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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的哲学

所谓哲学,大概可以理解为在一般的学科之上的一门学问,比理科、工科、管理学和经济学等学科更为抽象。先给出观点,大部分危机都是人性的危机,可以理解为事物对事物,或者说人对人(非具体某个人,是抽象的人,因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之间信任的减弱或丧失。

1、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在起初阶段,往往体现为流动性危机,即经济主体与经济主体之间缺乏了往日的信任,此时大概率看到信用利差的急剧扩大,或者是某个金融机构的流动性枯竭。《乱世华尔街》一书中对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期间的金融机构之间的信任丧失有着详细的描述。

2018年中国股市的回落,可以理解为是信任危机引发的,一方面体现为大国之间信任的缺乏,这才有了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原则;另一方面体现为国内商业银行对非银机构融出资金的下降,以及金融机构对实体企业融出资金的下降。具有较高风险偏好的非银金融机构没有能力再为处于风险概率偏右侧的实体企业提供合意的资金。由于国有企业具有政府信用背书,在本已经融资受限的情况下,民营企业的融资进一步被压缩。这才有了后来的股权质押问题(还有别的原因,不宜说),券商股的持续回落,这种现象直到“三支箭”才有所缓解。纾困基金和信用缓释工具的出现,部分地提升了金融机构对实体企业的信任程度,但是目前来看,这种信任程度依旧不够,垃圾债的信用利差并未显著回落,多数债券投资机构并未开始信用下沉策略。

信任程度下降,有些是周期性的,比如部分企业在经济周期的顶部,过度高息融资加杠杆,债务刚性约束下,需求萎缩后,现金流入不敷出;有些是结构性,比如部分企业长期无法实现自己的承诺,并且违背承诺后,缺乏相应的惩罚;还有些是恶意的融资,借钱的时候就没想还。信任程度的提升,在周期视角,需要经济内生性的修复;在结构视角,需要建立严格的信用评级制度,并且机构投资者要信得过系统性安排的信用评级制度。任何事物都是两面性的,由于系统性的信用评级制度不到位,这才给了有信评能力的团队,一定的信用债α收益。

总体上,金融危机可以理解为是信任危机,是人与人之间信任的大幅减弱或者丧失。危难之时,方知信任、坚韧之珍贵。

2、政权危机

从秦朝以来,一直到清朝。历朝的末期,都是底层群众失去了对皇帝的信任。特别是在经济增长缓慢的情况下,皇亲贵族从经济中分得的蛋糕不但不减少,且还有逐渐提高占比的趋势。

在总量蛋糕做不大,经济利益分配越发倾向于皇权,之前的那种群众对皇帝的信任就减弱或者丧失了。如果此时,有人振臂一呼,获得了群众的信任,就有可能改朝换代。这才有了耳熟能详的得民心者,得天下。

历史上有个皇帝做的比较好,尽管后来大家对他的一些战略选择有偏负面评价,他就是康熙。《大清相国》一书中,论述了康熙时期的很多人事安排。最为典型的三个人,明珠、索额图与陈廷敬。康熙的厉害之处就在于他信任大臣这个整体,但是对某一个大臣又不完全信任,他用索额图制约明珠,又用明珠制约索额图,时而重用明珠,时而重用索额图,当某一方势力过大时,重用陈廷敬,来减少这一方党羽的数量。通过这种安排,君臣之间达成了一种比较微妙的平衡。完全不信任大臣,所有事情他自己做决定,就累死了,并且一个人能力和精力都是有限的,无法高效管理那么大的一个国家,并且一旦出现政策失误,就会把所有的火力口都对着康熙,这不是他想要的。如果把事务的权力下放给一个大臣,如果最后事没做好,康熙只需要处理一两个大臣的小弟,或者处理大臣,就能缓解群众对整个权力的信任危机。如果完全信任某一个大臣,最后有可能这个大臣势力过大,最后尾大不掉,康熙就被实质上架空了,比如鳌拜时期(康熙的父亲没有处理好权力的制约问题)。从这个角度看,顶级的管理者都是管人的。

从信任这个角度来讲,一个好的系统,自然是一个平衡的系统。过度信任与信任不足,都会造成最高权力者的危机。与此类似的还有桥牌用人方式,大家都很熟悉,就不说了。权力的核心在人的平衡与相互制约。君、臣、群众三个利益群体达成了信任的协调,体系就比较稳定。信任出现危机时,免职几个大臣就能达到新的平衡。反过来看,崇祯皇帝后期已经无法制约各个臣子,从制度上,他就败了。作为一个英明的人,一旦使唤不动下面的人,第一步要做的,就是重新获得人事权,其次才是做事。康熙斗鳌拜,意义在于此。很多时候,作为君,有些风险必须要承担,如果不承担上位时重获权力的风险,那么之后,很多事情就没得做了,失败也就是早晚的问题了。如果未来群众失去了对大臣的信任,群众就会把矛头指向皇帝这个权力符号,改朝换代只是时间问题了。

3、管理危机

管理危机很难定义,大致可以理解为一个企业效率低下,人浮于事,正常年景业绩不佳,差的年景几乎要倒闭破产。

管理危机出现原因可能很多,但是可能的深层原因还是人事问题,是人力资源管理的制度安排问题。人浮于事,多是没有设计出一套激励相容的人力资源制度。最后,干与不干一样,干多干少一样,最后大家都没有积极性了。不要考验人性,也不要讲道德,人性的问题,多看看西方的电影,讲的很清楚了。任何人的人性在极端的情况下,大概率都无法经受考验。圣人出现的概率是极低的。

领导的干劲不足,大多数是动不了人事权,人撵不走,小弟都不听话,又不干活,说是领导,其实没啥权力。没有人事权的领导,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领导。

员工的干劲不足,大多数是失去了对领导的信任,要么是跟着领导,没钱赚,物质欲望满足了不了,社会地位提不上去,要么是自己能力不足,总被批评,最后放弃自我。员工的问题,有些是领导的问题,有些是员工自身的问题,可以总结为员工与团队不匹配,还是人力资源问题。

讲到这里,说说权力合法性的问题。政权有合法性的问题,企业领导,即使一个小组长,管几个人,也需要考虑权力合法性的问题。企业作为一个盈利组织,最大权力合法性就是盈利,是赚钱。如果短期不能赚钱,那么员工需要的是能够培养在未来长期赚钱的能力。这是为什么很多人,毕业之后进很多大平台,尽管当下收入低,但是一旦未来去了是中小机构,在大平台锻炼的能力就可以轻松的变现,收入倍增并不难。还有一种合法性来自于服务,比如读书时很多班长学习成绩一般,家庭背景没有,但是服务态度特别好,这样,同学们依旧支持他做班长。这个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于,同学们通过让渡一部分权力,来获取高质量的服务。

整体上,企业的管理危机,可能还是人与人信任的减弱或者丧失。注意,这不是某个人对某个人信任,而是一个类别对一个类别的信任。就像康熙可以不相信某一个大臣,但是他要相信大臣这个群体。

现在回过头来想,读书时,学过人力资源管理、组织行为学、营销管理、战略管理、产品管理等课程,至今,依旧认为人力资源管理是第一位的。毕竟,事情都是人做的。

4、个人危机

经常自省的人会发现一个规律,凡是自己过的不如意,事业不顺的时候,都是自己对自己信任程度不足的时候,由于信任不足,面对困难的勇气就不足,便不愿意花精力、时间、金钱砸进一个领域。

尽管每个人天赋不同,智商有差异,情商有高低,但是,理论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之处,只要把特长发挥好了,都可以称为达人。达人,是一个领域的佼佼者,总是能够获得一种成就感。成就感与自信可以相互加强。

个人的各种危机,可能最为根本的,还是自己不再相信自己了,简单的说,就是认怂了。一事无成,大概率是方方面面都认怂了。只要自己对自己的某一个点存在较强的信任,就会投入自己所有的资源,把事情做好。

当然,信任是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盲目的信任,会导致资源错误配置。建立在客观评估基础上的信任自己,是可取的。

 

总的来说,从金融、政治、管理、个人四个角度来看,危机的产生与信任或许有着一定的关系,也有可能是极为密切的关系。信任源于人性。倾向于认为,多半危机,都是人性的危机。过度信任与信任不足,都可能引发危机。问题在于,如何建立人与人之间的恰当的信任关系呢,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

 

2019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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