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周末
作者简介
本书的作者贡德·弗兰克是当代西方著名学者，一直致力于世界体系史、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运动的研究，是依附理论代表人物之一，世界体系理论的奠基人之一，也是全球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
写作背景
《白银资本》对1500年以来世界各地之间的经济联系做了一个气势恢宏的论述。作者把中国置于亚洲的中心，把亚洲置于全球经济的中心。他认为，中国需求白银，欧洲需求中国商品，这二者的结合导致了全世界的商业扩张。在他的分析中，中国在工业革命前的经济史中占据着极其突出和积极的地位。为了阐述他的观点，作者广泛利用了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弗兰克认为，现代世界体系理论家们在批判传统社会理论和历史研究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同时，自身并没有脱离欧洲中心主义的窠臼。本书将研究目标锁定在1400-1800年间的全球经济，亚洲和欧洲的经济都是作为整体的世界经济体系的“内部”变化，其目的是以全球视野，证明亚洲（尤其是中国和印度）是这一时代全球经济体系的中心，欧洲是被吸收到一个早已存在的以亚洲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之中，批判“欧洲中心主义神话”，从而超越任何种族中心主义，构建一种真正整体论的、普遍的、全球性的世界历史和全球性社会理论，他基于全球视野提出了“世界经济体系”学说。
弗兰克认为现代世界体系与五百年前并无甚区别，而这种体系甚至可以追溯到五千年以前，正是这种体系的结构和动力促使世界的进一步发展，在此体系之下，欧洲并非是一个独立的实体而是与世界其他部分紧密相连，资本的积累也是由历史推动而非跳脱于这个一脉相承的世界体系之外。与过去与众不同的，航海大发现直到18世纪末工业革命之前，是亚洲时代，亚洲（尤其是中国和印度）是这个时代全球经济体系的中心。
主要内容
全书分七个章节。
在导论中，他对“欧洲中心主义”进行了批判，并对他“整体视野”的合理性进行了论述。弗兰克点出了一些具有欧洲中心主义的思想，例如布罗代尔的“欧洲最先创造了历史学家，然后充分利用他们”，例如欧洲人坚持称其半岛为“大陆”并将印度与中国的领土缩小为“次大陆”与“国度”，有此类思想的历史学家受到社会、文化、政治的影响去撰写“民族的”甚至于“西方的”历史并以此来为统治阶级的思想需求服务，其他地区和民族的历史在他们眼里就自然的被贬低了。他要做的就是换一种角度，一种全球的角度，一种跳脱于某种中心主义的角度去论述近代世界的发展。他提出世界体系的“领导权”不断转移并逐渐回归东方，目前所流行的欧洲中心论是自工业革命和西方殖民活动开始后才逐渐成为主流的，这种源自政治倾向的地方主义虚论正是他要用整体主义的全球视野纠正的。
第二章“全球贸易的旋转木马”证明了世界体系从来不是逐渐自封闭到一体化的，“在更久之前世界就已经互相联系起来了，甚至在欧洲十字军东征之前，这个世界政治经济的结构及其动力就推动着欧洲寻求通向经济上占支配地位的亚洲的途径”。他以地图为基础，以美洲—非洲—欧洲—亚洲—俄国和波罗的海地区为顺序逐个地区地讨论了全球多边世界贸易，证明了他在第二章开头提到的自1500年以来就已经有一个“全球世界经济及其世界范围内的劳动分工和多边贸易”。
第三章里弗兰克用大量数据和研究成果证明了世界各地的货币不断流动，而其中的大部分都流通到了亚洲，这相当于是对第二章的扩展，对亚洲这个他理论里的中心地区进行一个详细的说明。在亚洲，在那个时代全球经济体系的中心地区，货币被源源不断的从供大于求的地区输入，这些被输入的货币没有导致通货膨胀，反而被产出和流通速度的增长吸收了，促成了亚洲的生产与人口增长。在这一章的末尾，他留下一个观点，亚洲比欧洲更灵活的经济，更强的生产能力使新增货币对亚洲的刺激更大于欧洲，第四章就是对这一观点的详细论述。
第四章就针对“更灵活的经济”和“更强的生产能力”做了解释，他论证了1400年到1800年间的国际贸易实际上是被亚洲主宰的并批驳了许多欧洲主导世界贸易的思想，最主要的是，他反对欧洲中心主义里一项重要的观点“亚洲缺乏科学技术和制度”，这使他对欧洲中心主义做了最后的定论：欧洲在1800年以后的起飞并非在于其科学技术与制度的准备，也不在于古代遗留下来的理性与科学思想，这些源自欧洲神话的思想简直就是不堪一击的危楼，根本就不是建立在真正的历史学或社会科学基础上的。
第五章中弗兰克又把重点放在了对“世界”的探讨上，他又一次对全球视野做了解释，借用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捷夫的理论，认为周期性的全球经济力量使某个地区的兴衰成为常态。世界每个地区相互关联，不仅是大体系下的一部分可以影响另一部分，整个体系的相互关联的结构和运动还会影响到每个部分，弗兰克前文对某个地区的叙述与他探索的整个世界体系紧密相连，对整个世界的概括也包含着对单独地区经济状况的理解，迈出放眼世界的重要一步是不可避免的，哪怕这个放眼的过程千疮百孔。
第六章的解释了“为什么西方能够（暂时地）胜出”，根据康德拉捷夫周期，亚洲的发展在扩张到了最高点后转入了收缩阶段，流入亚洲的白银因亚洲扩展的生产被抵消了，在那之后亚洲所能提供的不断增加的廉价劳动力使技术上的革新成为一件没有必要的事情，但与此同时欧洲正在掀起一场避无可避的革新运动，自美洲不停供给至欧洲的金银也提供了一部分竞争力，欧洲尽可能的节约人力使用机器以降低自己的生产成本以与世界的其他地区竞争，在此时，亚洲的衰落给了欧洲进入世界经济主位的机会。
第七章，弗兰克对自己的观点和全书内容进行了总结。他希望打破一直用于“辩护”和支持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欧洲中心论意识形态，为构建起更符合实际证据的新社会理论增添理论意义。依照他自己的总结，首先世界上有一种多样性的统一，那就是世界经济体系的统一，多样性又自这种统一中产出，其次，这种统一有连续性和周期性。他说“本书的宗旨则是协助人们建立一个认知基础，使得人们承认统一性中的多样性和赞美多样性中的统一性”。
反思感悟
在《白银资本》一书中，我们看到了世界历史更复杂的互动关系，可以更仔细地考察中国变化与欧洲变化之间的平行关系，更周全地考察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帮助我们从长远的历史视角思考近期变化。同时，学术界对于本书的观点也有诸多质疑，如，超越种族中心主义的全球视野是否必然要否认现代世界的“现代性”？各大洲之间的贸易往来是否足以证明它们存在于一个世界体系之中？仅仅从经济角度论述1400-18000年间的世界历史，这本身是否合理？世界历史是否总是在同一性质的体系里不断循环往复，而且要永远循环下去？农业的亚洲与商业的欧洲只因为商品贸易和贵金属流通就可以完全联系起来吗？一个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真的可以被当做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吗？
弗兰克主张以一种更充分的人类中心的全球范式来对抗欧洲中心范式，申明“欧洲其实是凭借亚洲力量而兴起的，是世界创造了欧洲，而不是相反”。书中考察了15-18世纪的世界贸易结构和白银流动，指出在此期间从西欧、地中海地区、波斯湾、红海一直延伸到印度、东南亚和中国，已形成早期全球贸易体系和劳动分工。其中，东亚地区特别是中国，是当时世界经济的“中心”，生产了主要的贸易产品，包括丝绸、茶叶、瓷器等，并由此产生了强大的白银吸纳能力；当时的欧洲不具备足够的生产能力与亚洲进行货物贸易，只能通过从非洲掠夺黄金和奴隶，再从美洲以交换白银的方式进入亚洲贸易圈，并在这个过程中开始早期资本积累。
全书始终强调了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中心地位，在弗兰克的分析中，中国在工业革命前的经济史中占据极其突出和积极的地位，没有亚洲尤其是中国对白银的大量需求就不会有欧洲的发展。弗兰克认为东方优于欧洲的证据是，在双方的贸易中，欧洲拿不出可以做交易的产品，他们唯一的支付手段是从美洲掠夺和生产的白银。弗兰克指出，欧洲征服拉丁美洲并占有其贵金属，并不意味着它内部诞生了一种全新的生产方式或一个现代世界体系，但它确实意味着欧洲获得了进入以亚洲为中心的全球经济的机会，欧洲后来的兴起全在搭上了亚洲的经济列车，并最终在19世纪成为全球经济新的中心。
为何步入近代后双方的地位会发生如此的转变呢？弗兰克认为，东方衰落、西方兴起一定程度上都受到了世界经济体系基本结构和连续性发生偏转的影响。全球经济扩张造成了世界不同地区及其部门的比较价格和比较优势，这些差异影响了各国对劳动、土地、资本和技术发展等的选择。至18世纪晚期，亚洲经济优势逐渐成为其发展的相对劣势，随着劳动力日益廉价以及资源和资本日益昂贵，亚洲陷入“高度平衡的陷阱”，缺乏足够的内在动力进行技术创新。欧洲有能力通过利用美洲白银从亚洲内部贸易中获利，不仅推动了早期资本积累，也促进了对技术进步的投资，为工业革命做好了准备，利用19-20世纪的泛亚洲危机，设法成为新工业化经济体，但是弗兰克指出，欧洲这种成功是基于它们原先在全球经济中的边缘地位和相对“落后”地位的，也会被证明是相对短命的。
此外，弗兰克无论如何强调世界经济的整体性和亚洲在近代早期的经济优势，如何阐释亚洲在未来的世界经济中会重新承担起曾经承担的领导角色，都无法回避工业革命带来的“西升东落”的问题，欧洲除在世界体系中的优势位置外，不是没有任何欧洲“内部”的因素促成了它最终的兴起，在利用和控制自然这个全新的竞争维度上，欧洲的优势来源于更彻底、更有力地利用和控制自然，不断设计、制造并利用更大、更复杂的机器，不断地扩大自身来追求更大的利润。我认为，欧洲在近代兴起的根本原因不在于亚洲对全球贸易的带动这一外因，而是欧洲自身对全球市场的把握和资本的积累，欧洲的地理环境，历史进程等物质基础更能决定欧洲在这一时期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速度。
弗兰克从经济角度对全球体系进行解读，从资本的流动和流向以及数量上对全球体系进行了考察，在全球体系研究角度上另辟蹊径，且对先前的种种欧洲中心论的论点做出自己分析基础上的回应和反击，也招致了许多激烈回应，这种在欧洲中心论已深入多少研究者骨子里情形下仍然自持一柄武器勇敢的提出挑战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他提出：“我们必须有一种整体主义的全球世界视野，才能把握住这个世界（及其各个部分）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历史。”
学术研究过程中，任何一个学者都不可能做到不带有任何感情色彩地研究 “整体”，整体史的研究也需以某地区、国家、民族的历史为基点，呼吁一种整体史观但不能否定各地区的独立性，一味强调整体对部分的作用是片面的，我们要坚持整体与部分的统一，不能割裂整体与部分关系，进行“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论述。《白银资本》在理论价值的基础上，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方法论的启示，它让我们以一个全新视角来看待世界。《白银资本》是一次勇敢的尝试，是对全球主义世界图景的重构，引发了我们对近代早期世界发展大势的思考，打击了对一直以来占据我们头脑的 “欧洲优势论”、“欧洲特殊论”，让我们看到了世界历史更为复杂的互动关系，也促使我们用一种全球的眼光重新审视我国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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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范晓菲
审核｜常雨婷 刘海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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