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白帝社（日本）2017年1月出版
内容提要
本书从学术史钩沉1858至1940年期间，以“爱”为主体的墨学与基督宗教的碰撞与对话。墨子的兼爱思想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失语2000多年后，为什么是西方传教士最早从现代意义发现了它？兼爱和耶稣之爱的关系，为何传教士看来二者是从属关系，可民国基督徒知识分子却认为是平等的呢？本书不仅是从比较文化和思想史对墨学领域深入研究的一次尝试，更是面对当代“国学热”，如何处理中国文化内部儒学与诸子、中国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关系，作者站在全球史的立场上，给出了自己的思考。
作者简介
褚丽娟，甘肃庆阳人，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北京外国语大学），现任教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全球史研究院。主要研究领域为近代思想史、墨学、中西文化交流史等。
专家评论
与儒家仁爱相比，基督之爱强调人与人的平等，这种绝对的平等意识作为一种理想，型塑了西方人今天的民主样态，使他们要比我们更具备法治的基础。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社会就没有法治的条件，兼爱的存在给了我们否定的答案。在中国古代社会，就有普遍意义上的爱，它以承认人的基本权力、基本需求为前提，这其实就是法治的前提，所以中国具备法治的基本条件。这正是本书中的那些清末来华传教士“发现”兼爱、“重构”兼爱的“视域融合”的一个关键点。
——杨恒达
本书比较研究墨子和耶稣思想，展现中外知识界的深度文明对话，重新理解近代在启蒙救亡背景下，知识分子在以传教士为主体的西方墨学研究基础上，复兴墨学，补充儒释道传统的不足，开辟新径，发扬中国普世价值载体的主体性和创造性。
——孙中原
作者挖掘墨学与基督宗教的相遇过程，助益于博爱学说在中国的推广，亦可了解到兼爱学说被西方人发现、接受的历史进程的一个侧面。
——杨武金
著作摘要
本书从学术史角度，为人们钩沉了1858年至1940年期间，以爱为主体的墨学与基督宗教的碰撞与对话。自清末以来，墨子的“兼爱”常常被中外研究者认为是东方的“博爱”，墨子也被视为中国的“耶稣”。这种认识不仅见于像郭嵩焘、谭嗣同这样的晚清士大夫，以及如孙中山、梁启超、陈独秀、胡适等民国时候的新知识阶层那里，乃至来华的传教士、汉学家也有持此论者，而有基督宗教信仰背景的本土知识分子中的一些人则可以称得上是“拥趸者”了，如今这一结论似乎已经被一般人所认识。
仔细梳理这150多年的墨学与基督宗教的相遇历程，就可以发现，清末民国时期对兼爱和上帝之爱，墨子和耶稣的讨论最为集中了，研究者身份亦最为复杂，显然，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是具有较强的问题意识。本书就是截取了1850年代至1930年代的西方传教士和1920年代至1940年代的民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对话成果，对其进行系统梳理后提出两个问题：墨子兼爱思想从中国传统文化失语2000多年后，为什么是西方传教士最早从现代意义上发现了它？就兼爱和上帝之爱的关系，为什么传教士认为二者是从属关系，民国基督徒知识分子却认为二者是平等关系？
1858年，传教士艾约瑟发表《墨子人格及其作品观》，在基督宗教上帝之爱的视域下评价兼爱，肯定兼爱的平等观，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从现代意义上肯定兼爱。艾约瑟的这一“发现”引发兼爱的价值演变：一方面兼爱从仁爱的压制中挣脱出来，洗去“无父”的污名；一方面兼爱与上帝之爱相遇，以其现代性内涵获得独立的精神品格，重新确立与仁爱平等的地位。追溯兼爱的历史命运：自先秦孟子批墨以来，兼爱一直遭到儒士的排斥，到清末民初才渐被关注，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儒墨爱的差异，其根本在于“推”之等级和“兼”之平等的分野。同时，鉴于国人常以“博爱”代“上帝之爱”，从词源学上梳理与“博爱”相应的西语词汇及其内涵，讨论《圣经》学意义上《新约》的上帝之爱，正是在于平等观和超越性等的契合，构成兼爱与上帝之爱的亲近。
西方传教士和本土基督徒知识分子有着共同的信仰，相同的目的——援墨传教，但就兼爱和上帝之爱的关系，传教士认为，兼爱源自上帝之爱，是耶稣的爱在东方的“他者”。可是在本土基督徒知识分子看来，兼爱等于上帝之爱，墨子就是东方的耶稣。究其原因，是两个群体对中西话语权的争夺。本土基督徒知识分子的耶墨“对话”有其特殊的文化底色：民国知识分子的救国救人大潮；以及基督教面对1920年代以来“非基督教运动”而采取的“本色化”改革。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出于对这两个因素的考虑，在其耶墨比较中，寄托着救国救人的思考、对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融合的诉求。
本土基督徒知识分子的耶墨“对话”不止于理论的探讨，也诉之于实践。他们针对当时的社会问题，认为病症在人心，提出法“天”爱人和人格救世来改造人心。以吴雷川为代表的人格救世观，以现代心理学等理论考察其得以实现的条件，可以看到民国那一时期，缺乏实现的土壤，至于以认同有神论为前提的法“天”爱人，在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等思潮影响下，同样也不会有效果。将民国基督徒知识分子比较耶墨的思考置于当下个人道德滑坡，价值观混乱的现实，改造人心依然是未竟之业，前人的思考对今天有借鉴、反思的意义。
今天找到既能满足国人需要又能适应全球化的新的价值观迫在眉睫。清末民国的耶墨的相遇、碰撞和对话告诉我们，儒家伦理的差等本质决定其不可能独立挑起这一重任，照搬西方的基督宗教伦理也不现实。以兼爱补仁爱，对话上帝之爱，构建新的爱观，可以作为现代社会商业活动的伦理指南和人与人之间的道德指南，能够被中西方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所共同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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