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的最后一天,我决定去上海博物馆,看一场董其昌大展。
这是上海乃至中国大陆举办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董其昌艺术展。
对董其昌并没有太多了解,之前零零星星的阅读,也只是知道他是中国山水画的集大成者,中国艺术史上,关于山水画南北宗的说法,自董其昌始。
上博去过至少三次,10月份还刚刚去看了和芝加哥艺术学院共同举办的“走向现代主义:美国艺术八十载”,爱德华霍普鼎鼎有名的《夜鹰》在展厅里挂了足足三个多月,不必漂洋过海特意前往芝加哥,省了多少霍普迷们的机票钱。
格外关注博物馆不过是最近几年的事,上博的特展总是颇为对胃口,窃以为,一位优秀策展人的眼界和能力,往往是衡量一家博物馆质量高低的标准之一。
这次展出的154件藏品,来自国内数家博物馆以及东京、纽约、克利夫兰等多座国外博物馆,其规模被认为超越了1992年由中国艺术鉴定专家,美国克利夫兰博物馆馆长助理何惠鉴主持的“董其昌世纪展”。
可以说,上博的这个大动作,虽然称不上前无古人,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后人应该也很难超越了。
展厅入门,简介过后,便是赵佶《竹禽图》,来自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特别要说明的是,这次的董其昌展除了关于董其昌本人的画作、书法之外,还有一些藏身世界各大名馆,轻易难得一见的佳作,《竹禽图》便是其中之一。
另外还有浙江博物馆《富春山居图》前段、郭熙《树色平远图》、王蒙《青卞隐居图》……,以及苏轼、王羲之、怀素等人的书法,目录附在下面,这些作品,张张件件放到今天,都是多少艺术爱好者的膜拜之作。
而关于董其昌的作品,则是从传世所见的最早画作(35岁《山居图扇》到82岁绝笔《细琐宋法山水图》卷),时间横跨48年。而让我至今印象深刻的有一画一字。美国克利夫兰美术馆所藏《青弁图》以及上海博物馆馆藏《行书天马赋卷》。关于这次展览的文字太多,我作为门外汉自然不能与专家学者相比,只能粗陋说点自己的观感,仅此而已。
先说字。
我对书法并无研究,连业余爱好者大概都算不上,上博的这次特展,算是我看书法贴原作最集中的一次。很多感受完全是来自第一观感,比如,我不喜欢苏轼的字,不太有筋骨。赵孟頫的楷书不错,但仔细看又觉得太过规矩,怀素的草书龙飞凤舞,看着相当过瘾。
走到《天马赋》前,不知为何,忍不住驻足良久。行书天马赋卷,是董其昌临摹米芾的作品,因为米芾的作品早已失传,我们已经无法就这幅字在两者之间做比较。但董其昌一生,至少临帖四次,可见他对原作之喜爱。
上博选的这副《天马赋》是大本,关于行书体,首推王羲之,这次的展览也有王羲之的两幅字,但说实话,行书写小了,我并没有觉得多好看,反倒是董其昌的大本行书,尤显刚劲有力,潇洒气度。由于空间有限,它只放出了卷尾。单就这少许的几个大字,便看出端倪。
事后看一些资料,有人这样评价:”这件大字是整个明代书法的一件革命性作品,此前明代没有成功、流畅、轻松的大字,只有文征明那种枯干苦涩的行笔方式,缺乏速度感,缺乏韵律,在董其昌之后,大字佳作如雨后春笋,明代书法面貌为之一变,董宗伯有开山之功。”
关于画。
董其昌《青弁图》一直收在克利夫兰美术馆,至于辗转流落的过程,查阅了一些资料始终没有看到。只是知道,这幅画每五年在克利夫兰展出一次,2018年,刚好轮到,所以,克利夫兰这才大方的将这幅画借给上博。
说到《青弁图》,就不得不说到王蒙的《青卞隐居图》,王蒙是赵孟頫的外孙,被列入元代山水画四家,是和黄公望、倪瓒齐名的人物。董其昌尤其推崇《青卞隐居图》,据说还曾经收藏过这幅画,1617年,他行至浙江湖州的卞山,大概觉得王蒙笔下的这座山和实际看来仍有一些不同,因此挥笔画下《青弁图》。
两幅画风格确有差异,王蒙的《青卞隐居图》就收藏在上海博物馆,在此次特展的下半场展出,我们去的时候是上半场,遗憾无法现场比较着看原作,如果你现在去,还来得及。
董其昌复古,因为他常常将古人的作品拿来重新创作,书法也好,绘画也好,却又总在重新创作之中找到自己的风格,为后世开路。
他一生也算坎坷不断,出身寒门,凭后天努力做到朝廷大官,退休之后鱼肉乡里,被村民放火烧家,狼狈不堪,77岁返京充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掌詹事府、80岁加封太子太保,晚年终究享尽功名荣华。
能以自己的作品照耀后世,也算不枉此生。
距离上博董其昌大展结束还不到30天,华彩之后,总有人会暗暗神伤吧,下一次,这些散落在各个国家、各个地域的文字、画作的重聚,不知又会是什么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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