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文明的三大标志是金属器的制造，文字的发明和城市（国家）的出现。
龙山文化可以视作五帝时代的文化，到了晚期已经出现了一定规模的城市，少量的黄铜，以及至今专家学者仍处于争论之中的陶文符号。可以说，山东龙山文化晚期已经距离文明时代只有一步之遥了。
历史似乎和人们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在这个时候，处于黄河下游的龙山文化和处于长江下游的的良渚文化忽然出现了断层。在同一地区代替龙山文化的是岳石文化。两者，虽然时代前后相接，但从其特征来看，二者却缺乏紧密的联系。岳石文化遗址的分布密度、居址面积，乃至文化本身的生产、生活水平，远远小于或低于龙山文化。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造成这种不同地区同时发生突变的原因，最大的可能就是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发生了巨变。这不禁使我们想起了那一场有名的史前大洪水。
大洪水是世界多个民族的共同传说，在人类学家的研究中发现，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印度、中国、玛雅等文明中，都有不同时间出现的洪水灭世的传说。当中，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各民族的传说很明显有同一来源，基督教徒相信并声称由于往后各民族的居住地逐渐分散，使这个传说也变得变化多端。
在中国也有著名的大禹治水的传说。传说在三皇五帝时期，黄河泛滥。作为黄帝的后代，鲧、禹父子二人受命于唐尧、虞舜二帝，负责治水事宜。面对滔滔洪水，大禹从鲧治水的失败中汲取教训，改变了"封堵"的办法，对洪水进行疏导，最终获得了胜利。
关于这场洪水发生的原因，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由于气候的变化，有人认为是由于黄河上游堰塞湖的发生，还有人认为是一种来自于地球之外的巨大能量的突然作用。无论如何，同样位于东部沿海地势低洼地区的山东龙山文化和江浙良渚文化的同时衰落，却为大洪水的传说，提供了一个考古依据。
由于洪泛区的农业生产无法进行，人们不得不四周迁徙，于是刚刚步入文明时代的山东龙山文化就此画上了句号。而此时位于黄河中游的中原龙山文化，由于受灾相对较小，在接纳和吸收了由东而来的先进文化之后，继续向前不断地发展，最终在二里头文化时期进入了文明时代，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夏王朝。大洪水给东南沿海的文化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却也造成了夏王朝的勃然而起，以至在后人记忆里，夏朝就成了华夏文明的唯一源头。
只是这个夏王朝一贯生存在人们的传说之中，如同一个多世纪前，人们对商王朝的认识一样，没有任何文物遗迹来证明它们的存在。
上个世纪，甲骨文的发现以及对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证明了商王朝的存在。这给了中国学者以极大的鼓舞，他们希望能从考古学上寻找夏族和夏王朝的文化遗存，进而恢复夏代历史的本来面貌。
二里头文化于 1953 年首先在河南省登封县王村遗址发现，当时出土的遗物不多。自 1954 至 1957 年，在洛阳东干沟村附近又曾几次发现这种文化的墓葬与灰坑。这个遗址的晚期堆积中发现有青铜小刀和青铜锥，器形和铸造工艺都很原始。从地层关系上可以清楚地判断出这种文化的年代晚于人们熟悉的河南龙山文化，又早于商代，这种文化的特点及其所处的时代，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注意。
地处中原腹地洛阳盆地的二里头遗址，其现存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实际面积还要大于此。在这里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最早的宫城，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最早的封闭式官营手工业作坊区，最早的青铜礼乐器群、兵器群以及青铜器铸造作坊、最早的绿松石器作坊、最早的使用双轮车的证据，等等。这样的规模和内涵在当时的东亚大陆都是独一无二的，可以说，这里是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早的具有明确城市规划的大型都邑。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成为公认的探索夏文化和夏商王朝分界的关键性遗址。
据学者推算，二里头都邑兴盛期的人口至少应在20000人以上。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史前时期大型聚落的人口一般不超过5000人，与二里头同时期的普通聚落的人口一般不超过1000人。人口如此高度集中于中心聚落（都邑）及近畿地区，在东亚地区尚属首见。
整个都邑已有明确的功能分区，分为中心区和一般居住活动区。中心区由宫殿区、围垣作坊区、祭祀活动区和若干贵族聚居区组成。
宫殿区的面积不小于12万平方米，晚期筑有宫城，面积近11万平方米。这座始建于距今约3600多年前的宫城形制方正规整，它和它所圈围起的大型宫殿建筑，构成整个都邑的核心。虽然它的面积仅是明清紫禁城的七分之一左右（紫禁城的面积为72万余平方米），但它却是后世中国古代宫城的鼻祖。
在宫城内已确认了两组大型建筑基址群，它们分别以1号、2号大型宫殿基址为核心纵向分布，都有明确的中轴线。这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中轴线规划的大型宫室建筑群。带有明确中轴线的建筑群格局，以及大型宫殿建筑的规模和结构，都显现出王都中枢所特有的气势。宫室建筑上巨大的用工量，昭示着政治和宗教权力的高度集中。
在宫殿区的外围，发现了纵横交错的都邑主干道网。已发现的四条大路垂直相交，宽阔平整。四条大路略呈井字形，显现出方正规矩的布局。这是迄今所知我国最早的城市道路网，它的布局与方位概念显现了二里头都邑极强的规划性，这是作为权力中心的“政治性城市”的显著特征。
最早的排水设施——陶制排水管，河南省偃师二里头遗址宫城出土
中心区的道路网既是交通孔道，又起着分割城市功能区的作用。贵族聚居区位于宫城周围的道路外侧。中小型夯土建筑基址和贵族墓葬主要发现于这些区域。
绿松石器制造作坊和铸铜作坊都位于宫殿区以南。目前已发现了可能把它们圈围起来的夯土墙。这一有围墙圈护的作坊区应是二里头都邑的官营手工业区。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嵌绿松石铜牌饰
中国龙的原形——绿松石夔龙饰，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
祭祀活动区位于宫殿区以北和西北一带。这里集中分布着一些可能与宗教祭祀有关的建筑、墓葬和其他遗迹。就目前已经掌握的情况看，其东西连绵约二三百米。
上述种种，无处不显示出王都所特有的气派。就目前的认识而言，延续了三千多年的中国古代王朝都城的营建规制，是发端于二里头遗址的。
乳钉纹铜爵
青铜器是出现标志着二里头文化进入了青铜时代。这些青铜礼器只随葬于二里头都邑社会上层的墓葬中，在这个金字塔式的等级社会中，青铜礼器的使用成为处于塔尖的统治阶层身份地位的标志。这些最新问世的祭祀与宫廷礼仪用青铜酒器、乐器，仪仗用青铜武器，以及传统的玉礼器，构成独具中国特色的青铜礼乐文明。
方格纹铜鼎
铜在地球上储量不多，所以铜器根本没法普及，这种稀缺资源掌握在少数贵族手里，只用来铸造对于部落和国家最重要的东西——法器和兵器，当然，还有部分为统治者享用的奢侈品。在那个时代，拥有几件铜器就像现在富豪家里有几辆劳斯莱斯和兰博基尼一样。
总体上看，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冶铸技术虽较龙山时代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仍有一定的原始性，合金比例的掌握也还处于较原始的阶段。但可不要小瞧了这群青铜器，它们虽其貌不扬，却开启了中国青铜时代的先河。可以说，没有作为“先祖”的二里头青铜器，也就没有殷墟妇好墓青铜器的洋洋大观和司母戊大方鼎的雄浑霸气，没有其后中国青铜文明的鼎盛与辉煌。
二里头遗址出土陶器上刻划符号表
从考古发现看，属于“邦国时代”的龙山时代，城址林立。据初步统计，在后来二里头文化兴起的黄河中游地区，已发现的龙山时代城址即达10余座，面积一般在数万至数十万平方米。但至二里头文化时期，随着面积逾300万平方米的超大型都邑--二里头的崛起，各地的城址相继废毁，退出了历史舞台。这应是中原地区从邦国时代迈入王国时代的真实写照，而这一切背后的推手恐怕还在于那场恐怖的史前大洪水。
大洪水带来了毁灭，也带来了文化的撞击和融合。考古发掘显示，在二里头时期的东亚大陆，二里头周围甚至边远地区，经常能看到二里头的文化元素，如重要的礼器陶酒器、爵等。同时，在二里头文化中也包含着来自四面八方不同地域的文化元素，如玉鸟形饰、玉柄形器等，它们之间相互影响、融合，又以二里头为圆心，大范围向外扩散，北抵燕山南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南及四川的长江流域一带，西达黄河上游的甘肃、青海。
作为东亚地区最早的“核心文化”，二里头文化凭借其软实力的巨大张力，向四周发散出超越自然地理单元和文化屏障的强力冲击波，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华夏国家完成了由多元向一体的转型，“中国”的雏形得以形成。
这里出现了许许多多中国乃至世界之最：
最早的城市干道网
最早的宫城（后世宫城直至明清“紫禁城”的源头）
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都邑与建筑上的王权表征）
最早的青铜礼乐器群（华夏青铜文明之肇始）
最早的青铜近战兵器
最早的青铜器铸造作坊
最早的绿松石器作坊
最早的使用双轮车的证据
最早的具有明确城市规划的大型都邑
此外，大型“四合院”建筑、玉质礼器、各类龙形象文物、白陶和原始瓷的发现，以及骨卜的习俗、鼎鬲文化的合流等等，都是“中国”元素的大汇聚。
当然，在这里，我们依旧还没有寻找到我们想要的东西。但是，就像“绿松石夔龙饰”传递给我们的信息，带给我们的震撼一般，我们似乎已经谛听到了远古文明渐近的脚步声，以及随之而来的大地的微微颤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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