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将功成万骨枯”这句话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一个新政权的建立往往都会经历很长的动荡时期。魏武帝曹操作为一代枭雄，无论身前与身后都是个充满争议的人物。他求贤若渴，并三下求贤令，为免绝天下英雄之望能容忍刘备等人的反叛。可他又为了自己的政权杀了不少声名显赫的名士。正是这些杀戮，使得人们议论纷纷。为什么不能容忍手无寸铁的名士？为什么能不顾这些名士的贤才？综观史实，可以发现，这些名士之被杀，或因为名士自身原因而咎由自取，或因为特殊的政治环境而不得不死，或因为曹操雄猜个性而作了糊里糊涂的牺牲品。各种原因，不一而足，也颇耐人寻味，下面可就此作些分析。
名士文化的牺牲品——孔融之死孔融与弥衡都是当时名士，两人惺惺相惜，互相赞许对方，所谓“仲尼不死”，“颜回复生”云云。而这两位当时人们眼中颇有东汉党人精神的“名士”，实际上志大才疏、华而不实。很容易被讲究实用的执政者抓住把柄。故曹操以为孔融“乱俗”，是一个“浮华交会之徒”
而孔融自己又倚仗自己的声望才名，多次“戏侮”曹操，弥衡更是狂妄至极。当曹操南征刘表时，就再也不能容忍孔融这个维护汉室，不满其专权、不附其势的人继续留在朝中了。要知道，曹操虽然颇有些原始儒学精神，但对此等凭恃高名却华而不实之徒实是非常厌恶。更何况，孔融从来没有把自己看作是曹魏的臣子，甚至在众人面前让曹操很丢颜面。这样的人，其被杀其实是早晚的事。
政治统治的需要——荀彧之死荀彧之死因颇为复杂，不但史料记载互有抵悟，后人对他的评价也颇有争议。实际上，曹操自己在对待荀彧的态度上也有些矛盾。从曹操一生的行为来看，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他不会因为一点点个人恩怨而致大局于不顾。之所以要杀，起因于不得不然的政治背景。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下杨修之死，表面上似是由于曹操的多忌，实际主要是他卷入了太子之争，是曹植的羽翼。曹操是在自己死之前为曹丕扫除即位的障碍，这是为了维持曹家天下的需要，以免出现袁氏兄弟的局面。杨修自己也看清形势，但又“不敢自绝”，故以为自己必然不免。所以杨修之死又是另一种政治统治的需要。
猜疑个性的牺牲品：崔琰陈寿《三国志》以魏为正统，为尊者讳，对曹操的评价是很高的，说他“不念旧恶”，但同时又不得不面对史实。而崔琰为人性格刚直，曹操用人之际，尚有一时大度。但崔琰的刚直性格经常激怒曹操，所以非死不可。曹操敬惮他的刚直、威重，最后又疑心他讥刺自己进位魏王这件事，虽然一直隐忍不发。但这只是曹操大势尚未成时的一时隐忍而已，一旦羽翼丰满，一定会旧帐新帐一起算。
崔琰跟随曹操多年，却没有料到曹操疑忌如此之深，至于下狱后的态度问题，如果不是曹操的性忌、狐疑，其实是无关痛痒的，却以“若有”的罪名付之刀锯。
许攸之死——轻狂者的咎由自取导致名士之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些名士自身原因也是无法回避的事实。要知道一个志大才高的人很容易受到君主的猜忌的。而许攸虽然确是个名士，但此人未免有些轻狂，他“恃旧不虔”，居功自傲，似乎根本不懂得政治的残酷性。
另外，政治家一般以为有功劳是应该的，是忠诚尽职的表现。他们更希望下属谦虚谨慎，不矜己功。一旦居功自傲，就会遭到厌恶。君主的赏赐是有限的，你一居功自傲，他就不知该拿什么赏赐你的功劳。许攸的那种骄傲程度，他期望得到什么赏赐呢？恐怕再大的赏赐也不能让他闭嘴。因此，许攸之死只能是轻狂者的咎由自取。
古代方士的悲剧命运——华佗之死在后人眼中，华佗是一代名医，但在当时的曹操看来，不过是方士而已。范晔在《后汉书》也将华佗与左慈同列于“方术列传”中。而且，医之职业在当时也是身份颇低的，连华佗自己也这样认为。至于左慈，更是一个典型的方士。《后汉书》本传载曹操欲杀之，而他竟然有离奇的变形之事。在曹操的眼中，方士们是可恶的，他曾把大批方士聚于魏城中，不是喜欢他们的方术，据其子曹植说，其目的是为了不让他们兴风作浪或招摇撞骗。所以，无论是实有医术的华佗，还是装神弄鬼的左慈，只要是方士，他高兴的时候可以拿他们解解闷，视之为倡优而已，一旦冒犯其威或不高兴的时候，他便可以轻而易举地杀之。这就是方士的命运。更何况，华佗等人在他看来根本就不是什么“名士”，其实本不可与上述名士之死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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