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汉代国学大师
１.司马迁：中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通史的创始人
司马迁（前１４５－前８６），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西汉史学家，出身累世史官之家，２０岁时开始游历祖国各地，考察了许多历史古迹，收集了大量历史资料，为以后《史记》的创作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为西汉太史令，于汉武帝太初元年开始撰写《史记》。其著史的目的，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正当他撰写《史记》时，天汉二年，因替李陵辩护，被处以腐刑。他忍受屈辱，在狱中发奋著述，终于完成了不朽著作《史记》。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包括１２本纪、１０表、８书、３０世家、７０列传，共１３０卷。记载自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内容完整、结构周详的纪传体通史著作。他所创造的纪传体史书体裁，成为此后2000年编写历代正史的典范。其书内容广泛，略远详近，除了记述政治、军事、经济等外，还涉及天文、历法、礼乐、地理、思想文化、少数民族等情况，真实全面反映了数千年的历史面貌。并且开创了“论从史出”的治史方法，提倡以“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撰写历史著作。
《史记》贯通文史，实现了史学与文学的高度统一，奠定了我国古代历史文学特别是传记文学的坚实基础。《史记》不仅被奉为“二十四史”之首，而且被鲁迅先生赞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而司马迁秉笔直书的史家精神更是成为历代史家的典范。
２.许慎：中国古文字学的奠基人
许慎（约５８－１４７），字叔重，汝南召陵（今河南郾城）人，东汉著名文字学家、经学家。年轻时师从古文经学大师贾逵，博览群书，当时经学大师马融赞他“五经无双许叔重”，官至太尉南阁祭酒。
自汉字创始至西汉，文字在形体、音韵、字意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此前虽有李斯《仓颉篇》等书记录文字，但没有解释文字含义的著作。当时今文经学盛行，许多儒生以隶书的字形随意解释字意，与文字本意不合。许慎认为，只有准确解释了字形字意，才能正确领会经书的内容，为此，创作了《说文解字》。
《说文》收录９３００余字，异体字１１００余字。编撰的体例，是“分别部居”“据形系联”。收录的文字以小篆为主，同时把古文附录其中，然后再把全部文字按照部首加以分类。分出汉字的偏旁部首是许慎的首创，以后的中国字典，绝大多数采用这种方法。
该书运用了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的六书理论，分析汉字的字形字意，并且在分析形声、假借以及注明音读时又涉及字音，从而在文字、音韵、训诂三方面都有贡献。至今仍是我们阅读整理古书尤其是先秦、秦汉典籍时必不可少的工具书，又是研究篆书以前的汉字字体的中介。
３.郑玄：遍注群经、融合今古文经学
郑玄（１２７－２００），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县）人，东汉经学大师。郑玄先师从著名经学博士第五元先，后师从张恭祖。于是，他既熟悉了今文经学，又熟悉了古文经学，后又拜著名的古文经学家马融为师。
东汉时，今古文经学之间的斗争非常激烈，每一经都有不同的流派，称为“师法”，又有数家经师，称为“家法”，令后学者无所适从。郑玄不专守一师之说、尊一家之言，而是打破狭隘的古今门户之见，博采众长，兼收并蓄，以古文经说为主，兼采今文经说，以渊博的知识遍注群经。他精通训诂、校勘，对群书进行考辩，以审定真伪。郑玄注经，开创性制定出系列的校勘原则，发展了校勘学，把训诂、考据与阐释义理很好的结合起来，成为注经的典范。郑玄的经学使得今古文融为一体，独创了新的学派——郑学。郑学的出现，使经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变化，经学进入了“统一时代”。
二． 宋元国学大师
1. 郑樵：又通又专的大师
郑樵（1104—1162），字渔仲，南宋兴化军莆田（今福建莆田）人，著名的文献学家。他立志读遍古今书，到而立之年已经读遍了东南各地藏书。在经学、礼乐之学、语言学、自然科学、文献学、史学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他一生著述宏富，有九大类共八十四种，一千余卷。流传下来的只有《尔雅注》、《通志》等，其中最著名的当属《通志》。
《通志》是一部“通百家之学”、“集天下之书为一书”的纪传体通史，全书二百卷，分本纪十八卷，世家三卷，列传一百零八卷，载记八卷，四夷传七卷，世谱、年谱四卷，二十略五十二卷，约六百万字，其中最有价值的是《二十略》。郑樵对《二十略》颇为自负；章学诚也对其推崇备至。
《二十略》是郑樵用功最深、成就最大、创新性最多的部分，在考据学、目录学、编撰学、辨伪学、文字学、音韵学上都有独立见解。如《地理略》深入探讨政治地理与自然地理的关系，总结出行政区划服从于山川形势的规律，抓住了研究历史地理的一条总纲，对后世影响很大，清代考据学家戴震的地理学说即与此有关。
郑樵是一个山林儒士，以己之力，毕其一生，融会天下学术而自成一家之言，著述千余卷，为古代国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2. 朱熹：发展国学的理性内核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号晦庵，晚号晦翁，别称紫阳，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人。朱熹历经南宋四朝，为官时间很短，一生主要精力集中于学术的研讨、传授和著述。朱熹早年经常涉猎佛道学说，后又专心于儒学的研究。他是程颢、程颐“洛学”的集大成者，后世合称程朱学派。因他侨居于福建，并长期在此讲学，故朱熹之学又称“闽学”。
朱熹把“天理”视为其思想体系的内核，认为“理”的总体或最高境界是“太极”。他把理和太极看做宇宙的本源、万物的主宰；同时，把理看做是社会道德规范的源泉，一切封建秩序和伦理道德，都是理在人间的表现。在人性问题上，他提出了著名的“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他把天理、人欲之辩应用于人类社会，形成了“王霸”之辩的历史观。
作为学术大师，朱熹对大量的儒家经典进行过整理和义理阐释，对周敦颐以来的宋学、理学诸家的主要思想资料也进行了研究和整理，为后人探讨宋学、理学提供了方便。朱熹的思想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其著作《四书章句集注》在明清时成为读书人启蒙的必读之书，与五经有同等重要的作用。其他主要著作有《伊洛渊源录》等。
3. 马端临：通释古代典章制度
马端临（1254—1323），字贵舆，号竹洲，饶州乐平（今江西乐平）人，宋元之际著名的历史学家。马端临早年师从朱熹学派的曹泾，深受其影响，宋亡，隐居不仕，历二十余年专心著述《文献通考》。后迫于元朝的压力，出任慈山、柯山书院院长等职。
马端临早年就有志于“缀辑”，准备撰写历史巨著，因此，注重学问的积累和材料的收集整理。他认为史学家应当有“会通”的观点，应当成为融会贯通古今“典章经制”与“理乱兴衰”的“通儒”，认为只有通史才能反映朝代更替的历史规律，因此，他特别推崇杜佑的《通典》、郑樵的《通志》等，而不满《汉书》。他以《通典》为蓝本，积二十余年之功，重修了一部记述我国历代典章制度的专著，取名《文献通考》。
《文献通考》包括二十四门，三百八十四卷，其中十九门仿《通典》。其余五门全部由他收集新材料写成。
《文献通考》除了记述了上至黄帝下迄宋宁宗的重要政治、经济改革外，为了抒发亡国之痛，对宋代的典章制度记述最详细、用功最深，对历代王朝盛衰的原因论述也较详。《文献通考》后，出现了不少续作，如明代的《续文献通考》等，可见其影响之大。
三． 明清国学大师
1． 顾炎武：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顾炎武（1613—1682），原名绛，明亡后改名炎武，字宁人，江苏昆山人。因故居有座园林名“亭林”，故后世称他为亭林先生，是明清之际与黄宗羲、王夫之齐名的杰出学者。
顾炎武早年就确立了经世致用的学术志向。明亡清兴之际，他投入抗清斗争之中，抗清失败，仍与反清力量保持联系，屡次拒绝朝廷征召，体现了崇高的道德风范与民族气节。四十五岁后，眼看复明大势已去，便离开江南，只身北游，开始了在北方二十五年的辗转游历生涯。足迹遍及山东、河北、山西、陕西各省，考察山川，拜师访友，搜集图书，发奋进行学术研究，集中精力撰写他的代表作《日知录》。
顾炎武一生大力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著述十分宏富，流传下来的近五十种，涉及经学、史学、音韵文字、金石考古学等，取得了卓越成就。《日知录》为其代表作，荟萃了他平生所学，是开启一代学风的巨著。《音学五书》是他的另一代表作。顾炎武是中国古代学术史上为数不多的“通儒”之一，不仅成就了博大的学问，而且具有峻洁的志趣、崇高的操守，其学问与人格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2.惠栋：考据学的吴派代表
惠栋（1697—1758），字定宇、松崖，江苏元和（今苏州市吴县）人，经学大师，乾嘉考据学“吴派”的代表人物。惠栋继承家学传统，博览群书，经、史、子、集，无不涉猎。一生治经以汉儒为宗，以昌明汉学为己任，尤其精通汉代《易》学。
他认为范晔《后汉书》存在不少缺漏遗误，后世注释又多错误，于是就从《初学记》等各类古籍中，辑录东汉诸史佚文，将补遗和校注结合起来，撰写《后汉书补注》，开吴派学者重视史学之先河。又撰写《松崖笔记》，是一部集中的综合考据之作，体现了惠栋长于考证的特点。该书取诸子百家、象纬、六书、训诂、方言、风俗、姓氏、文字、算数之学，考证经传及注疏，创获颇多，为后学者指出了一条新的治学之路。
惠栋受业弟子中的知名学者有江声等。王鸣盛、钱大昕、戴震等皆曾从惠栋问学，可见他在当时影响之大。
3.戴震：义理与考据的贯通
戴震（1724—1777），字东原，安徽休宁（今安徽休宁县）人，清代考据学家。自幼勤奋好学，博闻强记。十八岁时就教于著名学者江永，学习经学、声韵学和天文学。二十二岁时写成《策算》，二十四岁时写成《考工记图》，三十岁到三十三岁之间，写成著作《屈原赋注》、《诗补传》、《勾股割圜记》等。三十三岁时入京师，结识王鸣盛等学者。三十四岁时在吏部尚书王安国家做私塾先生，教授其子王念孙。四十一岁时，段玉裁拜师于他。王念孙、段玉裁是他的两个最著名弟子，后来都成为大学者。五十一岁时入四库全书馆任编修。
戴震是清代考据学的集大成者。他在文字、音韵、训诂、典制、古天文历算及古地理等诸多方面的研究上，都成就卓著，创建颇多。他研究整理古籍，以经书为主，从考据入手，注意字意辨析，认为要根据字的“六书”来考察文字在经籍中实际运用的情况。在以字音辨析字义方面的研究上，其精确程度，很少有人能出其右。他主张把义理与考据结合起来，而又以义理为根本。戴震的义理之学，最著名的成果是《原善》与《孟子字意疏证》，通过关键字词的字义疏证，揭示其中的义理。
4.章学诚：经史贯通，独立思考
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今绍兴）人，清代著名史学家。章学诚博览群书，拜朱筠为师，并结识了戴震等学界名流，与他们切磋学问，眼界大开。他与世俗不合，不愿做官，应朋友之邀，先后在一些书院讲学和编修地方志。后在湖广总督毕沅幕中，编修《湖北通志》等。章学诚数十年奔走大江南北，居无定所，却孜孜不倦，致力于学术。去世前一年，仍在修改学术专著《文史通义》。
《文史通义》是章学诚一生学术思想的结晶，系统论述了古今学术宗旨、源流以及古籍目录体例。他在书中纵论文史，品评古今学术，发表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如著名的“六经皆史”，打破了儒家经典至高无上的地位。唐代刘知几提出史家应具备才、学、识，他则强调史家还要具备史德、文德，要求史家端正心术，写史做到忠于客观事实，善恶褒贬，务求公正。他认为史家应该戒名利心，学须博而能约。他坚持史学要“经世致用”，反对空谈义理的“宋学”和专务考据的“汉学”，反对只知考据的学术。
另外，他撰修过《湖北通志》等地方志，撰写了《方志略例》等方志学著作，提出了“志属信史”的主张，对地方志书的性质、源流、作用、体例和编撰方法提出了一套完整看法，使方志学成为专门学问。
四． 现代国学大师
1.章太炎：民国时期讲论国学的大家
章太炎（1869—1936），名炳麟，后改名绛，字枚叔，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清末民初的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学者。师从俞樾研习经学、史学、小学，后又研究佛学和子书。曾被清政府逮捕入狱，狱中三年，钻研佛学，特别是唯识论和因明学。后在日本和中国各地讲论国学，影响很大。
章太炎注重国学的传授，力主古文经，先后在日本、苏州讲学。著有《国故论衡》、《国学演讲录》，以文言文书写。在苏州有国学讲习会，从学者七十余人。章太炎治学严谨，提倡学有所据，语有确证，广征材料，以求明辩。
章太炎精通文字、音韵、训诂学，对于国学的各个方面都有精深的造诣。在音韵学上成就尤大。他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吸收现代语音学的知识，将其运用到古音韵的研究上，修正了王念孙的古韵分部，定古音为23部，用汉字描写古韵的音值，确定古声母为21个，创造《成均图》，旨在解释文字的转注、假借与孳乳现象。
《国故论衡》是其重要著作，胡适认为该书是两千年来中国可称得上“著作”的几部书之一。《文始》则是我国汉语史上第一部理论、方法、体例都粗具规模的语源学著作。在经史方面，章太炎对儒家经籍、先秦诸子以及史书都做了大量精深的研究。对清代的考据学，他也进行了详细的总结，并指出了其中的不足。
主要著述见于《章氏丛书》。
2.刘师培：生命短暂，著述惊人
刘师培（1884—1919），字申叔，又名光汉，江苏仪征人，清末民初著名学者。出身于一个有名的经学世家。刘师培少有才名，博览群书，精通经、史、子、集四部。1917年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1919年，与黄侃等成立“国故月刊社”，弘扬国学。
刘师培继承家学，又兼采扬州诸儒的治学之长，加之西学造诣颇深，使得他的治学视角新颖，视野开阔，学术观点多有创新。他治学不分汉、宋、古、今，不立门户，主张治学贵“通”。他对于《左传》《尚书》《诗经》的研究以及先秦诸子的研究，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刘师培生命虽短暂，但著作颇丰，关于经学以及小学22种，论学术及文辞13种，群书校注24种，诗文集4种，学校教本6种，共计74种之多，被称为“著述之盛，并世所罕见。”
著作主要收录在《刘申叔先生遗书》。
3.王国维：学贯中西的天才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伯隅，号观堂，浙江海宁人，我国现代著名学者，在史学、文学、美学、哲学、古文字、考古学等各方面都成就卓著。
王国维早年学习英文、日文，接触新学，学习尼采、康德、叔本华等人的西方哲学，把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相融合。早期主要研究中国戏曲史和词曲，著有《曲录》《宋元戏曲考》《人间词话》等。1913年起，转治经史之学，专攻古文字学、古器物学、古史地学，对历代古器物、甲骨金文、汉魏碑刻、汉晋简牍、敦煌唐写经、西北地理、殷周秦汉古史和蒙古史等，都有专精的考释研究，还做了很多古籍的校勘工作。1925年任清华研究院教授，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清华四大导师”。1927年在北京颐和园投水自尽，给中国知识界留下了深深的遗憾，也留下了难解之谜。
王国维学贯中西，能将西方科学缜密的研究方法与中国国学的考据方法有机结合起来，做到了治学严谨，考证精湛，并获得了超越前人的真知灼见。特别是他首创的以地下史料参订文献史料的“二重证据法”，已经成为后人研究古史普遍采用的科学方法。在他的学术成果中，以史学成就最大，郭沫若称他为近代新史学的开山者。
王国维生前著作六十余种，主要收录在《静安文集》《观堂集林》中。
4.陈寅恪：由西学研究中国古代学术的大师
陈寅恪（1890—1969），江西义宁（今修水）人，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在家庭环境熏陶下，从小广泛阅读经、史、子、集各部典籍。曾到日本、德国、瑞士、法国和美国留学，学习西方学术各方面的知识，能阅读蒙、藏、日、梵、英、法、德和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语言的文献。1925年归国，清华大学改制后，任中文、历史、哲学三系合聘教授。1930年后，兼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等职。1945年应牛津大学之聘，赴英国任教，治疗眼疾。1947年返国，任清华大学教授。1948年，任广州岭南大学教授。1952年后，任中山大学教授。
陈寅恪国学基础深厚，又掌握了西方现代的科学研究方法，加之精通多种语言，使他成为学贯中西、学识渊博的学者。其研究领域以史学为主，而又涉及文学、哲学、宗教学、民族学、古文字学等诸多学科。他能充分占有资料，进行深入研究，发前人所未发，贯通古今，融会中西，提出独到的学术见解。运用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对一些史料进行穷本溯源的确切考证，并在这个基础上，注意对史实的综合分析，以求得历史的真相。由于精密而科学的研究方法的运用，他的考证成就超越了乾嘉学者。他对佛经的翻译、校勘、解释，对音韵学等课题的研究均卓有建树。他提出了“敦煌学”的概念，并为此门新学科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两部著作，为后人研究隋唐史开辟了途径。他的专著《元白诗笺证稿》和《柳如是别传》是“以诗证史”“诗史互证”的典范。他的博学令人赞叹。
全部著作收在《陈寅恪集》中。
5.张舜徽：自学成才的博通大师
张舜徽（1911—1992），湖南沅江县（今沅江市）人，著名历史文献学家。张舜徽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在父亲的引导下致力于自学，学习文字、声韵、训诂之学，后涉猎经学，奠定了扎实的学术功底。17岁时，出游巡师访友，结识了不少通人硕学。
张舜徽在湖南学风的影响下，在国学研究上具备独特的治学方法和态度。在湖南任教期间，他用百衲本二十四史校读殿本二十四史，用了整整十年时间，全史校读完毕，写了几十本厚厚的札记。
凭着深厚的根基，张先生博涉广营，于经、史、子、集四部之学都有不少创获。三十岁时，他发表了第一部专著《广校雠略》。此后著述不辍，到去世时，专著出版二十多部，共计八百多万字。
张先生一生勤于著述，他治学严格，遵循国学的路数，以小学、经学为基石，进而博治各部。其中的许多学术成果开一代学术风气之先。如《中国古代史籍举要》是新中国建立后第一本史籍举要的著作。全书分门别类对多种史籍做了提要钩玄的点评，同时指点了读史门径和研究方法，多有独到的真知灼见。
《中国文献学》是张先生七十岁时的著作。分十二编、六十章，这部书不仅是文献学史的叙述，也不仅是文献基本知识的介绍，而重在论证文献学的范围和任务，总结前人整理文献的具体工作和丰硕成果，阐述历代校雠学家和清代考证家整理文献的业绩，提出今后整理文献的重要工作，以及整理文献的主要目的和重大任务。这部书开拓了现代广义历史文献学的新路径，奠定了现代历史文献学的理论框架，历史文献学这一学科就是由张先生首倡设立的。
张先生的学术重点在清代，如《清人文集别录》是一部叙录之作；《清人笔记条辨》是《别录》的姊妹篇；《清儒学记》是一部有关清代大学者的学术成就的总结之作；《清代扬州学记》对扬州学派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
此外，他对宋代、清代的书籍也是广泛阅读，博闻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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