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的最后一天，我决定去上海博物馆，看一场董其昌大展。
这是上海乃至中国大陆举办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董其昌艺术展。
对董其昌并没有太多了解，之前零零星星的阅读，也只是知道他是中国山水画的集大成者，中国艺术史上，关于山水画南北宗的说法，自董其昌始。
上博去过至少三次，10月份还刚刚去看了和芝加哥艺术学院共同举办的“走向现代主义：美国艺术八十载”，爱德华霍普鼎鼎有名的《夜鹰》在展厅里挂了足足三个多月，不必漂洋过海特意前往芝加哥，省了多少霍普迷们的机票钱。
格外关注博物馆不过是最近几年的事，上博的特展总是颇为对胃口，窃以为，一位优秀策展人的眼界和能力，往往是衡量一家博物馆质量高低的标准之一。
这次展出的154件藏品，来自国内数家博物馆以及东京、纽约、克利夫兰等多座国外博物馆，其规模被认为超越了1992年由中国艺术鉴定专家，美国克利夫兰博物馆馆长助理何惠鉴主持的“董其昌世纪展”。
可以说，上博的这个大动作，虽然称不上前无古人，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后人应该也很难超越了。
展厅入门，简介过后，便是赵佶《竹禽图》，来自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特别要说明的是，这次的董其昌展除了关于董其昌本人的画作、书法之外，还有一些藏身世界各大名馆，轻易难得一见的佳作，《竹禽图》便是其中之一。
另外还有浙江博物馆《富春山居图》前段、郭熙《树色平远图》、王蒙《青卞隐居图》……，以及苏轼、王羲之、怀素等人的书法，目录附在下面，这些作品，张张件件放到今天，都是多少艺术爱好者的膜拜之作。
而关于董其昌的作品，则是从传世所见的最早画作（35岁《山居图扇》到82岁绝笔《细琐宋法山水图》卷），时间横跨48年。而让我至今印象深刻的有一画一字。美国克利夫兰美术馆所藏《青弁图》以及上海博物馆馆藏《行书天马赋卷》。关于这次展览的文字太多，我作为门外汉自然不能与专家学者相比，只能粗陋说点自己的观感，仅此而已。
先说字。
我对书法并无研究，连业余爱好者大概都算不上，上博的这次特展，算是我看书法贴原作最集中的一次。很多感受完全是来自第一观感，比如，我不喜欢苏轼的字，不太有筋骨。赵孟頫的楷书不错，但仔细看又觉得太过规矩，怀素的草书龙飞凤舞，看着相当过瘾。
走到《天马赋》前，不知为何，忍不住驻足良久。行书天马赋卷，是董其昌临摹米芾的作品，因为米芾的作品早已失传，我们已经无法就这幅字在两者之间做比较。但董其昌一生，至少临帖四次，可见他对原作之喜爱。
上博选的这副《天马赋》是大本，关于行书体，首推王羲之，这次的展览也有王羲之的两幅字，但说实话，行书写小了，我并没有觉得多好看，反倒是董其昌的大本行书，尤显刚劲有力，潇洒气度。由于空间有限，它只放出了卷尾。单就这少许的几个大字，便看出端倪。
事后看一些资料，有人这样评价：”这件大字是整个明代书法的一件革命性作品，此前明代没有成功、流畅、轻松的大字，只有文征明那种枯干苦涩的行笔方式，缺乏速度感，缺乏韵律，在董其昌之后，大字佳作如雨后春笋，明代书法面貌为之一变，董宗伯有开山之功。”
关于画。
董其昌《青弁图》一直收在克利夫兰美术馆，至于辗转流落的过程，查阅了一些资料始终没有看到。只是知道，这幅画每五年在克利夫兰展出一次，2018年，刚好轮到，所以，克利夫兰这才大方的将这幅画借给上博。
说到《青弁图》，就不得不说到王蒙的《青卞隐居图》，王蒙是赵孟頫的外孙，被列入元代山水画四家，是和黄公望、倪瓒齐名的人物。董其昌尤其推崇《青卞隐居图》，据说还曾经收藏过这幅画，1617年，他行至浙江湖州的卞山，大概觉得王蒙笔下的这座山和实际看来仍有一些不同，因此挥笔画下《青弁图》。
两幅画风格确有差异，王蒙的《青卞隐居图》就收藏在上海博物馆，在此次特展的下半场展出，我们去的时候是上半场，遗憾无法现场比较着看原作，如果你现在去，还来得及。
董其昌复古，因为他常常将古人的作品拿来重新创作，书法也好，绘画也好，却又总在重新创作之中找到自己的风格，为后世开路。
他一生也算坎坷不断，出身寒门，凭后天努力做到朝廷大官，退休之后鱼肉乡里，被村民放火烧家，狼狈不堪，77岁返京充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掌詹事府、80岁加封太子太保，晚年终究享尽功名荣华。
能以自己的作品照耀后世，也算不枉此生。
距离上博董其昌大展结束还不到30天，华彩之后，总有人会暗暗神伤吧，下一次，这些散落在各个国家、各个地域的文字、画作的重聚，不知又会是什么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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