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是我国历史上的首位宰相，他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孔子高度评价：“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又曰：“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管仲与鲍叔牙二人是好朋友。
管仲说：“我当初贫困的时候，曾经和鲍叔一起经商，分财利时自己常常多拿一些，但鲍叔并不认为我贪财，知道我是由于生活贫困的缘故。我曾经为鲍叔办事，结果使他更加穷困，但鲍叔并不认为我愚笨，知道这是由于时机有利和不利。我曾经三次做官，三次都被君主免职，但鲍叔并不认为我没有才干，知道我是由于没有遇到好时机。我曾三次作战，三次都战败逃跑，但鲍叔并不认为我胆小，知道这是由于我还有老母的缘故。公子纠失败，召忽为他而死，我被囚禁起来受屈辱，但鲍叔并不认为我不知羞耻，知道我不拘泥于小节，而以功名不显扬于天下为羞耻。生我的是父母，但了解我的却是鲍叔啊！”[1]
功成名就之后，“管仲富拟于公室，有三归反坫，齐人不以为侈。”
可以看出，管仲是个自私自利、贪生怕死、骄奢淫逸、下流庸俗的人。这连他自己都毫不隐晦，大言不惭，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这令人非常迷惑：管仲的人品如此卑鄙，为什么他的政策却非常得人心？
尤其是那些“高尚的、纯粹的、有道德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更难理解。
其实，这并不是人品问题，而是人性问题。
《管子.牧民》：“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
即“百姓厌恶劳苦忧患，我就要使他们安逸快乐；百姓厌恶贫困低贱，我就要使他们富足显贵；百姓厌恶危险灾祸，我就要使他们生存安定；百姓厌恶灭种绝后，我就要使他们生养繁衍”，在管仲眼里，老百姓是“人”---好逸恶劳，贪财好色，自私自利，但也有人情亲情。在管仲眼里，官员和皇帝也是“人”，只是多了一些欲望野心和责任而已。在管仲眼里，这个世界不是由“好人”或“坏人”组成的，而是由“自私自利”的人组成的，所以“政之所兴，在顺民心”。
孔子和孟子看到了人性的善，尤其在没有利益冲突的时候。商鞅和韩非看到了人性的恶，尤其在面临利益冲突的时候。所以，儒家和法家的观点确实是对立的，但他们都推崇管仲。管仲既看到了人性的善，也看到了人性的恶，更看到了人性的“贪”---贪生怕死，贪财好色。齐国之所以富强，正是基于管仲对人性的了解，并想办法使之有机会得到人性的满足。正因为管仲是个庸俗的人，所以他能够理解人民的思想，创造出顺应民心的政策，取得辉煌的成就。
注：
1.管仲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管鲍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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