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安峰
上篇
男性视角下的福海里
拱宸桥东到金华路，西至丽水路的“福海里”，是在民国年间仿照上海石库门格局建造的建筑群落，同时也是青楼女子集聚、色情业发达的地带。当年的“逛福海里”，是具有特定含义的一个词汇。
这天午后，在拱宸桥福海里出现了一个男人，面目清秀而略带忧郁，衣着体面举止斯文。但他来得不是时候：有谁会在午后时分来逛花街柳巷呢？经过一个漫长而迷乱的夜晚和上午的休憩，青楼女子需要梳洗、用膳，她们没有太多心力去对付那个在弄堂口问这问那、充满好奇心的中年男子。老鸨与一班小姐妹关在堂屋里正在“哗啦哗啦”打麻将，只有她那双仿佛下过秋霜一般老于世故的双眼，才有可能大致掂量出此人的身份与来头。
这天是1932年10月23日，星期天，天色阴晴。那人将当天的行程记入了他的日记：“午前作养吾信，出去游拱宸桥，果然萧条之至，妓女聚居之处，在张大仙庙西边，为福海里。新福海里，有苏帮、扬帮、本帮的三种，本帮者以绍兴、湖州人居多，永兴里永和里亦有妓女，当系二等以下的暗娼……”
日记的主人，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郁达夫先生。他在当地的观察寻访，既是了解民情动向，也是为创作积累素材。
郁达夫对拱宸桥是不陌生的，1927年1月18日他在上海写就的《清冷的午后》，已经直笔写到了拱宸桥的妓女：延龄路上出售化妆品与妇女杂用品的聚芳号老板与拱宸桥花名“小天王”的妓女纠缠不清的情事，那小老板的情感十分缠绵，“想起了去年也是这样下微雪的夜晚，他和‘小天王’在拱宸桥她的房里烫酒吃猪头肉的情趣”。郁达夫反复强调过一句话，“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所以对于拱宸桥畔色情行当的描写，大部分都应来自他的亲身体验。他笔下的“小天王”，该是福海里轻易不出卖肉体的“长三堂子”，也就是最高等级的妓女。小说里的种种细节都印证着这一判断：那个小老板“一想到小天王房里的那一种温香娇艳的空气，眼前就会昏花起来，鼻子里就会闻到一种特异的香味，耳朵里也会响出胡琴的旋律和小曲儿的歌声来。他若把眼睛一闭，就看得见一张很光亮的铜床，床上面有雪白的毡毯和绯红的被铺着。床前面的五斗柜上摆在那里的描金小钟和花瓶香盒之类，也历历的在他心眼上旋转。”长三堂子一向标榜“卖唱不卖身”，但这里的不卖并非绝对不卖，而是指要经过若干步骤，层层深入地交往，最后才能抵达红烛香罗帐的境界。
拱宸桥长三堂子待客之道虽无第一手证词，但综合各方信息，可与旧上海规矩相参照，与一般的卖淫嫖娼大异其趣。小宝先生在《吴姬压酒劝客堂》一文中引入了这方面的考据材料：“饭店酒市，欲念方动，便可一纸花符飞去书寓，只要能举出芳名，书寓里的‘先生’就会带着娘姨（现在叫助理）应约而至，喝一杯酒，坐上一坐，收费相当于现在的300元，这是叫堂差；几位客人相约到‘先生’书寓坐坐，送上瓜子香茶，南北果点，‘先生’高兴了，给你唱上一曲，收费总在千元左右，这叫打茶围；做花头，是在‘先生’寓所摆桌请客，一桌的花费3000元以上。在做花头到落相好之间，客人要请几回客，每次要摆几桌酒，并无定规。”所谓“人情已够钱亦够，才能变熟客为恩客，姐儿才肯灭烛留髡”。
自古以来，中国文人墨客与风尘女子的交往留下很多故事，这种交往除了生理愉悦的部分，更多是精神上的互相慰藉与惺惺相惜的知己之感，文人会沉溺于其中的风雅韵味而丝毫不觉得污秽不洁。古今中外文人都对这一问题有过力求严肃认真的思考。大名鼎鼎的弘一法师在还是世间俗人李叔同的时候，在津沪两地结交的不少风尘女性，也是触动过他难以遏制的诗情。他或作于1905年的《为老妓高翠娥作》充满了怜香惜玉的深切关怀：“残山剩水可怜宵，慢把琴樽慰寂寥，顿老琵琶妥娘曲，红楼暮雨梦南朝。”这条上溯的红线看似散花满地，但是万象同宗，就是超越于肉体之上的精神交流，可以令历代文人不断吟咏。
民国时期，在拱宸桥福海里，“持证上岗”是对悬牌妓女的基本要求。白色健康证里，有该妓女照片及个人基本信息，还有每月在医院检查身体的健康记录，只要持有这份证件，就表明她是健康的，否则证件会被吊销。据《杭州运河史》记述，那种身体检查并不严格，有部分妓女隐瞒病情，“带病作业”，但至少这一制度是有的，有没有制度是一码事，制度执行严不严格是另一码事。1929年的统计数字是，拱宸桥地区有妓馆223家，妓女434人。当然，这是指办理了合法手续的在册妓女，她们是必须按时缴纳“花捐”的“纳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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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以后的福海里
1949年早春，福海里的姊妹们每天都惦记着邮差上门，为她们送来最新的时政军事要闻，读了报纸赵钱孙李免不了扎堆聊天，谈谈时局的变化。解放军开赴江南已经是迟早的事情，大军驾到，她们的生意肯定关张，是留在故园还是远走他乡？姊妹们各有主张，谁也说服不了谁，但是两方都有各自的道理。正因为想着想着就走了神，有的姊妹“孔凤春”阴窖后清澄透亮的生发油只搽了一半就出了门，也有的把牛角梳忘在了灶台，这都是因为心事重得像秤砣。走和留都不容易呀！小年夜去台湾的豪华“太平轮”走到舟山群岛附近，居然撞了一艘货轮沉没，932人葬身水底。但福海里决意离开的姊妹，还是收拾了金银细软，咬咬牙走了，她们大部分去了台湾，一部分去往香港。
三十多年后，留居大陆的妓女、老鸨，有的已经“黄土陇中独自眠”，活着的则蛰居家中。这一年丽水路上开出一家劳保茶室，花一角钱买杯茶，有人捧牢茶杯可坐一天。有个苏州籍的早年老鸨，隔三差五喜欢到茶馆泡一泡，找她的老姐妹碰头吃茶。
苏州老鸨姓祁，时年八十开外，出门一趟对她是个“苦差”，因为她腿脚不便，每次去茶馆都要借助一张齐腰高的高脚木凳稳定重心，扶着凳子一步一挪。她肤色黝黑，脸如皱皮柑，与茶馆里等她到来的白白净净的老姐妹恰成鲜明对比。那老姐妹，是杭州日据时期驻守洋关的日本宪兵队翻译官的干女儿，早年养尊处优的生活与优良的基因，帮她在人老珠黄时多留了几分姿色。
那年拱宸桥文化站新来的小姑娘，报到前夕常去茶馆坐坐，时间久了当然也对那对老姐妹的历史有所耳闻。看着那对老姐妹交头接耳相谈甚欢，有时也会捻着辫子，托腮沉思：“她们这么老了，为什么还喜欢到茶馆里来凑热闹呢？她们有怎样丰富迷乱的过去呢？”祁老太和那老姐妹发现了小姑娘好奇地扑闪着大眼睛，招手相邀：“来来！姑娘儿过来坐坐。”祁老太到老还一口苏州乡音，闲谈中也免不了以吴侬软语抑扬顿挫地说她的过去：“我们‘长三堂子’，是卖艺不卖身。”
集中于福海里的“长三堂子”，数量不多，约有一二十家，堪称妓女中色艺出众的头等角色。在部队大院长大、性情单纯的小姑娘，大概勾起了祁老太对早年红颜未褪时的记忆，她拉着姑娘的手，语气有些伤感地说：“姑娘儿，难得倷待吾伲亲热，我好做倷亲婆哉！可惜我珠宝首饰都当脱掼脱呒没了，本来好拔倷几个戒指哩……”祁老太拿起腰间手绢擦擦眼角，“唉，人老珠黄勿值钱，酒盅甩到酒缸边，不像倷，日脚还长哩……”
娼家留些珠宝在身边原是惯例，既可以对付穷灾荒年，嫁了好人家做起夫妻也是个资本。赠人珠宝首饰，其实是娼家出身的女人对他人极高的礼遇，是她们的待人接物之道。而像日本电影《望乡》里做过南洋妓女的阿崎婆在海滩边扔掉珠宝，和中国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都是对生活灰心懊丧到极点，把希望念想都一并扔掉的表现。年迈体弱终老福海里的娼家，生活起居少不了邻居的帮衬照顾。像“杭一棉”退休职工、块头蛮大做事风风火火的赵阿姨，就把照顾老太，为她们送饭、洗衣、倒马桶变成了她的日常功课。
这些福海里老鸨、妓女，在解放后大多都经历了妇女教养所改造。浙江档案馆编号为23-8-23的档案，是由杭州市军管委撰写的《筹设杭州市妇女教养所计划书》，这份尘封多年的档案透露了她们解放后的行踪。杭州市军管委于1949年5月杭州解放几天后成立，主任是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副政委兼第7兵团政委谭震林，副主任谭启龙、汪道涵。该计划书决定以半工半读方式，收容妇女200人，收容对象是：“a、私娼及有不正当行为之妇女；b、无自救能力之穷苦妇女。”职业训练原计划定五项，以训练妇女工作及生产能力为目的，但计划书上涂掉了第五项，只留下会计、缝纫、纺织、针织四项。收容人员的起居工作娱乐时间由所里规定，膳食由所里供应一日三餐（以一粥二饭为原则）。所里计划配备30架缝纫机、50架纺织机、30架针织机，同时还准备配“钢琴或风琴一具”以及篮球、排球、乒乓球等其他文体用具。计划书特别提及可介绍职业给“教养妇女成绩优秀者”，“已达法定结婚年龄而无配偶者可介绍婚姻”。
另一个在福海里从业过的尹老太，经社区查证，出生于1915年2月19日，1949年嫁给了一个穿四个兜干部制服、表袋上别一支黑杆水笔的报社编辑。丈夫知书达理，待人和气，尹老太自然满心欢喜。遗憾的是两人没有生育，于是商量着要领养一个孩子。正巧有户人家经济困难，想把五岁的孩子送人，精挑细选后，选定了尹老太这一家，收了尹送去的200元钱就把孩子交给尹家，并约定从此不再相见。六七年后，孩子读小学了，上学路上见一个陌生阿姨，等在路边直勾勾盯着他，那眼神看得孩子心里发毛。他三步并两步连忙跑进校门。回家后他把陌生阿姨的事情说给妈妈听，妈妈心里一沉，“呵，讨债的要上门了！”孩子亲生爹娘这时反悔了，想要回孩子。尹老太气不打一处来，据理力争，“我们家里条件比你们要好，跟着我们，能让他少吃苦喔！”几番交涉，孩子留下了，但这事给尹老太留下了伤痕，她恨孩子的亲生爹娘出尔反尔，更恨自己的肚子不争气，自己要是会生，也就不用受腌臜气了！
1980年孩子成家了，尹老太把市区房子腾出来给了孩子，回到了她熟悉的大运河边，住进了临河的小屋。尹的丈夫在瘫卧九年后走了，尹老太孑然一身，依靠捡拾码头和工厂丢弃的垃圾变卖几个钱维持生计。夏天她靠一架老电风扇度日，冬天用被子裹身在门口捡来的破椅子上晒太阳。早上起来就在门口发煤炉，做够一天的吃食就马上把煤炉灭了，再冷的天也是如此。家里的一个电饭锅，为了省电也不太用。社区成立后，她得到了每月170元的低保补贴，手头有了几个钱，就会买一只小甲鱼拎回家清蒸，或者到附近小饭店炒个“钱江肉丝”改善改善伙食。
文化干部蔡老师正是在那个时候开始接近尹老太的，如果老太愿意开口讲述她那段一直讳莫如深的经历，那么她就会像日本作家山崎丰子《山打根8号娼馆》里的阿崎婆一样，为后人留下宝贵的史料。但是老太对于蔡的态度是耐人寻味的，她并不拒绝蔡嘘寒问暖，送上营养滋补品和生活用品的好意。当她把吃不完的东西叫媳妇来拿回去时，还有一点扬眉吐气的自豪感。对蔡接近她的动机，尹老太心知肚明，但对那段蔡急于了解的历史，她一直小心翼翼地回避、兜圈子、“打太极”。她愿意说说她与丈夫的恩爱，丈夫因病瘫卧在床，我对他很好，从来没让他吃过苦头。她也愿意说说她的骄傲，她孙子在澳大利亚留学，是个留学生。
蔡感到了无奈。几次采访后，她说，尹奶奶，你说说过去的事吧！过去？好。
老太说了，她小时候和妈妈相依为命，从未见过爸爸。她家有一条小木船，在拱宸桥周边靠短途运输为生，偶尔也载人，雇了个船员，男性。收入分为三股，即母亲和她本人分得二股，雇员得一股。但好景不长，自日本人进驻拱宸桥后，一律禁止任何船只下水，她家的小木船就此烂在了岸上，后来也没钱去修理，从此断了这条生路。没有船的日子靠尹老太四处打工养活母女二人。当问及具体做什么的时候，她又含糊不清了，说做什么嘛，什么都做。几次碰壁，蔡决定剑走偏锋，她想也许是同性相斥，换个男性试试或许情况会有改观，于是她请来一名男性摄影师到尹老太用油毡和碎砖搭建的棚屋，为尹老太留影，跟她聊天。
阴暗狭小的屋子，因为老太常年尿失禁飘荡着不雅的气味，但在一个陈旧破败的小橱上，具有职业敏感的摄影师发现了一束塑料花，一只金发洋娃娃。那是老太捡垃圾时的收获，回家后清洗干净，将它们陈放在橱子上，给小屋增添了一点生气。洋娃娃、塑料花，一个在穷困中的独居老太，要有对生活怎样的热爱和雅兴，才会在一堆垃圾中把它们捡回来放在家中呢？摄影师久久凝视着它们。摄影师让老太说说过去的事。好啊。老太又说了，她结婚后，母亲一人住在拱宸桥。有一天母亲突发急病，倒下去时曾想着用手去抓毛巾架，但没抓到，只在门板上留下了几个抓痕。等尹老太坐51路电车赶到拱宸桥，母亲已经离世。
你们还想听什么？
摄影师与蔡面面相觑，终于也无功而返。
福海里那段经历，带给老太的是永远的痛么？是难以结痂的伤口么？从她闪烁其词的片言只语中，那意思似乎也不尽然。但蔡老师已经无力追问了，不仅感到了疲惫，更感到了某种残忍。
留在蔡老师记忆里的，是老太破败小橱上清洗干净的塑料花、洋娃娃，那里显示着挥之不去的家的气息以及青楼女子渴望的一缕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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