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钮先钟，著名战略思想家、学者
来源|《西方战略思想史》
拜占庭开国于4世纪（364），亡国于15世纪（1453）。在此长达千余年的过程中，起伏兴衰，悲欢离合，实非本书所能尽述。现在仅将关键大事简述如下，以来显示其与战略思想演进的关系。
东罗马建国之后，经过百余年的休息，裘斯提尼安（6世纪）始发动其收复失地的战争（527年–565年）。虽有善战的良将，加上海权的支援，能够获胜于一时，但长期消耗使国家元气大伤，实属得不偿失。在他死后，毛里斯（582年–602年）改采守势战略并建立完整的国防体系，始渡过难关并奠定长治久安的基础。此时，拜占庭处于腹背受敌的困境，巴尔干方面受到柔然人和斯拉夫人的威胁，亚洲方面则面对着波斯人的压迫。610年，希拉克流斯（Heraclius）继位，先后经过6次战役，始击败波斯。当双方都已筋疲力竭之际，阿拉伯人复乘机而起，在此后200年间成为拜占庭的大患。到8世纪开始时，拜占庭的衰颓即已达其有史以来的最低点。幸有英主利奥三世（Leo Ⅲ，717–740）在位，能够凭借海权击败阿拉伯人对君士坦丁堡的围攻（718），使这个帝国起死回生，并再延长700年的寿命。
此后，拜占庭仍能大致维持繁盛，但由于始终未有一套帝位继承的法则，以至于内乱和政变时常发生，不仅动摇国本，而也使国家一再陷于无政府状况。到9世纪，巴西尔一世（Basil Ⅰ，867–886）继位才使拜占庭再度获得安定，其所建立的“马其顿王朝”（Macedonian dynasty）不仅使帝国获得长达100年的繁荣，而且还延续达200年之长。（他出身寒微，本为马其顿农家子，故因此得名。）
到巴西尔二世（Basil Ⅱ，976–1025）时，拜占庭的军事可谓盛极一时，他征服了保加利亚，并使其获得“保加利亚屠夫”（Slayer of Bulgerians）的恶名。但不幸，其强盛也像裘斯提尼安一样，只是昙花一现而已，并给国家带来盛极而衰的危机。此后，表面上似乎太平无事，但国家却日益腐化。政权开始落入宦官嬖幸之手，文官制度逐渐破坏。奢华之风日盛，经济和财政情况日益恶劣，交通和边防缺乏维修。农村人口减少，以至兵源更加短缺，遂不得不大量雇用外籍佣兵。其结果为士气日益低落，叛乱时常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罗马拉斯四世（Romanus Ⅳ，1068–1071）才会在“曼齐克特之战”（the Battle of Manzikert，1071）为塞尔柱土耳其人（Seljuk Turks）所击败。有人说他之惨败是由于忽视了利奥六世的基本战术准则，但富勒将军对此则有其较深入的分析：
即令在1071年，拜占庭的军事组织仍像巴西尔二世时代一样的完整，但40年来的宫廷政治却使士气消沉。他们所缺乏的不是勇气、组织和战技，而是纪律、精神和信心。拜占庭陆军已经变成一个有高度组织的真空，像内部已经腐化的臭蛋，只剩下表面完整的硬壳。 [ 注：J．F．C．Fuller，A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Western World，vol．Ⅰ，p．397． ]
曼齐克特之战替千年帝国敲响了第一声丧钟，拜占庭的危亡已指日可待。此后虽又拖了382年，但只是苟延残喘。当东罗马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Constantine Ⅺ，Dragaes）在1449年即位时，拜占庭的领土只剩下君士坦丁堡孤城一座。富勒将军对于孤城落日的景象曾有令人不胜感慨的描述：
这个民族已毫无生气，既无主动精神也无求生意志。上则暴虐压榨，下则民怨沸腾。到处都充满伪善虚文，政治和社会同样腐化。 [ 注：同上书，vol．Ⅰ，p．504。 ]
当土耳其苏丹穆罕默德二世（Mahomet Ⅱ）在1453年亲领 20万大军，海陆并进，杀到城边时，拜占庭城外已无寸土，城内只有少量佣兵。虽然居民百万，适合服役的男子有25万人之多，但皇帝下诏召募自动投效的壮丁时，应召者只有4973人，加上西欧所派来的少数援军，一共只有守军8000人，所以城墙上有许多地段几乎无人防守。当攻城战达到高潮时，一片杀声震天，城内居民除祈祷奇迹出现以外，就只好束手待毙。如此国家若不灭亡，实无天理！最后，由于内在的弱点，外援的缺乏，再加上火炮的轰击（土耳其人所用火炮有许多都是西方所制造），终于在1453年5月30日宣告拜占庭的死亡。
拜占庭之兴是由于有完美的战略思想和优良的国防制度，及其衰也，则制度逐渐崩溃，思想日益僵化。于是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千年帝国终于灭亡。揆其主因，则由于内忧者或十之八九，而出于外患者不过十之二三。简言之，国犹人也，死亡的原因多由于体内的疾病，而外伤致命的机会则远较渺小。
拜占庭在其最后阶段，内部出现很多弱点，遂使国势日衰，难以自保。概括言之，可分下述七项：
（1）缺乏健全的继承制度，导致非常紊乱的宫廷政治，使中央常陷于无政府状态。
（2）维持帝国团结的文官制度终于完全破坏，于是中央丧失控制，地方形成割据之局，使外敌有乘虚而入的机会。
（3）人力基础日益薄弱，遂不得不增加佣兵的数量。佣兵又往往作乱，造成政治不安。以后由于领土缩小，经济衰落，遂不仅无可用之兵，而也无可筹之饷。
（4）以商业贸易为经济基础固然可以富国，但商业发展过度而农业不能与之平衡，结果遂为不仅不能强兵，而更可能动摇国本。
（5）宗教信仰的分歧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一方面影响拜占庭与西欧国家的外交关系；另一方面增强其内部的离心力，使信仰不同的人民不效忠政府，甚至于引导外敌入寇。
（6）海权与陆权密切合作，弹性运用，本为拜占庭大战略的基础。制海权的丧失对于军事和经济都造成莫大的伤害。
（7）拜占庭的战略思想本以“持盈保泰”为其核心观念，但其君主之中又还是不乏好大喜功之徒，遂不免对国力作过度的耗损，因而加速国家的衰亡。
拜占庭千年古国，其兴亡更是古老的历史，但诚如李德哈特在《为何不向历史学习？》书中所云：“历史可以指示我们应该避免什么，即令并不能指导我们应该做什么。” [ 注：B．H．Liddell–Hart，Why Don't We Learn from History（Hawthorn Books Inc．1971），p．1． ] 从此种观点来看，则战略思想史的研究应能使学者获得温故而知新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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