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经济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工群体的生存状况向来备受关注。最近有媒体报道提到，随着就业形势趋好，加之“80后”渐成为主力，农民工群体的就业心态已经悄然改变，一种突出的表现是，农民工整体就业满意度很低，流动性很高。
农民工的就业满意度不高，这样的结论可能出乎一些人的意料，因为最近几年企业用工成本大幅上升，农民工的收入也水涨船高，较之过去其肯定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单独讨论收入的话，这种印象的确符合现实状况，但如果回到就业满意度，可能就有所偏颇。从趋势上看，近年出现一个明显的现象是，沿海地区用工荒现象越来越普遍，农民工人力市场由过去的买方市场逐渐向卖方市场倾斜，收入的提升对于用工荒现象起到的缓解作用越来越有限。可见，如今影响农民工就业满意度的诸多因素中，收入只是其中重要一项，当收入触及天花板，就业满意度的改善必然要通过其他因素的变化来实现。
观察平日有关农民工的新闻就会发现，年底讨薪难这类问题正逐渐淡化，农民工的焦点诉求发生转移，户籍、异地高考、留守儿童等问题越来越突出，其中有的甚至以悲剧的状况呈现，其诉求之迫切已超乎外界的想象。对于高龄的农民工而言，他们面临的是养老问题，对于中年农民工而言，解决子女的教育问题可能是他们的核心诉求；至于新生代农民工，他们眼下的诉求可能暂时不那么强烈，但心态却与前两者截然不同，他们对城市更有认同感也更依赖，其诉求是全方位的，触及城市服务的诸多层面。无论哪个阶层，他们对于城市都有自己特有的诉求，如果这些诉求得不到实现，随着时间的累积，结果可能就是双方爆发矛盾，近年的不少个案已经反映了这种变化。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分道扬镳，农民工离开城市回乡创业，这种回流现象因为可以解决诸如留守儿童一类的问题，因此受到不少人的鼓励，但它其实只是解决具体问题的权宜之计。对于多数农民工而言，他们面对的状况可能是，既对城市工作不满意，又没有其他出路可以选择，这意味着农民工群体提出的诉求将无法回避，只会越来越强烈，解决问题的方式只能是尽可能满足它们。
如何满足农民工群体的新诉求？这是一个让许多地方头疼的问题，它们从侧面反映了目前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症结，“农民工”这个标签就如同过去的“暂住证”，这种尴尬身份及其背后的制度歧视衍生出诸多社会问题，它们中的大部分都是由建立在户籍制度基础上的城乡二元壁垒所导致的。因为问题涉及到复杂的制度背景，短期内满足农民工群体的新诉求继而改善其就业满意度可能很难，相对而言，变坏却可能只在朝夕之间。如今问题既已浮出水面，其中不乏让人痛心的悲剧，决策者当引起足够的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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