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不是灌输而是点燃，一万次的灌输，不如一次真正的唤醒。——苏格拉底
【点亮·专访】栏目致力于挖掘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科学研究背后的故事，探访他们求学治学生涯的心路历程，以此点亮和陪伴更多尚处在漫漫求索中的、年轻而孤独的灵魂。
天津师范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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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嘉宾：孙柏瑛，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党委书记、博士生导师。
本期记者：陈志超，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天津师范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助理。
本期嘉宾
一、孙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治理评论公众号的专访！访谈从您的求学与治学经历开始，您本硕与博士分别在中国人民大学与北京大学学习，请问您走上学术研究道路的初衷是什么呢？
与学术研究结缘，并非我先见、刻意的选择。事实上，走上治学之路，一方面，是个人成长中观察现实变化，知识及其思维逐步养成，感受知识探索奥秘的乐趣，挑战自我认知局限的过程；另一方面，大学求学恰逢激情澎湃初始的改革开放年代，中国公共行政应运恢复和重建，纷至沓来的关于中国政府改革的重大理论与实践议题、委托项目，对于公共管理如何实现现代化转型过程等“大问题”，研究需求的增长与知识资源的稀缺、研究本领的恐慌之间形成了强烈反差，以勤补缺，如饥似渴的经典阅读，不敢懈怠的知识引荐，自发主动的学科建设，成为我与我辈学者的一种志业和一份喜悦，因为，我们作为“局中人”，参与并见证了公共管理的学科大厦逐步建起、优化和完善。
1985年开始读研的时候，对于做学术研究的真谛并没有透彻的体验和理解，之后选择加入公共行政学科也是机缘巧合。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为适应“四个现代化”的国家转型发展目标，需要塑造一个高效、科学、廉洁的政府，为改革开放政策保驾护航。中国人民大学作为国内重建公共行政学科的第一批先行单位，于1986年9月率先成立了高端公共行政研究与公务员培训机构——行政学所，并受委托筹备建设国家行政学院，负责培训教育教学体系建构。公共行政学科恢复和重建需要一批青年学者投身其中，去引荐并通过知识、方法的学习、消化、传播，重构公共行政学科的知识与话语体系，延揽大法学、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年轻人才成为要务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加入公共行政乃是我国政府追求变革和善治时代的选择。三个方面的驱动塑造了我的学术初衷：
一是导师黄达强教授的引领和老一代学者对公共行政研究燃情投入的感召。我导师黄达强教授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公共行政学科恢复和重建的重要领军人物之一，是带领团队开创教育培养体系、科学研究体系、学术传播体系、国际交流体系以及筹建国家行政学院的关键人物，是中国人民大学德高望重的“大先生”。作为他的硕士研究生，在先生指导下，深度参与了他主持的国家重大课题与委托项目。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也是政府治理方式的深刻变革，围绕着真理问题的讨论，党和国家迫切需要对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重大实践问题给予理论关照和理念探索，寻求政府改革的实践路径。我有幸参与了先生带领的“社会主义民主研究”和“国家公务员制度比较研究”两个重大课题，在其中担任比较重要的角色，系统收集、考证、撰写相关重大的理论文献，并进行分析评论。先生在培养过程中的深邃洞察力、理论修为、娓娓道来的儒雅和对学生的启迪、包容，深深烙印在学生的脑海里，也让我逐步发现了自己教学、科研的一些潜质。研究过程阅读学习了夏书章、赵宝煦、李景鹏等老一辈重量级学者著述的经典教材和专著，与他们的思想结实，并在后来的学术交流中，与大师会面，聆听他们的思想，感受他们的风采。在参与编写经典教材《行政学》中，受到许文惠教授指导，与刘怡昌、徐理明等学界前辈面对面讨论、交流。在与老一辈政治学、公共行政学者的交往、互动中，不仅为他们认识问题的视野和方法所折服，更钦佩于他们在分析中国公共问题和寻求治理变革路径过程中所体现的热爱吾国吾民的情怀和实事求是、寻求真知的公共精神，这让我期望能够成为像他们那样的人。
二是对公共行政研究本质及其精神的逐步感知和体认。在逐步深入的政府管理观察与研究中，开始不断强化自身对公共行政学科教学与学术研究的使命与责任。人类为达成共同体生活中的公共问题以及围绕问题形成的相关主体的集体行动逻辑始终是激发公共行政研究者关注、思考的撬动支点，人类社会发展的差异性、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为公共行政学科依循变化不断追寻公共问题的可能解决方案，学科要求研究者要以公共精神和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去获得事实依据、明确价值理念、寻找适配方法、求证论证机制、获取新的认知。这个揭示公共管理观念、制度、规则和行为密钥的思维训练过程，引发了对回答中国公共治理问题，应答改革中的重大理论与实践议题，培养一代贡献于国家发展的公共管理人才的极大兴趣，成为我理性选择公共行政研究职业的动力。
三是重建学科过程的工作任务与研究团队的信任，让我逐步明确了自己的研究方向。中国人民大学行政学所是学科恢复、重建中最初研究国家行政体制改革的学术研究与培训机构，与一些兄弟院校同仁一道，建立教材体系，引荐国外公共行政经典理论，探求理论脉络，思考在中国场景下的应用与修正。在新组建的学科团队中，新理论的学习、同伴的交流、自由的对话、思想的碰撞、对改革开放后新问题的思考、探讨，让学术研究入门的一切变得新奇而充满热情。那时候没有任何绩效激励手段，没有教学课时量、文章发表、刊物等级、项目基金、评奖获奖的复合考核要求，可那时的阅读、研究充满了对新知的渴望、自主性的思考、探索问题的冲动和学术发声的意愿，推动了学术成果发表的自觉，除参与黄达强教授、许文惠教授主编的等一系列著作和教材撰写外，也发表了几篇学术性的理论论文，如《公共行政的新思维》、《公共行政的职业主义》、《公共性：政府财政活动的价值基础》等。鉴于初任时期按照团队分工，我主要负责国家公务员制度的研究，这也成为我之后的一个主要教学、研究方向，即公共部门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与祁凡骅教授合著的教材作为国家“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教材，获得了多个荣誉称号。与此同时，围绕着教书育人，倾心于学科的人才培养，被评为中国人民大学十大教学标兵，获得了教育部、北京市的多个教学成果奖项。
二、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经历了波澜壮阔的快速城市化进程，基层治理是城市治理的“一线”、是百姓利益密切相关的“属地”，近些年您一直在坚持做地方及城市基层治理领域的学术研究，请问是怎样的机遇与动力促使您走入并坚持这一领域的研究？
近10年来将更多的研究关注点转向我国超大城市基层治理，直接的原因是因为2011年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我国基层政府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研究”资助，随着一系列子课题的设置，我及我带领的研究团队也将注意力放在与城市基层治理相关研究议题上。与之前公共行政基础理论、流派学说等相对抽象的理论话题研究相较，基层社会治理的主题更具有场域性和实在感，更能切身感受到中国城市社会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变迁中所经历的冲击和转型诉求，让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均衡引发的社会治理问题浮出水面，为研究者留下了极大的回应与探索空间。带着诸多的研究困惑，脚踏实地，走进到基层形态各异的空间，与不同的人群打交道，倾听他们说话，观察他们行动，关注一个街道的注意力，发掘一个社区的细微变化，以“小切口”，思考国家基层治理的“大问题”，在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变迁的大背景下，探讨、发现我国城市社会基层治理的走向、机制及其特征。
城市空间发生的快速而多重变化首先拷问了大城市的管理模式是否能够适应并能够承载变迁？晚近30年来处于加速的城市化进程让城市空间、人口、土地等要素及其分配发生了巨大变化，随之而来的城市的职业形态、社会结构、阶层构成、组织形式、运行功能相应发生改变，计划时代的总体性社会以及作为基层的单位载体作用开始消减。群体构成的变化、利益分配格局的重塑、价值观认同的多元、新型社会组织的崛起，在方方面面改变了城市既有的生产、生活形态。城市治理“一线”基础——基层治理在社会转型的时代与场景下发现影响基层社会变迁的关键变量及其机制，实事求是解读基层社会现代转型的特质，回答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发生了什么？”“何以如此？”“谁影响的以及怎么影响的变化发生？”“如何构建具有适应性能力的基层治理变革？”“诸多基层治理变革及其规则未来可能的结果是什么？”等问题，这成为我对城市基层治理研究所关注的重要议题。
城市基层治理值得研究的问题非常多，其实它们就产生于街头巷尾、家长里短的“烟火气”之中，与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质量密切相关。将基层治理的常人问题转化为学理问题，透过学术对话和理论思考来解释城市社会出现的现象。很长时间以来对城市基层治理最为关怀的问题是在利益不断分化、价值观多元、权利意识增长、诉求存在纷争的背景下，为达成公共或共同利益，基层如何形成有序而有效的集体行动，从行动者网络的互动关系和集体行动逻辑中发现维系共同体生活的机制，探讨社区公共事务共建、共治与合作治理的机制和路径，解释利益或机制冲突的内涵与机理，寻找化解、解决冲突的方式方法。
三、作为卷入城市治理变迁与转型的体验者，记录、描述、刻画城市变化的研究者，如何提出一个兼具增量理论知识与敲击现实意义的好问题？
城市基层治理的研究是很琐细的，从微观和现象入手，但需要基于理论关照并对话展开来建构理论研究问题，对我而言，主要源于两方面的想法：一是持续不断地理论学习和反思。好的研究问题既要保证对现实的实践有深入的了解和感知，同时并行不悖的是持续地对理论的学习、积累和反思，行动在知与行之间。首先要做到知。在研究之路一定要两条腿走路，要用积淀的理论储备统合实践中碎片化问题。人的大脑如同仓库，当面对某个治理实践案例时，要能找到与之相匹配的理论概念和对话方式。
二是要擅于继承与“扬弃”前人的理论思想。当我们在研究中选择并应用理论时，我们首先要认真研读一个相关理论的内涵，明确理论阐释的内容及其产生的系络（Context），这样，才能辨明概念和理论的意义以及适用的条件。当我们急于建构新的理论时，并不意味着全部超越甚至推翻先前学者的理论。例如，面对目前正在试点的，旨在解决物管冲突的社区信托制治理案例时，我们便可以从社会动员、行动学习、政策扩散等多视角的理论进行分析和探讨。当我们应用行动研究（Action Research）理论来解读中国城市社区的信托制时，该理论的应用场景以及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模式就发生了变化，执政党在基层社会的党建引领的作用、功能及其组织的嵌入就要作为最为重要的分析要素进入到城市基层治理行动的研究过程。
总之，对我而言，参与到学术生活的感受是：学问无止境，亦无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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