新编阳春白雪》也正是笔者1998年《“黄装”略议》一文中提到的“采用了特殊的装帧形式”的书，黄丕烈在此书题识中记载：“余因全本不可得见，得见残本斯可矣。出重价购此，并不惜装潢之费，职是故耳。原书阙损几番，照影元钞本字体描补，异于不知而妄作，倘后来获见此元刻之全本…… ”由此可见黄丕烈对此书改装所花费的精力和财力。笔者曾经对国家图书馆出版的《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中的四十一部蝴蝶装古籍进行初步统计 ，发现图录中具有明显“黄装”特征（保留蝴蝶装形式且书页四周镶有保护页）、经黄丕烈收藏并改装过的善本古籍共有九部。
由此笔者认为“黄装”的制作特点包括：原书为宋元版黄丕烈藏蝴蝶装古籍，经过修复，并对全书进行具有金镶玉特点的改装——镶嵌衬纸于书页四周后，再在书页的背面书口部位点少许浆糊使其相互粘住；书背的处理不再像蝴蝶装那样涂满浆糊，而是直接用书皮包裹，从而避免版心部分被蠹虫蛀蚀。这种装帧形式始自黄丕烈，这样的蝴蝶装改进形式才符合后人所称的“黄装”。
图2 南京图书馆馆藏元刻本《乐府新编阳春白雪》
2018年，南京图书馆“册府千华”展示了北宋孤本《礼部韵略》 （图 ３），其装帧形式是用一种类似“黄装”的“蝴蝶装金镶玉”来进行装帧保护的。根据专家 介绍，这部书最初是97页的散页，如果按照宋代刻本的原貌还原成当时盛行的蝴蝶装形式，考虑到单纯的蝶装书籍彼此靠浆糊粘连，中间没有保护措施，很容易再次出现散页、脱落、破损等不牢固的问题。为了最大限度地保留书籍原貌，同时使之更加牢固持久，修复人员最终采用了内看为蝶装，外观是线装或包背装的“蝴蝶装金镶玉”装帧方式。“蝴蝶装金镶玉”也称“挖镶”，是20 世纪60年代北京图书馆修复师张士达先生创造发明的，笔者于1982年在江西跟随张士达先生学习，同师傅交流时先生回忆说：“当年在北京图书馆修复大量宋元时期蝴蝶装善本古籍时，经过大量的分析研究和试验过程，想出这一方法，并得到赵万里先生同意和支持后才付诸实施。”这种方法既保持了蝴蝶装的原型，又镶嵌衬纸于书页四周以保护书页，最后还可用包背装或线装的风格，来对宋元时期的古籍善本进行全方位保护，应该说“蝴蝶装金镶玉”是一种对宋元时期蝴蝶装古籍经过修复保护后的非常理想的装帧方式。
从以上展览中展出的三部宋元刻本来看，其原始装帧应为蝴蝶装无疑，然而三部刻本最终均以蝴蝶装的改装形式再现于世。清代诞生的“黄装”与现代发明的“蝴蝶装金镶玉”，是在宋代蝴蝶装基础上的改革与变形。装帧形式在数百年间经历了一次次的创新与变革，而改装形式与修复者及藏书家的修复理念与思想有密切关联。黄丕烈一生藏书众多，很多残破图书被其重新装潢，再现生机，尤其以“黄装”最具代表性。而“蝴蝶装金镶玉”从外观来看，与“黄装” 颇为相似，均保留了蝴蝶装版心在内、四周向外的形式，特别是衬纸护其书页四周，为书页的保护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张士达（1902—1993），字俊杰，著名古籍修复专家，技艺精湛，曾供职于北京图书馆，被赵万里先生称为“国手”。20世纪60年代张士达先生在北京图书馆供职期间，被公认为修复宋元破损善本古籍最多的人，宋刻本《杨诚斋集》（现藏于国家图书馆）是明确记录由张士达先生修复过的宋元善本古籍。虽然于当时没有留下更多关于先生修复工作的档案记录，但是先生在修复带有黄丕烈题跋记录的珍贵宋元善本时，对黄丕烈修书装书活动进行过非常细致认真的摘录、整理与研究。2013年在张士达先生逝世二十周年之际，笔者邀约北京的三位师兄去江西祭拜先生，先生的大女儿将先生的研究札记拍照、复印后分别赠予我们四人留作纪念。 2013年张士达先生逝世二十周年江西祭拜后的合影纪念这里附张士达先生读《士礼居藏书题跋》中有关配纸、修书、装书等文字所做2013年张士达先生逝世二十周年江西祭拜后的合影纪念札记的手稿复印件（图 ４），从中可见张士达先生早年对黄丕烈修书活动的深入研究，对黄丕烈所提出问题的格外关注，直接影响了其对实际修复工作的思考与经验积累。下面从张士达先生研究札记中摘取几条，由此可以看出“蝴蝶装金镶玉”创制的思想来源。
黄氏谓金镶玉为衬纸副其四围。
《士礼居藏书题跋续编》卷一第六页《宋五服图解》题跋略云:“因墨敝纸渝，损而重装，复以衬纸副其四围，不能睹旧时面目矣。装成并记。”
《士礼居藏书题跋》卷二第廿六页《华阳国志》题跋略云：“纸本霉烂破损，系义门返吴时覆舟黄流所厄，恐不耐展读，命工重加裱托改装，倒折向外，庶免敝渝之患。”
《士礼居藏书题跋》卷二第四十一页《咸淳临安志》题跋略云:“此书收藏已阅五载矣，原装三十册，墨敝纸渝，几不可触手。今夏六月始命工重装，细加补缀，以白纸副其四围，直至冬十一月中竣事。装潢之费，复用去数十千文，可云好事之至矣。分装四十八册，以原存部面挨次装入，俾日后得见旧时面目。”
张士达先生在札记中指出，黄氏所谓的“衬纸副其四围”即今天我们所说的“金镶玉”。而“衬纸副其四围”也有其最佳的适应范围，如书品珍贵、大小不一、书页老化、破损严重等方可采用此方法。今天修复界也有共识：“衬纸副其四围”也不应滥做；对装修珍贵古籍用此方式装订，则易于分册；对书页长短不齐、书品短小的珍贵善本，在其天头、地脚各以衬纸衬出以护之，虽然是整旧如新、外观整齐，但是对于古书旧装而言名为“损”而实对其载体“益”，当然这就要看其利弊的选择。 黃丕烈谓“倒摺向内，览之益為醒目云”，我认为即蝴蝶装。《士禮居藏書題跋》卷四第四十三頁《湘山野錄》題跋略云：“爰重装之，使倒摺向内，览之益为醒目云。”
蝴蝶装最大的特点是书口倒折向内，由于张士达先生修复过大量宋元破损古籍，其中也一定包括具有黄跋的“黄装” 古籍，因此才会有创新“蝴蝶装金镶玉”之说。今天人们在古籍修复之时都坚持“整旧如旧”的原则，不损原书面貌，但对于珍贵的宋元善本而言，保留原始蝴蝶装的情况极为稀少，很多都被改成线装形式。而一些古籍由于破损或老化严重，不耐展读和使用，因此就会考虑对其进行修复并改变装帧形式来加以保护。展览所见北宋本《重雕足本鉴诫录》和元代《乐府新编阳春白雪》是黄丕烈重新装池过的，衬纸副其四围，改装倒折向内并带有金镶玉的特点。 黄丕烈藏书颇厌覆背，《荛圃藏书题识》卷六第十五页《渑水燕谈录》题跋：“原装三册，俱以素纸覆背，盖书贾于钞本书往往为此取其多而可获价也。余则颇厌之，兹因补钞第十卷，命工重装而辍其覆纸，仍为三册云。”
从上文可知张士达先生已关注到覆背问题，黄丕烈“颇厌覆背”的原因之一是当时的书商为牟取暴利，而刻意采用覆背以增加书的厚度。此外，就技术角度而言，“覆背”为装裱术语，古籍修复中指在书页背面用浆糊托裱单层或数层，以增加原书的强度。但其弊端是大量使用浆糊不利于书籍的长久保存与保护，尤其在南方环境不佳时书籍容易霉变与遭受虫蛀。由题跋可知，覆背中出现的诸 多问题，也曾令黄氏苦恼不堪。张士达摘录此段内容，可见先生已经注意到蝴蝶装在改装时容易产生的问题。 “黄装”作为一种特殊的装帧形式，是主要针对破损的宋元时期珍贵古籍的保护方式。“衬纸副其四围”，即以托裱方式来完成修复；同时再在四边粘贴纸条，以保证其平整度。其实“黄装”与传统书画装裱中的册页、五镶经折与推蓬式册页有异曲同工之处。但是“黄装”也存有弊端，其最大问题在于托裱运用了大量浆糊进行覆背，对古籍的后续保存与保护带来许多不确定因素，就连黄丕烈自己也颇厌覆背。他在旧抄本《张来仪文集》题识中写道：“然遇极旧之书，又必须覆背护持，方可展视。盖纸质久必腐毁，覆背庶有所借托耳。此事却非劣工所能为，手段不高，动辄见窒…… ”由此看来，“黄装”通过“衬纸副其四围”的添加虽然对破烂古籍书芯进行了有效的保护，但覆背对古籍的长久保存留下了诸多隐患，如增厚的问题、易霉的问题、易虫蛀的问题等等。张士达先生在北京图书馆整理修复过大量宋元时期各类珍贵善本古籍，特别是在修复具有黄丕烈题跋的“黄装” 书籍时，发现了一些实际问题，他在“黄装”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的创新和改革，并通过大量试验和模拟修复装订，创造发明了新的修复技法，最后得到赵万里先生的支持而付诸实施，“蝴蝶装金镶玉”因此诞生。“蝴蝶装金镶玉” 的制作特点是：（１） 自制拉手；（２） 配镶纸；（ ３） 裁纸框；（４）点浆粘贴书页 。裁框、镶纸的科学配套，可以避免“黄装”使用浆糊覆背的问题；拉手的制作，让翻开镶纸页时展现在面前的是一整张书页；通过对书页的点浆，避免书页受到破损；四周多出的保护边是“黄装”形式的延续，为书芯提供了良好的小环境。由此进一步说明“蝴蝶装金镶玉”与“黄装”的关联与区别。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蝴蝶装金镶玉”与“黄装”的最大不同点，是张士达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就以“最小干预”为原则而少用了浆糊，随后选配衬纸、夹框，制作拉手。这就是张士达先生“蝴蝶装金镶玉”的最大创新点，它解决了黄丕烈“颇厌覆背”的困扰，也解决了“黄装”全托裱的问题。至此，从黄丕烈的“黄装”到张士达的“蝴蝶装金镶玉”，我们不难看出它们在古籍修复技艺中的流传和一种传承。今天，当我们再次在展览中看到“黄装”代表作《重雕足本鉴诫录》《乐府新编阳春白雪》和“蝴蝶装金镶玉”的代表作《礼部韵略》，分析研究从“黄装”到“蝴蝶装金镶玉”的制作过程发现，修复者的目地是要将此类破损、残缺严重的珍本和善本古籍，通过不同形式的装帧后既对破损古籍起到保护作用，同时又使古籍装帧恢复原本形式，这就是“黄装”和“蝴蝶装金镶玉”创新意义之所在。今天“蝴蝶装金镶玉”不但用于古籍保护，而且更广泛地应用到档案保护和一些文物如名人手稿、信札的保护中。通过解读张士达摘录的黄丕烈藏书题跋札记内容，并结合先生供职于北京图书馆期间的修复实践工作，由此推断张士达先生发明的“蝴蝶装金镶玉”吸收了前人的修复理念，与黄丕烈的修复思想一脉相承。修复方法上的创新与改革基于成熟的修复理念与思考，无论是“黄装”还是“蝴蝶装金镶玉”，都是古籍修复技艺流传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在不同时期对古籍保护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反映出黄丕烈和张士达先生在古籍装潢保护方面做出的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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