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里讨论的问题，想必许多人都遇到过。每当人们在网上转发一个帖子、陈述一个事实或发表一个观点的时候，经常会有人提出对其动机的质疑：你这么做到底有什么目的？一般情况下，提出质疑的人总会招来批评，人们会说：你应该针对事实和观点进行批评，而不是质疑别人的动机。不仅如此，有人还会引经据典指出：诉诸动机是一种典型的逻辑谬误。毫无疑问，面对如此强有力的批评，那些质疑动机的人往往都会哑口无言，觉得自己矮了一截——因为，如果对方的批评是对的，那么就说明自己不仅不懂基本的逻辑常识，并且在人格上也是卑劣的——有事说事，有理说理，怎么能质疑别人动机呢？
于是，质疑动机似乎成了一件见不得人的事。
但我却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质疑动机这件事已经被妖魔化了。在许多情况下，质疑动机不仅是合理的，并且往往是必要的。我知道这个观点非常另类，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在挑战很多人的常识，但也正因为此，更凸显出我这篇文章的价值所在。人们公认的常识并不总是正确的，也需要进行理性地审视，很多时候，只有对常识的颠覆才能带来认知的提升。
一、动机的普遍性和重要性
人是有目的的动物，这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前提，同时也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除非是在睡梦中，或是在精神错乱的状态下，人们的行为（当然也包括言语，说话也是一种行为）都有着明确的意图。所谓意图，也就是动机。动机是因，行为是果，动机驱动行为。
所谓动机，并不仅仅只是利益方面的考量，这是最容易引起人们误解的方面。当我们讨论动机的时候，人们很容易就理解成是对利益的衡量，这是对动机这一概念的窄化理解，也是造成对动机一词的贬义化、污名化的重要原因，也是人们避谈动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实际上，动机不仅仅包括利益考量，还包括道德的、价值观的乃至情感方面的考量或衡量，当然还包括本能的需求。比如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背后的动机就是感情上的爱和憎。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做出推论：动机并不都是理性的，它也可以是感性的。很多时候，感情上的好恶并不都跟是非曲直有关。换句话说，并不是所有的动机都存在善恶之分。
人们的动机有时候体现得比较明显和直接，更多的时候却不那么明显，甚至当事人都未必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出于何种动机。我们可以对照自身分析一下，看看是不是在很多时候，我们的行为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而是常常根据直觉就采取了行动？但其实这种直觉背后也存在动机，只不过这是一种习惯性的动机，或者说某种固定的动机使我们的行为日常化、程式化了，从而使我们习焉不察，感觉不到有明显的动机存在罢了。比如我们路上遇到美女，总忍不住会有多看两眼，背后的动机就是我们的爱美之心。
所以，避谈动机既无可能也无必要，无论谈还是不谈，动机都在那里。除非心里有鬼，为什么要怕谈动机呢？
其实，即使是那些避谈动机的人，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和人际交往中，也少不了对动机的揣测和追问，只不过这样的追问已经内化为我们的行动，而非时刻体现在言语上，注意不到罢了。比如，如果是一个老朋友请吃饭，我们一般都会欣然同意，不会有任何怀疑，但若是一个素昧平生的人请吃饭，我们一定会心生警惕：他有什么目的？
而如果把范围进一步扩大，我们会发现，对动机的追问，其实是人类生活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在历史研究中，通过日记、书信、回忆录及各种档案来剖析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向来是这个领域的重要课题；在司法判案中，对动机的追问，有时候更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同样是杀人，是主观故意还是过失杀人，如果不做区分，不仅会对当事人产生致命后果，也会导致人们对法律的正当性提出严重的质疑；而在国际关系中，对敌人和对手动机的误判，更会导致严重的后果。众所周知，二战前期英法等西方国家和国际联盟之所以普遍对纳粹德国采取绥靖政策，就是因为他们普遍低估了希特勒势力扩张和征服世界的野心。
二、动机有好有坏
动机是一个中性词，但在许多具体的情境中，当然是存在好坏之分的，好的应该鼓励，坏的当然应受批评。不过，一般而言，如果是私人领域的事务，人们并没有多少兴趣去探究别人的动机，本文所针对的，主要是公众领域的事务。当我们讨论社会问题时，观点拥有者的动机永远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这一点，对于那些以文字为生、以思想著称，或以贩卖观念为业的人来说，尤为重要；而由于互联网的发达，参与公共话题讨论也成了一种普遍现象，因此，每一个人也都难免会经受良心（动机）的考问。一个人嘴上说一套，心里想一套，或者虽然心口如一，但却体现出严重的价值观扭曲，无疑是会遭人鄙视的。反之，那些充满良知，并在知识和观念上保持诚实的人，即便他们的主张是错误的，照样能获得人们的同情和尊敬。
在卡尔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波普尔对古往今来思想史上的诸多名人展开了猛烈的攻击，从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直到近代的马克思及其后继者，只要是波普尔认为其思想起到了为封闭社会或极权社会添砖加瓦、推波助澜作用的，他一概不放过。在批评他们思想的同时，他还攻击他们动机的卑劣，说他们的动机就是“支持人们对文明的背叛”。但在他的攻击中，对马克思却似乎格外手下留情，在我看来甚至显得温情脉脉。当他不吝于使用诸如“江湖骗子”“小丑”等强烈贬低的字眼攻击费希特、黑格尔等人的时候，却将“伟大”“真诚”“不屈的人道主义”“对苦难的同情”的美好的字眼献给了马克思。究其原因就在于，波普尔看到了马克思那些错误论断背后真诚而善良的动机！
当然，必须承认，人们的动机和行为，特别是动机和行为的后果，并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做到一致。有时候，人们出于良好的动机，但由于遵循了错误的理念和方法，其行为反而导致了极为恶劣的后果。正如荷尔德林所说“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18世纪的法国革命者，出于对自由、平等、博爱的热烈追求，却使得许多无辜者成了断头台上的冤魂；而在另外一种情况下，人们自私的动机，却成了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正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讲到，那些面包师、制鞋匠和将商品长途贩运的任，他们仅仅为了满足自己赚钱的欲望而非为了帮助他人，却带来了市场的繁荣。
然而，无论如何，这些都不影响人们希望对他人的行为的动机作出判断。否则，我们为何要说有的人高尚有的人卑鄙，有的人是利他主义者，有的人则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我们往往通过对动机的判断，才能确定一个人人品人格的高下卑劣，并以此来决定是否信任对方。
三、良好的动机是公共说理的基本条件
在公共领域，每个人都可以基于自身的利益提出自己的诉求，这当然无可厚非。不过，我们要分清楚私人诉求和公共说理的区别。当我们希望通过说理和辩论说服他人的时候，一定是建立在对共同事务的关心这一基础上的。仅仅出于个人诉求，以“我想要什么”为理由和出发点，是根本无法说服他人的。所以，参与公共说理，必须向别人清楚展示你良好的动机：关心公众福祉。
用古希腊人的话来说，良好的动机就是德性。在古代的希腊和罗马，在公共场合发表演说和进行辩论，是一种重要的政治活动和人际交往活动，因此，能言善辩成了一项重要的技能。但要说服别人，得到听众的认可，仅仅有口才是远远不够的。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说，说理要令人信服，需要具备三种品质：见识、美德和好意，“任何一个显然具有这三种品质的人，必然能使听众信服”。他还说道：“如果目的是好的，那么能言善道便是值得称赞的技艺；如果目的是坏的，那就成为一种伎俩”。苏格拉底对斐德洛说，说话者一定要知道自己真的在说什么（也就是要面对自己的内心，清楚自己真正的意图），如果他不知道自己真的在说什么，那么就可以将驴说成马、讲一件事说成另一件事。古罗马的西塞罗说“雄辩家是会说话的好人”，另一位名人昆体良更进一步，他说：只有好人才能成为演说家。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对这方面着墨不多，但孔子也表达过“质胜于文”的观点，强调“仁”的重要性，对于那些动机不良说话却天花乱坠的人，孔子明确的表达了他强烈的反感，他说：巧言令色鲜矣仁。
而当下的国人，在热衷于参与各种辩论的时候，恰恰就忘了这些古人早就意识到了的问题。他们经常过于注重所谓的逻辑（当然，讲究逻辑本身没有问题），却不知道还有另一个更为基础性的问题，那就是修辞伦理。所谓修辞伦理，就是一种人文关怀，它不仅要求人们说的话真实可靠、论据充分，还要动机纯良，关心听众的福祉。
还是抄一段话来说明我的观点吧：
对说理、说服和修辞的研究中，有一种可以被称为“人道关怀”的传统，那就是在三个方面都坚持真实和合理的原则。第一是说话者的意图；第二是用可靠地证据和理由来清楚说明结论；第三是对听众的福祉抱有真诚的关怀。作为公共话语，说理必须坚持自己的修辞伦理，包括好的动机、对他人的善意、话语内容的真实。历史上能够长久流传的修辞理论都有对伦理的坚持。（徐贲《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
四、质疑动机的合理性
如前所述，既然每个人的行为背后都有动机，既然动机在公共说理中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谈论动机就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了。如果没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为何不能大大方方承认自己的动机呢？
一般情况下，人们之所以要质疑动机，往往就是因为说话者言辞闪烁，故意隐藏动机。所以，要想消除别人的怀疑，最好的方式，就是将自己的动机说出来，并接受检验。是的，必须接受检验。因为，只有说的话和动机之间具有合理的相关性，才具有可信度。
至于什么才是合理的相关性，如何根据言论推断动机，这并不是一个很容易回答的问题。在社会科学领域，很难确立一个衡量人们行为和动机的明确标准，很多情况下，它所能依凭的，只有人们的理性。万法妙用，存乎一心。这句话虽然说得很玄，但情况也只能如此。
说到这里，需要澄清一个关于逻辑谬误的问题，也即文章开篇提到的诉诸动机谬误。人们普遍认为，在辩论说理中，诉诸动机是一种典型的人身攻击——而人身攻击当然是不可取的。对这一点，其实我并无异议。但是我想说的是，当人们将这一信条作为普遍规则而对这一信条适用的情境未能做出区分的时候，他们完全歪曲了这一信条背后的真正含义。
事实上，公共表达或公共辩论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一般而言，双方针对某个具体的论题展开辩论，这是一种狭义的辩论；而在公共平台上转发帖子、阐述事实和表达观点，双方并未就具体论题展开辩论，则是一种广义的公共表达。在前一种情况下，是不可以质疑对方动机的，之所以不可以质疑动机，是因为在论题明确的前提下，能否进行充分论证，依靠的是事实和逻辑，跟说话者的动机无关；任何一方的论点是否成立，并不能根据动机作出判断，如果质疑对方动机，就会偏离辩论的主题，陷入毫无意义的口水战；并且，更为重要的是，双方在选择论题时，已经表明了动机，根本就不应该无端的猜疑，比如就支持或反对堕胎进行辩论，无论支持还是反对，本身都是一种动机。而在后一种情况下，情况并非如此。特别是，网上经常有这样一种情况，某些人对自己身边发生的迫切的、严重的的问题视而不见（也即缺乏修辞伦理中对听众福祉的真诚关怀），却把注意力放在跟自己或同胞毫无关系的事情上。当受到质问时，这些还振振有词的说：我只是在阐述事实。对这种情况，任何一个有健全理性的人，不可能不提出质疑。
这么说吧，在公共说理或辩论中，我们应该讨论的是真问题，而非假问题。如果一个人总是在讨论跟当下现实无关，甚至将人们的视线从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上引开的话题，质疑其动机完全是正当的。
请那些整天忙于揭露美国和西方世界各种黑暗的人好好想一想，你关心的是哪国人民的福祉？
而我自己，也趁这个机会在这里表露一下我的动机：我是中国人，我关心这个国家，关心我的同胞，当然更关心我自己和我的家人，我的一切动机，都是希望改变不合理的现状，并改善我和同胞的生活环境。我注视黑暗，却心怀光明，为的是驱走黑暗，迎来光明！
五、如何防止质疑的滥用
需要着重强调的是，我承认质疑动机的合理性，但并不主张可以滥用这种质疑——正如我主张人应该运用自己的理性，但却不能滥用理性一样。
坦率说，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时刻有一种隐隐的担忧，担心自己对动机的讨论，助长人们人们对质疑动机的滥用，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的确经常出现滥用质疑的情况。
根据我的观察，现实生活中，人们对质疑的滥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无端的揣测，只以立场论是非。二是肆意上纲上线，甚至以官方的意识形态为标准扣上各种大帽子。关于这方面的例子，我可以举出很多，但为了让这篇文章能够顺利发出来，就不多说了。
因此，为了让对动机的质疑尽可能限定在合理的范围内，我们每一个人要尽量使用自己的理性。但是，也正如我前面所说，如何合理使用自己的理性，如何确保对动机的质疑跟言论具有合理的相关性，并无一定之规。在这里，我只能根据自己的理解提出两大基本原则：
一是要有意识的约束自己的想象力。不能让自己的脑回路过于复杂，任由自己展开想象的翅膀，去对别人的动机妄加猜测。不能像鲁迅批判的，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
二是要首先从善意出发。尽可能以更多的善意理解对方，只有在穷尽善意之后，对方的言论仍然无法让你表示谅解的情况下，才可以质疑动机。
顺便说一下，动机的好坏并不是以对方感受到善意或是恶意为区分，动机的好坏只能以某种公共的标准来衡量，比如道德的、公共福祉的，等等。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在公共事务方面发表的见解，无可避免的会让一些部门和人员感到满满的恶意，但这种恶意的背后，却是出于关心公共利益的良好动机。这也正是我们主张公民有恶猜权力的权利的原因。
当然，无论我们如何小心的运用自己的理性，误解总是不可避免的。正如波普尔所说，没人能避免被人误解。大名鼎鼎如亨廷顿，他的《文明的冲突》就经常被人误读为支持各种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汉娜阿伦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更是被她的犹太同胞视作为纳粹洗地。有些事情，只能交给时间去解决。时间，才是衡量一切的终极手段。
我并不指望通过这样一篇文章，就能一劳永逸的解决动机的分歧和争议。在我看来，意识到问题的存在，比问题的答案更为重要，也更有意义。我随时准备着接受读者的检阅和批评，只有通过开放的讨论和批评，我们才能纠正认知偏差，取得真正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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