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开设的通识核心课程“明清经济与社会”的优秀课程作业，获得2021年秋季学期优秀作业奖，作者为北京大学物理学院2019级本科生刘宇翔。
本文以“反观”视角解读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中的世界体系，将书中聚焦于东方的目光转向西方，以期在互相联系的世界体系中平视欧洲之镜中的明清中国。作者指出，打破此前明清居于主导地位的世界经济体系之平衡的工业革命，应当归因于西欧有利于扩大再生产的贸易枢纽位置及其机械论自然观的“内部”因素，就彼时世界呈现“西升东落”之势的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Vol.1383.1
反观《白银资本》：欧洲之镜中的明清中国
刘宇翔
北京大学物理学院2019级本科生
《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一书的副标题就告诉读者，作者的用意就在重视东方。本文所谓“反观”，也就是把目光投向西方，但这是在扫除了欧洲中心论的偏见之后，在一个互相联系的世界体系中平视欧洲之镜中的明清中国。本文说的主要是欧洲的事情，用意则在以其对观中国。
《白银资本》大部分篇幅（第二至五章）所想说明的，就是很早就存在一个世界体系，在近代早期已经发展到相当程度。16世纪以前，全球各地的人发生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但这是通过多段中转的贸易，或者通过人口的迁移，总之，通过各种地区内部联系与外部联系的衔接构成的一整块拼图。当然，这个间接的世界体系中仍然产生了诸多地区性的“资本主义萌芽”——雇佣劳动、生活必需品的商品化、各种金融工具的发明、以政治军事权力为后盾的商业团体，和“原工业化”——技术扩散、批量生产的原型的发明（以活字印刷为典型），这些都构成了后来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得以存在的条件，其中的任何一项也绝非欧洲人所独有。这个体系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没有任何一个政治经济军事集团能同时参与其他所有地区的贸易，并对其施加影响。
图为《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书影
但这在十六世纪发生了重大变化。欧洲凭着美洲殖民地的金银、新航路的开辟，以及在连绵不断的战争中缔造出的军事组织和火器优势，取得了在世界各地钻营的机会，在同一个交易所交换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供求价格信息。这不是说，欧洲人一登场，就建立了某种以自己的实力为依托进行中心化统治的新的世界体系，而是说，通过种种机缘和计策，以荷兰和英格兰为代表的经济体为自己谋得了一个转口枢纽的位置（类似今日新加坡、香港在贸易体系中的位置），拥有了调动和自己的人口与经济规模不成比例的资源的力量。这种地位，即使是贸易逆差，也绝非某种劣势[1]：英国人可以规划和利用中国和印度市场，反过来却不行。一旦羽翼丰满，英国资本就有机会完成自己的事业——无论是摧毁印度棉纺织业还是进行同中国的鸦片贸易。
有很多划分时代的办法，我以为最明晰也最重要的是持续的扩大再生产的启动。工业革命以前，没有什么固定资本的概念[2]，扩大再生产基本上是偶然的——哪个能工巧匠心血来潮发明了一些更高效的机器。而持续的扩大再生产则要求不断投资、不断改进，由有组织的商业和生产团体来进行，整个过程自觉地以谋求更大利润为目标，并把所得利润重新扩大生产规模，继续追求更大规模的货币利润，形成货币—资本—更多的货币不断的循环（马克思的W-G-W公式）。这种不断扩大的再生产，只有拥有一个不断扩大的市场，才能实现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价值——物品换成货币，转化为资本，重新投入更大规模的生产。这么看来，只有足够大的外部市场，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才最容易发生。若非如此，就会“像瓶口一样卡住”[3]。居于世界贸易体系枢纽位置的英格兰显然最具备这样的条件。在中国，譬如说四川的盐井，在一定时期内也能出现扩大再生产的迹象，但是，这种外部显然没有整个大西洋和印度洋来得广阔，因而很难启动货币—资本—货币不断的循环。
图为德裔学者、世界体系理论的奠基人之一的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
弗兰克无论如何强调世界经济的整体性和亚洲在近代早期的经济优势，都无法回避“西升东落”的问题。弗兰克自然不会看不到，这是工业革命带来的巨大生产优势的结果，但从贸易性优势地位向生产性优势地位的转化，我以为是不能只用《白银资本》书中的要素价格论（劳动力和货币资本的相对价格造成机器替代人工）来解释的。
要素价格论的解释是以工业资本主义已经建立之后才有的经济眼光去考察工业资本主义本身的产生，也就是说，它默认了有使用机器替代人力这么一种选择，并且资本家会为了响应生产要素价格的变化主动地、自觉地这么做。但是，这种论点所期望解释的正是它默认的这些东西。如果它不做这种默认，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劳动力价格不平衡的结果不是价格高的地区退出纺织产业，并向价格低的地区转移（正像近几十年纺织业所发生的那样），从而降低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并使劳动力价格回复，而是引发了机器替代人工。类似地，资本价格低也不能说明为什么资本会从商业领域向工业领域流动，毕竟资本家关心的只是利润率而不是劳动生产率。而正如布罗代尔所展示的，工业革命以前资本主义对于生产部门的介入“失败多于成功”[4]。要素价格论至多只能说明，有某种使用机器替代人力的潜能，但是无法解释这是如何真的变成现实的。
就算我们默认了这些，要素价格论可以解释一时的生产组合变化——多用机器、少用人工，但很难解释是什么最终引发了持续的资本积累和技术改进，即，启动了自觉的、不断的扩大再生产。如果不是标志着持续的扩大再生产的启动，哈格里夫斯的珍妮纺纱机就会成为黄道婆一样的民间故事，而不会成为一个时代开始的象征。
弗兰克之所以不得不依赖要素价格论不坚实的论证，是因为他过分地强调流通图式而忽略了生产环节的秘密。他把使用机器仅仅看作是响应市场价格的一种策略，却没有看到，使用机器这件事本身开辟了全新的竞争维度。从此，资本主义能做的就不只是四处钻营、低（强）买高（强）卖，它的焦点从利用和控制市场转向了利用和控制自然，并且用征服自然来征服市场。“在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商业上的霸权造成了工业上的优势，现在，工业上的霸权带来商业上的霸权。”[5]
这样，持续的扩大再生产就变得很自然了。在利用和控制自然这个全新的竞争维度上，优势就来源于谁能更彻底、更有力地利用和控制自然，而这就必然要不断延伸人的眼和手，也就是说，不断设计、制造并利用更大、更复杂的机器，也就要求不断扩大的固定资本。并且，由于这种对自然的利用是作为竞争的一个维度而存在，而不是出于偶然的原因才存在，他就不断地扩大自身来追求利润，并把利润不断地用于扩大自身以追求更大的利润。
这也能回答除了欧洲人在世界体系中的好位置以外，是不是没有任何欧洲“内部”的因素促成了它最终的兴起。是有的，虽然并非什么新教伦理或者泛泛的“理性”或者民族国家——这些都被弗兰克一一批驳了，而是欧洲社会的机械论自然观——所以才倾向于用机器解决生产中的问题。欧洲中世纪对“巧匠”的宽容、欧洲园林最喜欢强迫自然服从几何形式（苏州园林追求的是“虽由人作，宛自天开”），都是近代以前这种自然观的体现。弗兰克专门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说明直到19世纪上半叶，自然科学同生产力的进步没有明显联系，以此想否定欧洲兴起的“内因论”，但是弗兰克没有想到、也不能解释的问题是，为什么到了十九世纪末以后，那些自出现以来一二百年都没什么用的科学知识，同现代技术配合得那么天衣无缝——牛顿力学当然对工业革命没什么贡献，但现在没有哪个工程师不知道牛顿力学。如果沿着我们前面的思路，这就一点也不奇怪了，因为它们是同一种机械论自然观的产物（英语里“力学”和“机械”是同源词），不过一个是探究自然，一个是改造自然。
总而言之，在世界体系的平衡被欧洲的生产力飞跃打破前，明清中国无疑是这个体系中的佼佼者。而这个打破平衡的工业革命，则似应归因于西欧的贸易枢纽位置（一方面为扩大再生产提供了广阔的可达市场，一方面形成了刺激生产的以扩大利润为唯一目标的 “高级”资本主义形式）和机械论自然观（前期启动了机器代人的进程，后来实现了科学与技术相结合）。这既非欧洲天命所归（贸易枢纽地位的取得有相当大的偶然性），也非中国文化劣势（机械论自然观未必见得比“天人合一”高明），所以，技不如人时不必妄自菲薄，而当世界重现“东升西落”之势时，便更没有盲目自大的理由。
参考文献：
[1] 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2] 布罗代尔：《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形形色色的交换”，顾良、施康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尤其是该卷第三章“生产部门或资本主义在别人家里”。
[3] 霍布斯鲍姆：《资本的年代》，张晓华等译，钱进校，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主要参考了该书关于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转换的论述。
[4]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5] 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论》，彭坐舜、吴纪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主要参考了该书关于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论述。
[6] 陈燕谷：《从依附理论到全球体系》，载李陀、陈燕谷编：《视界》(第2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参考了该文对弗兰克研究背景的概述。
文中注释：
[1] 能够出口货币、维持巨额货物贸易逆差，本身就是某种优势位置的表现。今天的美国就是这样。
[2] 参考文献 [2]，第283页。
[3] 参考文献 [2]，第410页。
[4] 参考文献 [2]，第438页。
[5] 参考文献 [4]，第二十四章，第864页。
编辑 姚远
校对 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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