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先跟大家讲一个跟这一则内容相关的故事。
淳于髡问：“男女之间不亲手递接东西，这是礼的规定吗？”
孟子说：“是的。”
淳于髡又问：“那么，假如嫂嫂掉在水里，小叔子能用手去拉她吗？”
孟子说：“嫂嫂掉在水里而不去拉，这简直是豺狼！男女之间 不亲手递接东西，这是礼的规定；嫂嫂掉在水里，小叔子用手去拉她，这是通权达变。”（选自《孟子》）
礼的运用，最终要达到的一个结果是“心安”，“和谐”。孟子是非常强调礼之重要性的人，但与此同时，他也不一根筋，不“意，必，固，我”，他非常尊重原则，同时又懂得灵活运用原则，这才是真正的知礼，达礼。
再说一个故事——
陈太丘与友人相约出行，约定在正午，正午过后客人还没有来，太丘就离开了，走后客人才到。元方这时七岁，正在门外玩耍。客人问元方：“您父亲在家吗”元方回答说：“等了您很久您没有来，已经走了。”太丘的朋友便很生气，说：“真不是人啊。与别人相约出行，却抛弃别人自己走了。”元方说：“您与我父亲约定在正午出行。正午还不到，就是不讲信用。对着儿子骂父亲，就是没有礼貌。”朋友感到惭愧，下车拉元方。元方自个儿进了门，没有回头。（选自《世说新语》）
《淮南子·原道训》中写道：“圣人不贵尺之璧而重寸之阴。”一个人不守约定，浪费别人的时间，犯错不知错，还推责于人，也难怪小孩子都对他蔑视。如果按照礼的规定来说，小孩子对大人应当言谈有礼，但元方这孩子明显不是那种读死书的孩子，他绝不会为了礼而礼，为了和谐而和谐，他懂得通权达变，该怎样就怎样。
“礼”本来泛指社会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它可以协调各成员间的关系，保证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古往今来，礼的外在形式一直在变，但礼的精神内核却一直没变过，那就是：“礼之用，和为贵。”
“礼”是“和”的一种呈现形式，“和”才是核心。各种礼节制度的运用，本质上都是为了构建和谐社会，从古至今都是这样。
“和”是儒家非常重视的伦理、政治和社会原则。和，固然重要，然而，也不能为了和而和，完全的罔顾礼，罔顾大的原则，眼里完全没有任何一点法律规章制度。
打个比方，比如战争中，不杀战俘，不杀投降者，这是自古以来都共识性的礼，然而，有些人以“为了军队队伍的纯粹，国家的整体和谐”为借口，或是为了自己某种私欲，完全不顾这个共识性的礼，将战俘，投降的人也杀害，这也是不对的。像这样的人最后都得不到好下场，比如长平之战中，赵括率领的40万赵军被白起包了饺子，堵在死胡同里出不来，在突围无望后，被饿得有气无力的赵军无奈选择了投降。面对众多被迫投降的赵军，白起手段狠辣，他先是选择了受降，然后又出其不意地将这些放弃抵抗的降兵“坑杀”。秦昭襄王五十年（前257年）十一月，白起被秦王赐死于杜邮。白起拿起剑自刎时，曾仰天长叹：“我对上天有什么罪过，竟落得如此下场？”过了好一会儿，他又说：“我本来就该死。长平之战，赵军降卒几十万人，我用欺骗的手段把他们全部活埋了，这就足够死罪了！”说完自杀。这就是典型的“自作孽”！
类似的还有楚霸王项羽也曾因为坑杀20万投降的秦人士兵而失去民心，进而失去了得天下的机会。正是源于项羽的杀降，关中秦人对其产生了强烈不满和敌意，以至于这些人后来成为刘邦打赢楚汉战争的中坚力量。垓下之战中，力战无望，最后自刎而死，年仅31岁的项羽，其遗体被人5个人瓜分，这五个人，——吕马童、王翳、杨喜、杨武、吕胜，清一色的都是秦人！真可谓是：出乎尔者，反乎尔者。
真正的圣贤都是既能经，又能权，该经则经，该权则权的，他们不“意，必，固，我”，不“过”也不“不及”，他们一生修身为本，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溥博如天，渊泉如渊。大慧自生之时，他们很轻易即能做到“执其两端,用其中”。正如《礼记·中庸》中所讲：“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程颐说，“存养于未发之前”，“善观者却于已发之际观之”。杨遇夫在《论语疏证》中对此诠释道：“事之中节者皆谓之和，不独喜怒哀乐之发一事也。和今言适合，言恰当，言恰到好处。”
有子说：“礼的功用，以遇事做得恰当和顺，使人的关系变得更加和谐为可贵。以前的圣明君主治理国家，最了不起的地方就在这里。他们做事，无论事大事小，都按这个原则去做。如偶尔这个原则不好用，就要知道实事求是，通权达变，否则的话，只想为和谐而和谐，一味的去无原则的调和，而不用礼法节制约束，也是行不通的。”
最后，我们大家一起再读一遍：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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