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开篇中，孟子见梁惠王，本质上讨论的是一个人生命该如何立本，如何知轻重的问题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孟子见梁惠王所言的东西本质上是孟子认为作为一个人最该去关注的核心问题，不仅是一国之君，即使是普通百姓也应如此，那就是“尚志”，“辨志”，人生的本末轻重全在此一举。

   人跟人最大的不同其实就是从志上产生，有什么样的志向，就有什么样的习惯，习惯决定命运的背后，是志向决定命运。

   后来，陆九渊先生由此进一步道：“人之所喻由其所习，所习由其所志。志乎义，则所习者必在于义，所习在义，斯喻于义矣。志乎利，则所习在利，斯喻于利矣。故学者之志不可不辨也。”

    张尔岐《辩志》一文中更是说：“人之生也，未始有异也；而卒至于大异者，习为之也。人之有习，初不知其何以异也；而遂至于日异者，志为之也。志异而习以异，习异而人亦异。志也者，学术之枢机，适善适恶之辕楫也。枢机正，则莫不正矣；枢机不正，亦莫之或正矣。适燕者北其辕，虽未至燕，必不误入越矣。适越者南其楫，虽未至越，必不误入燕矣。呜呼，人之于志，可不慎欤!”

 再进一步讲，人的志向最根本的差别也就只有两种，一是知在功名声色货利，一是志在道德仁义；志于道德仁义者，功名声色货利不足以累其心，因为是内在本有的；但志于功名声色货利者，功名声色货利必定累其心，让其心为形役，因为是外在的；还有一种人，满嘴的道德仁义，行为上却是为了功名声色货利；再有一种，是信德浅，心收摄不住，时不时就从道德仁义境界往下坠，这后两者依然只算得上是志在功名声色货利上，王阳明先生就讲：“'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一有谋计之心，则虽'正谊明道’，亦功利耳。”

    志于功名声色货利的人，精致利己，习惯算计，心量小，抓住的都是细枝末节，一生再怎么努力都是跳脱不出小局，即使获得了一些功名声色货利，也来得快去得快，其过程还痛苦得很，生命的顶点也就只能停留在术谋上，术谋就是他们的天花板，大智慧跟他们毫无关系，更不用说创造力了；而志于道德仁义之人就不同，他们抓住了生命的根，“种树者必培其根,种德者必养其心”，根夯实了，心的活力和能量激发出来了，枝繁叶茂，才华横溢就是很自然的事。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道德仁义的修养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慧性就充足，这个时候尽己之性，自能尽物之性，至诚不息，自能与天地参，知天地之化育，别说功名声色货利这些末节之物，就是文词技能等小才华他们都不屑，他们生出的是一种大才（大德才能生大才），直达大思想家大哲学家这一级别，立起的是“三不朽”，造福的是千秋万代。

  这类人一生惟精惟一，只在做一件事，那就是至诚不息，纯亦不已的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在日常生活中，在一思一虑里，在人情交往中，在学习工作上，在眼前事大事小事上，他都是以道德修养贯穿于其中；无论何时何地，深处何种环境，他都在以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致良知一以贯之，王阳明先生在《传习录》中即对这一类人描述道——

  “学弈则谓之学，学文词则谓之学，学道则谓之学，然而其归，远也。道，大路也。外是，荆棘之蹊，鲜克达矣。是故专于道，斯谓之专；精于道，斯谓之精。专于弈而不专于道，其专溺也；精于文词而不精于道，其精僻也。夫道广矣、大矣，文词技能于是乎出。而以文词技能为者，去道远矣。是故非专则不能以精；非精则不能以明；非明则不能以诚。故曰'惟精惟一’。精，'精’也；专，'一’也。精则明矣，明则诚矣。是故，明，精之为也；诚，一之基也。一，天下之大本也；精，天下之大用也。知天地之化育，而况于文词技能之末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