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颜渊》有一段说“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大概意思就是颜渊向老师孔子问什么是仁，孔子说克己复礼就是仁，孔子说仁是约束自己的，要时时克制自己，按照礼制的要求去做，这里面的“礼”，就是孔子一辈子孜孜不倦以求的周礼，孔子把恢复周礼当作是自己的最高追求，这让我想到张载也是把恢复古礼作为一生的目标，最后饮恨而终。
为什么古代的仁人志士都把恢复古礼作为自己的至高追求，而古礼又有什么可取之处呢？这两个问题互有关联，第一个追求的问题，其实有两个角度，一是我以前探讨过的不同时代人心目中的黄金时代都不是当代，因为理想国是脱离现实的，才可以完美无瑕。二是既然不是当代，而了解那个黄金时代的人也不多，那么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假那个时代来批评和改变当代，也就是按理想国来改造现世，这也是西方哲学一贯倡导的区别彼岸和此岸，再按照彼岸改造此岸，在孔子的时代，佛学还没有传到中国，所以儒家和西方哲学的基本方法是一致的，直到佛教东传后影响了中国哲学和文化，此岸即彼岸，不离世间觉的价值判断才开始把东西方哲学区别开来，那时候恢复古礼的诉求就少多了。
再来看第二个问题，周礼有什么可取之处？关于这个问题，现在的考古学特别是在青铜器上的金文提供了很多有说服力的佐证，有助于我们从后世对周朝的描述和记载中找到符合史实的地方。周朝兴起于关中之地，最早的祖先善于耕种，靠农业安居乐业，夏朝时一度族人去了戎狄之间，融入了游牧民族生活习惯，后来又迁徙到陕西彬县一带，但是还是常常受到戎狄骚扰，所以又搬到歧山脚下，过上稳定的生活。
周朝真正发扬光大的是周文王和周武王、周公旦父子三人，文王被商朝封为西伯，但也被纣王囚禁长达七年，并推演出了流传千古的《周易》，其实周和商当时的关系并不是后世所说的完全臣属关系，而是相互独立的ZZ联盟，但后世为了三纲五常刻意营造出商周的君臣关系，强调有德伐无道的天命和以下犯上的不妥，引来历代的激烈讨论。武王伐纣之后两年就病倒，周公旦担负起安定局势、镇服殷商遗民和打败东夷的重任，孔子最佩服奉为精神偶像的也是周公旦，晚年他曾因为梦不到周公而感叹自己衰老的厉害。周公旦也正是周礼的缔造者，摄政七年后还政给武王的儿子周成王，虽然不在王位，但他一手打造的周礼深度影响了中华文明。
周公从兄弟武王手里接过去的是一个矛盾重重的天下，商人虽然暂时臣服，但是仍有巨大影响，东夷和边陲的戎狄都构成隐患，而周人内部也远非铁板一块，武王留在殷商故地的三监勾结商人作乱，周公用三年时间平定并打败了与商人勾结的东夷，为了守住关东，周公营建了成周，就是今天的洛阳，把商朝遗民迁入，宝鸡的何尊上记载了成周营造初年的史实，第一次出现了“宅兹中国”的字样，意思是我将在天下之中的中国居住。
稳定下局势之后，为了同时解决殷商遗民的安置、功臣的封赏以及边境安定这几大问题，周公创造出了分封的封土和授民制度，大封诸侯，值得注意的是，诸侯所获得的封地均在王畿之外的边境地区，封的不仅是爵位，也是职事，贵族们在享受封爵带来的国内自治之权时，也要履行安置殷商遗民以及镇守边疆的业务。同时也设计了朝觐制度和“国监”、“命卿”等制度来约束分封带来的诸侯国权力过大的问题。朝觐是定期去朝见周王，国监是周王派驻到诸侯国的特派代表，而命卿则是直接插手诸侯国的重要岗位任命，这一整套复杂的制度设计实现了古人向往的“刑措四十年不用”的成康之治。
史书记载周公在建造成周创立分封制度之外，还完成了制礼作乐，即确定了周王朝的礼制和乐制规范，也为后世王朝确立了一个完美的典范，但是考古实践却发现，西周的礼乐制度形成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西周初期实际上沿用了商朝的礼制传统，而我们熟知的青铜礼器的器用制度等礼制，一直到了西周晚期才逐渐成熟，连“五等爵制”这样为人所熟知的周礼代表性内容甚至在整个西周都并不存在。
至少在西周时代，公、侯、伯、子、男的五等爵制是不存在的，除了侯之外的其他爵位更像是一些随意的称呼，我们所熟知的五等爵应该是春秋时期周王朝崩溃后，诸侯们为了建立秩序采取的新制度，在此制度中沿用了西周时期的五种称呼，因此产生了这个误会，而周公在制礼作乐方面的作为就像周文王推演周易一样，有点被传奇化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对周公的偏爱，将制利作乐的功绩也安在了他身上。继往圣之绝学，得先有往圣和绝学，那么实际的情况只能从考古所得的青铜器和金文来加以验证，王国维先生传下的运用“地下之新材料”和古文献记载相互印证的“二重证据法”还是相当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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