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先跟大家讲一个跟这一则内容相关的故事。
傅玄年少时在河内避难，专心读书，其后虽然显达富贵，但著述没有荒废。撰述著作评论治国的三教九流以及三史旧事，评断得失，各为条例，书名叫《傅子》，分为内、外、中三篇，共有四部、六录，合共一百四十首，几十万字，连同文集一百余卷流行于世。傅玄当初写成内篇，儿子傅咸交给司空王沈看。王沈给傅玄的信中说：“看到您所著的书，言辞宏富，道理齐备，筹划治理国家大事，重视儒家教化道义，足以堵塞杨朱、墨翟学说的放浪形迹，可以跟往古的荀况、孟轲相比并。每次开卷，没有不感慨叹息的。'不见贾谊，自己认为超过他，现在才知道比不上’。真是这样啊！”
傅玄后来成了魏晋时期名臣及文学家、思想家。他的诸多建议也得到了朝廷的采纳。
他的政治思想成就，主要是“民本”思想。认为“国以民为本”，民安则国安，民危则国危。傅玄总结秦亡的教训，指出要实现长治久安，统治者须息欲富民，“民富则安乡重家，敬上而从教；贫则危乡轻家，相聚而犯上，饥寒切身，而不行非者寡矣。”具体提出分民定业、兴修水利、公平役赋、“官民同耕”、裁汰冗员等主张；反对腐化，提昌简朴，严肃吏治，注重德治，充分体现了民本思想。
古代的轻税，减税，甚至免税一系列政策都是注重德治，藏富于民的富民思想体现。
比如，汉朝初期的赋税承袭的即使秦制。但鉴于秦王朝灭亡的教训，对田赋的税率征收情况作了调整。
一是减税。
先规定十五税一，就是农民每收获十五斤粮食，只要交纳一斤粮食的税就可以了。以后又减为三十税一。
二是免税。
免税仅针对特定人群。作为汉军老战士，凡是愿意留在关中的，免税十二年；凡是不愿意留在关中，愿意回家乡的，免税六年。简称“两个凡是”。
免税政策的适用人群相当庞大。楚汉战争结束时，汉军人数已经达到了近百万之巨；汉初人口不足千万，按男子占一半来计算，这也就意味着超过五分之一的人口不交税。
三是尊重人权。具体做法就是：凡是因为债务而沦为奴婢的一律赦免为平民。这样，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债务奴隶就得到了自由。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中国很早就有民本主义思想，具体实施措施就惠民，爱民，藏富于民，为民减税，甚至免税。老百姓收成不好，减少税，收成好的时候，可以稍微多收一点税，用作国家发展，裒多益寡，称物平施。
《管子》中有过一段“治国必先富民”的论述——
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
大意是说——
大凡治国的道理，一定要先使人民富裕，人民富裕就容易治理，人民贫穷就难以治理。何以知其然？人民富裕就安于乡居而爱惜家园，安乡爱家就恭敬君上而畏惧刑罪，敬上畏罪就容易治理了。人民贫穷就不安于乡居而轻视家园，不安于乡居而轻家就敢于对抗君上而违犯禁令，抗上犯禁就难以治理了。所以，治理得好的国家往往是富的，乱国必然是穷的。因此，善于主持国家的君主，一定要先使人民富裕起来，然后再加以治理。
富民思想早在周朝初期，姜子牙就提出过——
西伯昌问姜子牙：“怎么样才能得到天下呢？”姜子牙说：“王者之国，使人民富裕；霸者之国，使士富裕；仅存之国，使大夫富裕；无道之国，国库富裕。这叫做上溢而下漏。”西伯昌马上让人打开粮仓赈济穷人，于是百姓欢欣鼓舞，西周日益强盛。
中国古代富民思想，是指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封建国家与人民之间的物质财富分配关系中，主张藏富于民的一种经济思想。中国富民思想的渊源极早,《尚书》中有“裕民”、“惠民”的观点,《周易·益》有“损上益下,民说无疆”，都把重视人民的利益视为统治者的德政。
春秋时期孔子（前551—前479）提出“足食”、“富而后教”、“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认为人民的富足是为政府提供充足的财源和实施教化的基础。其后孟子（约前372—前289）说：“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他认为富民的途径在于发展生产和减轻赋税。荀子（约前313—前238）分析国民财富分配和国家兴亡的关系，认为民富有利于促进生产，生产愈发展，国家愈富裕，从而“上下俱富”。荀子把民富与国富在理论上统一起来。
《荀子·王制第九》中就说：“成侯、嗣公聚敛计数之君也，未及取民也。子产取民者也，未及为政也。管仲为政者也，未及修礼也。故修礼者王，为政者强，取民者安，聚敛者亡。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筐箧已富，府库已实，而百姓贫：夫是之谓上溢而下漏。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则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故我聚之以亡，敌得之以强。聚敛者，召寇、肥敌、亡国、危身之道也，故明君不蹈也。”
董仲舒（公元前 179～前104）继承先秦儒家不与民争利的思想,要求取消盐铁官营。他提出“限民名田”的主张，反对官僚地主兼并农民，倡导“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汉书·董仲舒传》）的均富思想。司马迁亦反对统治者与民争利，主张因顺人民自由求富的愿望，发展农工商虞，达到“上则富国，下则富家”（《史记·货殖列传》）。
鲁国当时的田税是十分之二的税率，这算是很高的税率了，但即使收这么高，国家的财政依然很紧张。国君问有若该如何解决，有若从反面向国君提出建议，建议国君降低人民田税的税率，让富于民，改行'彻税’即什一税率，使百姓减轻经济负担，一旦百姓富足，用现在的经济学原理来说，就是消费力增强，民间自由投资增加，人民生产热情盘活，国家终究会脱离贫困，变得繁荣昌盛起来。反过来说，如果对百姓征收赋税过重，这种只顾眼前的短视行为必将引起民愤，使民不聊生，经济越来越衰，得不偿失。国进民退，国富民穷都会引来灾难，只有人民赋税低，藏富于民，组成国家的每个个体的人民富有了，一个国家自然就能强盛。
鲁哀公问有若：“遭遇了饥荒，年成歉收，国家备用不足，用度困难，该怎么办？”有若回答道：“为什么不实行彻法，只抽十分之一的税率呢？”哀公说：“抽十分之二，我都还不够用，怎么能实行十分抽一的税率呢？”有若说：“如果百姓的用度足，您怎么会用度不足呢？如果百姓的用度不足，您怎么又可能用度足呢？”
最后，我们大家一起再读一遍：
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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