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与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文艺界友人茶叙，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彼此都早已互有所闻，所以也就一见如故，倾盖而谈。谈到圈中一些知名人士的“无足观”处，心中有些这样那样的感触，在所难免。
中国文化界有一句流传甚广的话：“一为文人，便不足观”。这句话原本出自南宋哲宗朝代的宰相刘挚，他曾告诫子孙必须“先行实，后文艺”，并说“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在他的《日知录·卷十九》 里引用过这句话，并言明出处，只因顾炎武的名气太大，后人不察，误以为是他自己说的。
林语堂说：“做文可，做人亦可，做文人不可。”为什么这样说呢？据说，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曾经告诫钟书，要他务必走儒林之路，要有学者扎扎实实严谨治学的精神；切切不可走文苑之路，因为那儿多的是文人，“无语不妄，信口雌黄”…… 。
有一次，学养深厚、博览群书的学者杨廷福教授因参与《大唐西域记》的校注工作，特地前往拜会钱钟书，钱对他说：“我跟你不一样，你是文人，我是学者。”看来，钱钟书这位处事严谨的大学者，这回未经查明实况便擅作臆断，应该说是百密一疏吧。
前人会对文人持有偏颇之见，我想除了上面提及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很多文人都那么疏狂傲骨，像李白和陶渊明不肯折腰事权贵，像郑板桥辞官弃爵、卖画为生，等等，这些人大抵只能像“寻章摘句老雕虫”的李贺，结局不外是“文章何处哭秋风”，穷途末路，千般无奈，这恐怕是人们最为忌讳的了。
硬要说“文人无行”，那无非是一根竹竿打翻一船人。过去已经有许多人举出不少堂堂正正，甚至是轰轰烈烈的文人事迹来矫正视听。比如瞿秋白，他虽然当上了中共中央的领导，但却一直不以为自己是什么革命家，更多的是表现出文人的性情与气质，所以常怀“廖化作先锋”的心态，勉为其难，最后是从容唯一死、惊天动地的走上刑场，这有多少学者比得上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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