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
先跟大家讲一个跟这一则内容相关的故事。
齐景公酒喝得很畅快，便对陪酒的众臣说：“今天我想要和各位大夫快活地饮酒，请大家不要拘泥于礼。”晏子听了，惊讶不安，脸色都变了，说：“君王的话错了！群臣本就希望君王不讲礼。力大的人足够凭力气欺凌长辈，勇猛的人足够凭勇猛刺杀君王，而礼就此废了。禽兽凭借勇力施行统治，强者欺凌弱者，因而天天都在改换首领，现在君王抛开礼，那么这就和禽兽一样了。群臣凭借勇力治理政事，强者欺凌弱者，因而也会像动物一样天天更换君王，这样下去，君王将如何稳固君位！大凡人比禽兽高贵的地方，是因为人讲究礼，所以《诗经》说：'人如果不讲礼，何不快点去死！’礼是不可以没有啊。”景公背过身去，不听晏子的劝告。
过一会儿，景公出去，晏子不站起来，景公进来，晏子还是不站起来；相互举杯晏子比景公先饮。景公很生气，脸色都变了，手按桌子怒目而视说：“刚才先生告诉我不可以没有礼，我出去进来你都不起立，相互举杯你却先饮，这合乎礼吗？”晏子起身离开坐席两次叩首跪拜，恭敬地说：“我岂敢把和君王说的话忘记呢？我只是用这种做法来向您演绎没有礼的结果。您如果想不要礼，便是我刚才这个样子。”景公说：“如果这样，这是我的过失。先生请入座，我听从您的劝告好了。”君臣举杯三次后，就按照规矩结束了酒宴。这以后，景公整治法度、修明礼仪来治理国家政事，百姓也都恭敬有礼。
晏子上朝，看见杜扃待在朝堂上远望。晏子问：“君王为什么不上朝呢？”杜扃回答说：“君王昨夜兴致勃发没有睡觉，不能上朝。”晏子说：“君王什么缘故不睡觉？”杜扃回答道：“梁丘据 秘密进献一个名叫虞的歌者，演唱时改变了齐国的音乐，让国君迷醉了。”晏子下朝回去，命令宗祝按照礼法规定拘捕了虞。景公听到这个消息后大怒说：“为什么拘捕虞？”晏子说：“因为她用新的音乐惑乱君王。”景公说：“诸侯间往来的事务，管理百官的政事，我愿意求教于先生。品尝美酒的味道，欣赏乐器的乐音，希望先生不要干预。音乐，为什么一定要听雅颂呢？”晏子回答说：“雅乐消失了礼仪会随之废弃，礼仪废弃了政治会随之衰颓，政治衰颓了国家会随之衰败。国家衰败，我担忧君王会做出背离政治教化的行为。有关歌乐的事，殷纣王作《北里》舞曲，周幽王、周厉王也作了时兴的乐曲，不过那些都是淫靡鄙下的乐曲，他们都因此导致国家灭亡，君王为什么要看轻改变旧的音乐这件事呢？”景公说：“我有幸拥有国家这份基业，不加考虑而说出了那些话，我愿接受您的指教。”
齐景公在位的时候，大雪下了三天而不停，景公披着白色的狐皮大衣，坐在殿堂侧边台阶上方。晏子进宫拜见景公，站了一会儿，景公说：“怪啊！大雪下了三天天气竟然不寒冷。”晏子回答说：“天气真的不寒冷吗？”景公笑了。
晏子说：“我听说古代贤明的君王，自己吃饭的时候能知道有人在挨饿，穿暖的时候知道有人在受冻，安逸的时候知道有人在辛苦。现在君王不知道民间的疾苦啊！”景公说：“说得好！我听从您的指教好了。”于是就下令拿出皮衣，发放粮食，给那些挨饿受冻的人。下令在路上看到这些人，不要问他是哪个乡的；在乡里看到这些人，不要问他是哪一家的；巡视全国统计这些人的数目，不必报他们的姓名。士人已任职的发给两个月的粮食，生病的发给两年的粮食。孔子听到这件事后说：“晏子能表明自己希望做的事，景公能做他认为好的事。”
晏子跟孔子几乎是同时代的人，他们俩同样都重视礼。晏子认为礼是区别人与禽兽的标准。没有礼，人就跟禽兽没什么两样。假如一国之君都不讲礼，那这个国家的根本就会动摇。
孔子也认此理，他不管别人做不做到讲礼，他自己先端正自身，自己先讲礼，任何时候，他都在全力做好他自己，正因为他不同流合污，遗世而独立，以此有人看了就心生嫉妒。
鲁国那时候，三桓势力根本就不把国君放在眼里，一般人都去攀附三桓势力，已经没有多少人再重视君臣之礼了，特别是三桓，僭礼的行为对于他们来说早是习以为常了，看到孔子对国君还这样么用礼，他们就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说：“我们都不在意这个礼了，孔子还在尊礼，是不是他在向国君献媚呢？”其实孔子哪会去献媚，孔子这样光明磊落，坦荡无藏之人，无论做什么，都是在依自己的信仰，依自己的本性而行，尽自己的分内之责，他以为很平常的，却偏偏有人说他不正常，这是社会惯性，社会风气不好使然。一般人在那种不好的强大社会惯性和风气之下，往往会迷失自己，丢掉信仰，变得人云亦云，随波逐流，最终泯灭了自己的理想和真性，只有孔子坚定如初，己所不欲，不施于人，他一直都在从容做他自己，直到七十，依然从心所欲，不逾矩。
葛兆光先生在《中国经典十种》一书中曾这样讲到——
什么是“礼”？古人解释说“礼，履也”，就是一个人必须遵守的规范和履行的责任。一方面它是一套外在的制度(即通常所说的“礼制”)，一方面它还是一套内在的观念(即后人常说的“道德准则”)。古代中国社会结构和希腊、罗马不太一样，维系古代社会结构稳定的不是奴隶主贵族和平民奴隶两大阶层的对立，而是由亲疏远近的血缘关系和上下分明的等级关系混融起来的各阶层的和谐，周王朝尤其如此。
张居正对此解释道：“盖当时公室衰微，强臣僭窃,上下之际，多不循礼，惟孔子欲明礼法以挽回之。如过位则色勃，升堂则屏气，违众而拜堂下，闻命而不俟车，这等循礼，当时反以为谄，则礼法之不明于天下可知。故孔子之言如此。”
孔子重礼，不仅重礼的内在精神，也重礼的外在形式，这个于当时那个时代来说，绝对是一股清流，但从历史的长远发展观，和事物外在形式的演变规律来看，周礼外在形式的衰退，其实也是生产力发展，分封制瓦解后的必然现象，还真是强求不来的。时代总是不断向前，制度也会随之更新变化，尽管很多变化不一定都合理，但总也存在合理的地方，这一点上，我们必须辩证的去看，孔子在那个时代对礼的内在和外在始终如一的坚守，是有一点固执，并不能说他迂腐，他在当时那个礼乐崩坏的大环境下，已经是为自己的信仰做到极致了。他身上的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至今还值得我们学习。
什么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知其不可而为之并不是指明知道做不到而偏要去做，而是做事不问能不能，但求该不该。及指不求结果只求过程，不论结果如何，但求问心无愧。
所谓“不可为”，不是不能去做，而是在一般人看来没有实现的可能性，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情，所以一般人认为没有必要去做。
一定要保证很快就见功效才去做，一定要先有利于自己才去做，一定要先有利于自己所在的全体才去做，一定要有利于当时的时代才去做，这几种情况虽然有不同，但都是从事功的角度来说的，都是意不诚的。圣贤君子做事，所重视的是道义，是意诚心正，事功的实现只是依道义而行顺带的余事，而不是把事功这个余事末节放在道义之上。如果不符合道义，即使有局部的、暂时的利益，也会造成严重的后患。依据道义去做事，即使局部或暂时看不到利益，但是，全局的、长久的无愧于心就在其中了。
孔子做一件事，不是考虑那事是否能成功，那事是否能带给自己多大好处，才决定去做还是不做，而是他觉得应该做，就去做。一个人不可能什么都不做，孔子认为，每个人都有他应该做的事。做这些应该做的事最好是什么都不为，只单纯的依道义而行，依纯良真诚的本心而行就好，因为做这些事的价值本在于做的本身之内，而不是要靠结果去体现。
孔子说：“我按照礼节去对待君主，却有人说我这是谄媚哩。”
最后我们大家一起再读一遍：
子曰：“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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