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语言文字方面我天生愚钝，从未写出过华丽的词章，可偏偏当了编辑。几十年来，每每读到作者的宏篇大论，听着同事侃侃而谈，总会自惭形秽。连对从入职起就天天打交道的「读者」一词，也是在司空见惯熟视无睹十多年后，从与几位读书的老者的交流中，才慢慢理解其义，最后，还是被自己学生小陈的父亲老陈——一位在学校家属区摆摊卖菜的老农——给点化的。
刚成家时，我住在北门外龙首村。单位位于南郊的电视塔。那时的西安城还不大，我每天上班要先乘公交36路或18路到西华门，再转老3路到终点站，等于从南到北横穿了整座城市。由于路远，必须在6点30分以前就要上18路或36路，7点10分坐上老3路，这样才能保证不迟到。
这两路公交都是当年西安最为拥挤的公交线路，但是清晨时分人还不是太多。修完婚假，我第一次乘36路公交，就在漫长的上班途中认识了执着倔强的退休农技员李老。
那天我从龙首村站上车。车上人不多，一眼看见售票员对面的座位上坐着一位面庞清瘦、戴着高度近视镜的老者。他身旁立着一根竹杖，膝上摊开着一本书，手持放大镜艰难地阅读，几近忘我。
车到西华门前一站的北大街站时，老先生把书收到斜挎着的印有「红军不怕远征难」的帆布书包中。车到西华门，售票员报一声「西华门站到了」后，又喊了一嗓子「哪位倒3路车？帮忙扶这位老先生上车！」
我倒3路，又在他身边，义不容辞。待老先生站起身来，才知道他的确行动不便——一条腿的膝关节是僵硬的。
3路车到了，我扶老先生上了车。待车启动，后门的售票员立即对身旁座位上的年轻人用命令的口吻说「谢谢您，给老先生让个座吧！」然后主动搭讪道「李老，又到农业局上书去？」
「谢谢两位。我就不客气坐下了！上什么书呀！我一个退休老人，就是去反映反映情况。」老先生说着，又转过身抬头对我说「小伙子，还得谢谢你，你在哪下车啊？」
当听我说在电视塔下车后，老先生高兴地说「那我们同路，可有伴儿了。」然后又从帆布书包中掏出那本书和放大镜，低头阅读。
我低头望去，发现老先生读的是本影印的英文版的植物保护专著。那时我们还没有加入伯尔尼公约，世界图书贸易公司每年都要影印当年重要的国外新版科技书刊。虽然不违法，但影印的质量参差不齐，对视力不好的人来说，有些书读起来真得用放大镜。
车上的人越来越多，从嘈杂到人声鼎沸，老先生依然忘我，如入无人之境。
车行驶10站路后到达终点站。我们单位与市农林局所在的农林巷毗邻，我与老先生于是又结伴走了一站路。当得知我就在出版社做生物类图书的编辑时，老先生来了精神，大讲特讲小麦成熟期干热风的危害，浇灌、喷灌和喷施化学药剂几种方法的利害权衡，以及充分利用西安有利的水资源，建设喷灌系统彻底解决问题的研究结论。
相伴而行的20多分钟里，他说我听。在我们单位门口握手告别时，李老似乎有些动情，「不知道我这叫不叫上访？连续好几年给农林局提建议，像个祥林嫂。领导们都害怕我，躲着我了。」
就这样，李老和我成了朋友。我们时常在上班途中相遇，他「上访」结束得早，也会到我办公室坐一小会儿，说说话。
36路车的起点站是草滩农场场部，距西华门终点站30公里；西华门距电视塔下的农林巷10公里。行动不便的李老，能为预防干热风危害，「上访」上得和公交车售票员成了熟人，该有多不容易啊。
第二年早秋的一天，我接到李老寄自草滩农场的一个包裹，里面是十个玉米棒子和一封信。李老在信中称呼我为小伙子，并说他实在走不动了，以后恐怕不能再「上访」，寄几个刚收的玉米让我尝尝鲜。
老同事小高是出名的好脾气。也正是他这好脾气，让我见识了什么叫「高手在民间」。
大概在96年，一位拄着拐杖的老太太一大早就到了编辑部，望着我们进进出出打水拖地，大声说：「怎么上班了才搞卫生！谁负责呢？」
我们站在各自办公室门口，面面相觑。恰逢小高提着几个暖壶上楼，老太太上前拦住，「我看你慈眉善目像个领导，我要跟你谈！」说完拉着小高的手就往办公室走。
一个小时后，小高送客，然后踱步到我们办公室，说「哎呀！可是走了。老太太真难对付。写了三张纸，说计划生育政策是错的，20年后中国就只剩下老人了。」
「就这点事说了一个小时？」我佩服他的好脾气。
「我说你写得太少了，我们是出版社，只能出书。你这几千字只能到报社发文章。我给了她晚报的地址，让老太太高兴地进城了。」
哪知两个月后的一天早上，老太太又来了。这回是拦着我，先批评我不能上了班才搞卫生，然后质问我对门的「高领导」为什么还不来。我解释说「高领导」母亲住院，天天晚上在医院陪床，领导特批能晚来一个小时。我恭恭敬敬地把老太太请到我们办公室，沏上热茶，请她坐在我办公桌前的沙发上等。
我这边刚把前一天没读完的校样摊开，老太太就抱着拐杖开始打盹了，十分钟后鼾声如雷。
「高领导来了！」一向爱开玩笑的主任老杨附在老太太耳边连叫三声。老太太一个激灵，先是揉眼睛，再掏出手绢擦了擦嘴边的口水，也不说声谢谢，就拄着拐杖奔「高领导」而去。
这回，两个小时后小高都没能把老太太送走。
中午下班时分，老太太终于怒不可遏，愤怒的声音充满整个楼道，「现在的年轻人怎么是这样！先说我写得太少让我找报社，到了报社又说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不容置疑。我回去写了两个月，你这『高领导』怎么也变得和报社一样，说不能质疑计划生育！」
「计划生育就是国策嘛！」小高显然没有激动。
「国策怎么了！毛主席说共产党最讲认真，小平说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老太太的声音又高了八度。
「老人家，别激动。您先回家吃饭，把稿件留下，我们看看，好吧？」这回是小高的领导老廖的声音。
老太太终于走了。轮到一晚上没睡、又刚做完高强度的思想工作的小高瘫坐在沙发上鼾声如雷了。
等我们吃完午饭，小高才睡起来。
小高的主任老廖认为，应当请我们几个理科专业背景的人编辑书稿看看。我们翻阅后发现核心内容仍然是之前那几页稿纸，其他全是与算法关系不大的共产党员的修养问题、实事求是问题、热爱真理问题、敢于质疑敢于斗争问题。
老太太在书稿中说她年轻时是工厂的统计员，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资料，经过推算发现中国人口增长率在20年后会有一个可怕的回落期，计划生育绝不是千秋万代的大事，而是十几年的事情。
数学编辑小张看完后，认为老太太的算法没有问题，但考虑到核心内容与书稿其他内容关系不大，还是以论文形式发表比较好。但是，哪个期刊敢发表这样的论文呢？如何说服老太太成了难题。
思考再三，小高有了办法，主动打电话约老太太来谈稿件。
一天后，老太太如约而至。「高领导」正襟危坐，首先和老太太学习党章，特别强调党的组织纪律，一定要个人服从组织，全党服从中央。然后说「计划生育问题是我们的基本国策，是在我们党领导下制定的。对还是不对，理论探讨当然需要，但范围不应当只局限在你我之间，而应当和当地党组织共同讨论。这样吧，您先请示你们当地党委领导，你们组织一个业余学习小组进行深入探讨。」
「好是好，可我工厂改制了，退休支部书记都去世了，哪有党组织呢？」老太太问。
「这还真是个问题。」小高又挠头了，「这样吧，我们单位隔壁就是长延堡街道办事处，那里有党委，您先去那里请示好不好。」
「这办法好！谢谢你！」老太太终于走了。「高领导」长出一口气。
小陈是我2005年回母校工作后带的第二届研究生。这位来自昭陵脚下的乡村姑娘，质朴聪慧。她考上研究生后，她爹老陈把他的菜摊从北京挪到我们学校家属区刚建好的家园服务区。用他的话来说，在哪儿都是卖菜，在西安卖菜的利润虽然薄一些，但离昭陵老家近，离在西安读书的两个女儿也近，开销少。
老陈很厚道，对他女儿的老师更照顾。每次我在他菜摊儿上买完菜，他总要再搭上一根葱两瓣蒜，让我很不好意思。推让一番后，只能和他站着闲谝一会儿作为回报。
某日，老陈不知从哪儿批发来便宜的嫩黄瓜，菜摊人气陡升，呼啦一下子围上来十好几个人。抑制不住内心激动的老陈满脸通红，却并不忙着称菜。只见他拨开众人，一边喊着「都有都有，让老者先买」，一边把站在人群外面的一位老人扶到菜摊前，称菜、收款，嘱咐一声「老者慢走」后，才开始招呼其他买菜的老师。
老陈说的是典型的关中方言。那句老者的「老」字用的是去声lào，而不是普通话里的上声lǎo，与短促而带儿化音的「者儿」字配在一起，很有韵味，听起来就是受活。
买菜的老师逐渐离去，老陈闲下来时，我不由得发问，「老哥，你平时在家也这么称呼老人？」
「对呀！我们昭陵老家都把上了年岁的人称老者，我从小就这么说。」老陈一脸诧异。
「那你有文化，你们兴平礼泉人都是文化人。我是西安土著，生活中从不这么称呼老人，一直以为『老者』就是书面语。」
「我有文化？你们当教师的才是文化人呀！」老陈更糊涂了。
「关中方言中真是雅言。真要是能理解了关中方言，就是文化人。」另一位身着蓝布中山装，手里托着块豆腐的老者开了口，用的也是关中方言，「『者』就是先生。活过古稀，什么世事没经过，什么世面没见过，自己的人生经历就是本书，这样的老人不就是先生吗？」
「我的爷呀！」我对着老陈和老者连连作揖，「今儿遇上高人了，受教受教！我原来以为只有说普通话的人才有文化，没想到土得掉渣的『此地话』里大有乾坤。乡里乡党的都是文化人，天天在文化堆里过活呢，还到处找文化！」
从那天开始，我再也不敢轻慢「此地话」。备课遇重要概念，总喜欢用关中方言「此地话」多读几遍，仔细咂摸，往往大有收获，竟也能在课堂上侃侃而谈。
其中，最大的收获就是把「读者」这个出版学最关键的概念给讲活了。按那位手里托豆腐的老者的说法，「者」就是先生，「读者」就是读书的先生。与活到老而积攒人生经验一样，读书有了心得体会，能够帮助别人，业可能成为先生。与读者相比，「受众」、「观众」、「听众」，索然无味。
不论时空，不问出身，此时读书此时就是先生，彼时读书彼时就是先生。只要想当先生，就去书店或图书馆，身份马上就转换成读者，在有限的时间里过把「先生」瘾。人活到老，阅读人生、积攒人生经验固然也能成为先生，但这毕竟是时间的函数，年龄是基础。而读书，则是和时间赛跑，不断缩短成为先生的时间。
人人争当先生的社会，肯定是文化昌明，生活安定的好社会。面对想当先生的读者，怎能不肃然起敬？把读书的先生当成上帝的出版工作，自然是人世间最美好的职业；我们不懈努力的全民阅读活动，更包含着对这种好社会的期许。
关于作者
王勇安，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曾在出版机构供职20年。
本文已获得作者授权。
笔谈栏目期待佳作。
投稿请至：booktowns@126.com
编辑：青萝
排版：宇扬
图片来源：网络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