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克的时代是乔治三世的时代。
'殖民地与我们的疏远，在极速地滑向不治之局。'
伊丽莎白为突破天主教的绝罚，不惜与伊斯兰苏丹建立贸易和同盟关系，对这段卑微中酝酿着辉煌的历史而言，乔治三世的上台，灾难上的意义更大。
乔治三世急于表现的权力欲迎合了国内对殖民地持之以恒的控制欲望，而种类繁多的有关美洲殖民地的委员会迎合国王直接统治的欲望。各种委员会对殖民地的指手画脚是打着国王的旗号进行的，实际上尽干些售卖和替换（终止）特许状的营生，类似的金融腐败成了有权有势的议员、内阁大臣发财的大好机会。
美洲殖民地事实上从出现之日起，就是英国统治权的'飞地'，它悬置海外，以本国叛逃者为主体，仇视王权，渴望自治。殖民地贸易商人通过获得英帝国的特许状而大发其财，在海外贸易主要是同英国本身的贸易上占尽了便宜。
这个时期，我们需要关注到的是，工业革命已经开始了，亚当斯密写出了《国富论》。自然贵族，也就是依靠节俭、奋斗打拼和勤劳、用心用力而积累起来财富的“自然贵族”阶层看着看着就崛起，并逐渐渗透进了英国的政治体系中，很多人成为了和伯克一样的下议院议员。对这些新贵来说，他们的权力欲望首先在于保存自己辛苦得来的财富。这和有财富者试图进入议院掌握立法权力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在伊丽莎白一世开始，为了应对教皇的绝罚，真正让英国贸易崛起的因素就是让渡权力，即国家把贸易权力以特许的方式交付给商人团体。渐渐的，这种特许权的颁发就成了把持英国上议院、内阁大臣们等老派贵族的生存之道，他们往往以金融腐败的方式败坏了自然贵族的品性：让这些自然贵族要么走一条讨好大众的激进之路，要么就得跪倒祈求这些老派贵族的“开恩”。
对伯克来说，这些困境终将会带来宪法危机，或者终将会以宪法危机的形式表达出来。一边是蓬勃向上的经济发展，一边是没有出路或者出路受限，这些力量如果找不到出路就会形成封闭的自我戕害。长久以来形成的宪制中，利益都具有不可言说的“正当性”，就是赚钱是他们默认的，用法律术语这就是“财产权”。而在伯克看来，当前的财产权还具有宗教性，也就是这种蓬勃向上的经济动力是基于英国人信仰复兴的产物，这也验证了国教的恩赐——利益和正义的结合——这不就是伊丽莎白女王真正的政治遗产吗？
如果这种健康的力量所产生的“希望”——具有世界图景的启示不被接纳，英国终将失去世界帝国的机会，也是对信仰的背叛。伯克在当时就看到了英国宪制+自由贸易+工业革命将自由帝国的可能提前实现了，而这种机会如果不珍视或者坐视延续老牌贵族的统治方式将会错过。
对美洲试图独立而言，国王和首相都是从政府的权力，即主权的原则去思考和判断，从而得出“无代表不纳税”的说法，但这个说法偏离英国政治传统的，更像是为殖民地量身定制的。美洲殖民地之独立恰恰就是英国宪制危机的延伸，例如伯克为之辩论多次的威尔克斯案。
威尔克斯经过米德尔塞克斯选民的选举充任议员，但是却被剥夺了被选举的资格，原因在于上院认为他有害风俗，犯了煽动罪、三项淫秽和亵渎罪。关于威尔克斯是否具备被选举资格，是从1768年延续到了1774年，六年之久的争议，最终以威尔克斯的胜利而告终。威尔克斯的胜利就是自然贵族攫取统治权力的过程。对威尔克斯的选区米德尔塞克斯的选民而言，威尔克斯获得下院席位是他们处分自己政治权利的行为，上院和国王之需要顺水推舟予以默认即可。何曾想到，国王对威尔克斯的当选十分不满，由此才横生各种枝节予以阻拦。伯克的时代在政治上就是如此，国王乔治三世意图通过个人意志来操纵议会。
威尔克斯案的处理思路和美洲殖民地的应对是一样的，先是以“主权原则”否定了殖民地诉求，结果上同威尔克斯案一样，都是以失败而告终。对伯克而言，以“主权”这个政治信条去否认殖民地人的利益是十分愚蠢的做法，是对英国宪制原则的背叛。英国宪制的塑造过程对'主权'这一法律拟制的理解上是很大而化之的，也就是在信与不信之间，并非如宗教信仰一样的笃信。伯克关于殖民地的演说贯穿着这样的认识：不要为了概念上的主权去摒弃殖民地的利益诉求，'三便士税'解决不了英国财政的实际问题，但如果以'三便士税'为主权的象征去压制殖民地就是冒着将想象之物做实的风险，就像叶公好龙一样，当真的龙——主权诉求驾临的时候，会掀起惊涛骇浪。
伯克担忧的正是，国王的专断权力假借主权推行至殖民地，将会激发激进的革命。而这个激进的革命意识形态与英国限制格格不入，非但会毁坏英帝国与殖民地的关系，更会败坏帝国本身的政治品性。
'这主张就是和平。不是经由战争的途径赢来的和平；不是在复杂的、无尽休的谈判的迷宫里找到的和平，以此而得到的和平；不是对纷乱的问题做法律的判决、为一混合政府之模糊的界限做精确的标示、赖此而树立的和平。他是简单的和平；经由它自然的途径、在它的常驻之地找到的和平；依据纯粹的和平原则取得的和平。我的主张是：要消除不和的原因，恢复殖民地以前对祖国不加猜疑的信赖，给你的人民永久的满足（绝不要有分化而治之的图谋）以同一套法案、以同一利益的纽带，使他们互相取得和解，使他们与英国的政府和解。'
伯克的这套冠冕堂皇的说辞，现实的应对措施可能如下：宽容：将叛乱非罪化；搁置主权：以利益为纽带栓牢彼此；和解（让步）：政府的胜利颜面应服从帝国的未来。
这不仅仅是说辞，还在于伯克看到尚有一个关乎英帝国存亡的巨大挑战：法国已经被社会革命所爆发出的巨大能量所裹挟，正酝酿着重塑欧洲的版图。
英国不可能同时在殖民地和欧洲开展两场战争。伯克要讲给英国人和殖民地人的话归结起来就是：拉法耶特的革命友谊就像特洛伊人的木马，这个礼物是万万不能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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