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孟子曰:‘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古之贤士何独不然?乐其道而忘人之势,故王公不致敬尽礼,则不得亟见之’”?
孟子曰:“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古之贤士何独不然?乐其道而忘人之势,故王公不致敬尽礼,则不得亟见之。见且由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 严光(前39年—41年),又名遵,字子陵。汉族,会稽余姚(今浙江省余姚市)人 。东汉著名隐士。严光少有高名,与东汉光武帝刘秀同学,亦为好友。刘秀即位后,多次延聘严光,但他隐姓埋名,退居富春山。 严子陵这种不慕富贵,不图名利的思想品格,一直受到后世的称誉。 严先生是光武帝的老朋友,他们之间以道义互相推崇。后来光武帝得到《赤符》,乘驾着六龙的阳气,获得了登极称帝的时机。那时他统治着千千万万的人民,天下有谁能比得上呢?只有先生能够以节操方面来尊崇他。后来二人的交谊感应星象异动,先生退隐江湖,达到了圣人超逸清高的境界,视高官厚禄如粪土,普天之下又有谁超过他的谦下?只有光武帝以礼敬甘居其下。 《易经》中《蛊》卦的其他爻都在热衷于讲事功,上九爻却独能表示“不事王候,高尚其事”,这就是先生立身的依据:《屯》卦“初九”一爻的象辞讲道:阳刚之气正在发扬,因而能“以尊贵之身礼敬卑贱之人,大得民心”,这就是光武帝立身的依据。可以说先生的品质,比日月还高; 光武帝的气量比天地还大。如果不是先生就不能成就光武帝的气量的宏大;如果不是光武帝,又怎能促成先生品质的崇高呢?先生的作为使贪婪的人清廉起来,胆怯的人勇敢起来,这对维护礼仪教化确实是很有功劳的。 我到这个州任职后,开始建造祠堂来祭奠先生,又免除了先生四家后裔的服役,让他们负责祭祀的事情。从而又作了一首歌:“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这一篇《严先生祠堂记》写于范仲淹贬居睦州之时。史载他每次外贬,同僚都要为他饯行,第一次称他“此行极光”,第二次称他“此行愈光”,第三次称他“此行尤光”。可见他的被贬,实际上恰好是他心忧天下的写照。睦州人杰地灵,既有新安江这样的奇美山水,又有严子陵这样的高义之士,身为知州的范仲淹由严子陵而联想到自己,由汉光武而联想到当世之时弊,于是当他“来守是邦”,即着手“构堂而奠”,写下这篇文章,表达他对于严先生的仰慕之情,以及对于盛世的向往之心。 严子陵是那种能以德抗势,乐道忘势之人,而光武帝也是那种“好善而忘势”之帝王,以此他们的佳话广为流传。 一个真正贤明的国君一定是能尊贤任能,谦冲待人,时常都能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立天之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乐善忘势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而一个真正的贤人则一定能有着高度的道德自信的,这种高度的道德自信不仅可以让他能从容以德抗势,“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更能让他自己有一种“德润身”的“万物皆备于我”的至足,至乐感。 孟子说:“古代的贤君好善而忘记自己的权势;古代的贤士又何尝不是这样?他们乐于行道,把道德修养作为人生的最高价值,而忘记别人的权势,所以王公大人不致敬尽礼,就不能常常见到贤士。相见尚且不可多得,更何况要把他们当臣属呢?” 孟子曰:“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古之贤士何独不然?乐其道而忘人之势,故王公不致敬尽礼,则不得亟见之。见且由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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