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考杜牧的《樊川文集》,明确提到楚霸王项羽的地方共有两处。一处是在《阿房宫赋》中。该文作于唐敬宗宝历元年(825年),杜牧时年25岁。他在《上知己文章启》中说:“宝历大起宫室,广声色,故作《阿房宫赋》。”言明了该文的创作目的。唐敬宗李湛十六岁继位,善于击球,喜手搏,往往深夜捕狐,与宦官嬉戏终日,贪好声色,大兴土木,游宴无度,不视朝政,求访异人,希望获得不死之灵药,曾有在长安洛阳兴修宫殿的庞大计划。后因平卢、成德节度使借口“以兵匠助修东都”,想趁机夺取洛阳,才作罢。杜牧预感到唐王朝的危险局势与黑暗现实的必然结果,写下了这篇传诵千古的名赋。表面上写秦因修建阿房宫,挥霍无度,贪色奢侈,劳民伤财,终至亡国,实则借秦之古事讽唐之今事,规劝唐朝当政者,要以古为鉴,不能哀而不鉴,最终落得“后人复哀后人也”的结局。但杜牧的忠告,并没有使统治者改弦更张,悬岸勒马,半个世纪后,黄巢起义使唐王朝与秦朝一样归于毁灭。
值得注意的是,这篇不满700字的名赋,前面绝大部分篇幅都是在描写秦之强和阿房宫之富丽堂皇;最后的70余字议论,总结教训,敲响警钟,点名主旨;中间的叙述部分,只有短短的30余字,“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独夫之心,日益骄固。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这30余字,急转直下,使行文走势发生了突变,是文章的关捩处。这里的“楚人”,准确的解释就是指楚霸王项羽,据《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结合整篇文章看,这里对“楚人”的描写,并不是作者所要大发感慨的对象,结尾“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才是全文的主旨和结穴处。但此处的“楚人”,从文理上论,又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一个强有力的反面烘托。作者这里悬置了对他的“一炬”的道德评判,凸显的却是他对强秦的打击,用“武器的批判”,代表着另一种正义的力量,是一种历史的审判。
第二处,就是他的《题乌江渡》诗,这是一首专门咏写项羽的七言绝句:“胜败兵家未可期,包羞忍辱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唐文宗开成四年(839年)年,杜牧结束在南方十余年的漂泊生涯,由宣州赴京任左补缺、史馆修撰之职。途中经过乌江亭,写了这首激发无数后人议论的咏史诗,甚至有“二十八字史论”之誉。楚汉之事以来,对楚汉战争的结局,对刘邦、项羽这两个历史人物,文人骚客议论甚多,而此处杜牧对项羽兵败身亡的历史事实,进行了别出心裁的评判和剖析,认为胜败乃兵家之常事,项羽假如能够忍辱负重,退回江东,重整旗鼓,率领才俊的江东子弟,卷土重来,说不定可以改写那场战争的最后结果。一方面,该诗正如杜牧大多数咏史诗那样,习惯于以开阔的浪漫主义诗人的视野审视历史、看待现实问题和个人遭遇,立论精辟,风格俊爽,意气风发,振聋发馈,启人深思。更重要的是,这里诗人有意对历史进行大胆的假设,重在表达自己对所咏对象的无穷惋惜之意,亦有与项羽惺惺相惜之情,暗含他以英雄自许的情结和抱负。
合起来看,作为晚唐具有“小杜”之称的杜牧,对历史人物项羽的描写并不等同于其他一般历史人物,其中有着他对西楚霸王独特的理解、认识以及深厚的感情投注,因而才有异于常人的视角和论断。《周易·乾卦》云:“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杜牧之所以对项羽有着如此高的期许,甚至是作为异代知音而引为同调,完全可以在二人相似的出身、志向、性情以及大致相同的社会背景等方面,找到合乎情理的答案。
二
1、相似的出身和成长环境
关于项羽的家世,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记载:“其季父项梁,梁父即项燕。为秦将王剪所戮者也。项氏世世为楚将,封于项,故姓项氏。”又说:“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项)羽岂其苗裔邪?”据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博物馆李馆长根据《项氏族谱》的考证:“项羽的父亲应是项燕的长子项超”,项氏先祖应是弃(后稷)。项羽是弃的第二十九世孙,而不是如司马迁所推测的那样是舜之苗裔。并详列了项氏家族的繁衍世系图:弃(后稷)———石窑———鞠———公刘———庆节———皇仆———差弗———毁×———公非———高圉———亚圉———公叔祖———古公亶父(太王)——季历(王季·公季)———文王———公旦——————××———叔度。认为项羽的祖父项燕乃叔度的第八代孙。可见无论正史记载,还是民间流传,项羽出身于一个显赫的世家,是没有疑义的。
汉语“世家”一词,首见于《孟子·滕文公》:“(陈)仲子,齐之世家也。兄载,盖椽万锺。以兄之禄,为不义之禄,而不食也。”汉代赵岐注云:“孟子言仲子齐之世卿大夫之家,兄名戴,为齐卿,食采于盖,禄万锺。”从孟子的原话和赵岐注可以看出,世家是指那些世卿世禄的家族。但这个概念,在司马迁撰写《史记》时,已完全赋予了它新的内涵,《史记》中的三十世家,从未收录过任何一个卿大夫一级的官员,足见司马迁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宽广的视野和严谨务实的学术品格。事实上,在中国古代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社会,强宗豪右、世家大族以他们在家族教育、文化传承、人才培养等方面的优势,深远而绵长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生活。正如梁启超所论:“吾中国社会之组织,以家族为单位,不以个人为单位,所谓家齐而后国治是也。”(《饮冰室合集》第五册《新大陆游记》)这种规律性的文化现象,通过上述项羽和杜牧的世家文化环境清晰可见,特别是对政治和军事方面的两种价值取向,是这两个千年之隔的家族共同的追求和向往。
2、共同的乱世的社会环境
秦始皇统治时期,大规模地兴建宫殿和陵墓,又筑长城、修驰道,对匈奴和南越大肆用兵,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极大地加重了人民的徭役和税赋负担。秦的赋税非常繁重,田租要征“收太半之赋”;人口税也很重,“头会箕敛”。致使“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徭役增加更多,达到古代 30 倍,远远超过了农民所能承受程度。同时,还制订严刑酷法,使人民动辄触犯刑律。史载“赭衣塞路”,“囹圄成市”,矛盾迅速激化。秦二世继位后,更是变本加厉,赋敛益重,戍徭无已,用法也更为苛深,致使天下困疲不堪,人民陷于深重的苦难之中。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领导戍卒在大泽乡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发起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国号“大楚”,口号“伐无道,诛暴秦”。接着,六国旧贵族纷纷杀长吏,相继割地称王。刘邦于芒、砀一带的山区举义。秦二世元年九月,项梁和项羽杀死会稽郡太守,号召楚国遗民起兵反秦。
再看杜牧生活时代的社会环境。唐帝国从唐敬宗和唐文宗开始,出现明显的衰败分裂之势。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于斯之时,阍寺专权,胁君于内,弗能远也;藩镇阻兵,陵慢于外,弗能治也;士卒杀逐主帅,拒命自立,弗能诘也;军旅岁兴,赋敛日急,骨肉纵横于原野,杼轴空竭于里闾。”指出了唐朝当时社会矛盾交困于内外的残酷现实:王室衰萎,宦官专权,藩镇割据,骄兵难治,战乱屡起,党争剧烈,政出多门,赋税沉重,民生艰难,物财空竭。唐王朝陷入了无法挽救的危机之中:中央政权与割据一方的藩镇政权形成对抗的局势,不断发生战争;藩镇与藩镇之间也时常发生互相兼并、互相侵夺的军阀混战;唐朝政府与西北、西南各民族政权也不时发生战争。杜牧历经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八帝,其间,除唐宪宗时曾一度平藩,勉强维持一统局面,有过中兴气象外,其余皇帝一个比一个腐败无能。如穆宗只知道寻欢作乐,而置邦国兴衰于不顾,过了两年风流天子生活,便瘫卧龙床,为求长生而服食金丹,以致中毒身亡。唐敬宗热衷游宴、击球,亲信群小,乐而忘忧,居位3年,便在一个游畋的夜晚,被宦官刘克明、击球将军苏佐明等人暗杀。一切迹象表明,曾经不可一世的唐帝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大厦将倾,历史再次出现了一个乱世争雄的局面。杜牧的好友许浑形象地将这一时期的形势特征概括为“山雨欲来风满楼”(《咸阳城东楼》)。
面对这样的社会剧变,懦者退缩,俗者混世,而只有勇者才会在担当中进取,他们试图通过自己对历史和时局的审视,找到一条济世道路。项羽和杜牧均属于后者,这是他们的伟大之处,也是他们的共同之处。虽然他们所成就的事业各异,用世的形式不一,但二人的精神和人格,在某种意义上是相通的。
3、同样不凡的志向和抱负
《史记·项羽本纪》一开始就写到:“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於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项梁杀人,与籍避仇於吴中。吴中贤士大夫皆出项梁下。每吴中有大繇役及丧,项梁常为主办,阴以兵法部勒宾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长八尺馀,力能扛鼎,才气过人,虽吴中子弟皆已惮籍矣。”生动记载了项羽非凡的志向和抱负。
当然,每一个杰出的历史人物身上,可能都共有着一些优秀的品质,比如:热切关注社会现实,有着强烈的救民于水火的担当精神和兼济天下的高远志向等。但在项羽和杜牧身上,共同的对兵法和军事的重视,以及所表现出的杰出才华,并不是每一个杰出的历史人物都具备的。这种相投,也是颇为珍贵的。
4、共同的性格和气质
无可否认,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不二的性格和气质。但相对而言,不同的个体之间,性情和禀赋又常有相似之处。细论项羽和杜牧二人,在性格和气质方面,也有颇多相似之处。笔者鄙见,二者同属于那种豪放不羁,爱抱不平,极富叛逆性和担当精神,而又爱憎分明,率真冲动,极具情绪化和主观性的人格类型。
在《史记》的人物传记中,项羽是最辉煌生动的形象。司马迁以高超的史笔和丰富的细节,尽现了项羽独特的性格和气质。首先,项羽年少时,见秦始皇巡游时的不可一世,脱口而言:“彼可取而代也!”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拉开秦末农民起义的序幕后,他立即和叔父斩杀太守,帅八千子弟起兵于吴中。当起义陷于低潮,北上救赵的主帅宋义怀私心保存实力,中途滞留月余不前时,他怒杀主帅,急速引兵救赵。当各路救赵的义军,惧怕秦将章邯、王离,纷纷驻扎在巨鹿外围,对战势作壁上观时,项羽径帅楚军横渡漳河,破釜沉舟,一举全歼秦军主力,改变了整个战争的局势,也决定了秦朝覆亡的命运。而当刘邦先破咸阳,欲王关中时,项羽大怒曰:“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全然不顾怀王“先入定关中者王之”的约定。这一切都分明可见项羽豪放不羁,爱抱不平,极富叛逆性和担当精神的性格和气质。其次,项羽性格和气质中,又具有爱憎分明,率真冲动,极具情绪化和主观性的特点。《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於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鸿门宴会上,本怒誓“击破沛公军”的项羽,在刘邦示弱的几句话后,毫无心计的脱口而言:“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而且,毫不理睬范增谋杀计划的再三暗示。当楚汉战争数年未决,人苦军旅,天下疲困时,他又致意汉王刘邦说:“天下凶凶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在垓下之围的败亡前,他仍然要“今日固决死,愿为诸君快战,必三胜之,为诸君溃围,斩将,刈旗,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最后诀别虞姬,赠战马与乌江亭长,赠头颅与吕马童。甚至连他的屠襄城,屠咸阳,坑秦降卒,坑齐民,焚齐城,焚秦宫,杀秦降王子婴,杀义帝,都可以看出项羽爱憎分明、冲动激切、极具情绪化和主观性的过于“本色”的个性。有趣的是,杜牧《题乌江渡》诗批评了项羽最后的不理性,而他自己恰是一个激情浪漫的诗人,真可谓“痴情人说痴情人”!
再看杜牧,曾再三表述自己的性格称:“疏愚于情,不识机栝。”(《与人论谏书》)“不知趋向。”(《上刑部崔尚书状》)在《上池州李使君书》中,杜牧更是形象地陈述了自己爱憎分明、率真冲动、刚直激切的性情:“仆之所禀,阔略疏易,轻微而忽小。然其天与其心,知邪柔利己,偷苟谗谄,可以进取,知之而不能行之。非不能行之,抑复见恶之,不能忍一同坐与之交语。”在《上李中丞书》中,杜牧陈述了自己放任自达、不拘小节而又蔑视礼教束缚的生活态度:“某入仕十五年间,凡四年在京。其间,卧病乞假,复居其半。嗜酒好睡,其癖已痼。往往闭户便经旬日。吊庆参请,多亦废阙。至于俯仰进趋,随意所在,希时徇势,不能逐人。是以宦途之间,比之流辈,亦多困踬。自顾自念,守道不病;独处自省,亦不自悔。”因此,《新唐书·杜牧传》记载云:“(杜)牧刚直有奇节,不为龌龊小谨。敢论列大事,指陈利病尤切至。”《太平广记》卷273“杜牧”条也记载说:“(杜)牧少隽,性疏野放荡,虽为检刻,而不能自禁。”正是由于这种独特的性格和气质,杜牧敢于向专权结党的宰相李德裕抗言;敢于为因言时弊而被取消科举资格的名士刘蕡上书鸣冤;面对无法力挽狂澜的时局,杜牧甚至将一腔悲愤和幽怀,连同满腹经纶,交付于酒肆娼家,“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而被讥为“风情不节”。
5、相同的悲剧命运
项羽是一个神勇的英雄人物,力能扛鼎,气可拔山,叱咤风云,破釜沉舟,所向无敌,颠覆强秦,分封诸王。司马迁的《史记》特将项羽列入“本纪”,精心撰写,被梁启超誉为《史记》十大名篇之一。但从楚怀王熊心与诸将约“先入关破秦者王”,(《史记·高祖本纪》)而让刘邦西征,却让项羽随宋义北上渡河救赵,就注定了项羽终归是一个悲剧性英雄的事实。鲁迅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因此,《史记·项羽本纪》浓墨重彩地描绘了项羽垓下被围、四面楚歌、霸王别姬、东城快战和乌江自刎等生动场面。特别是霸王与虞姬生离死别的悲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是项羽留下来的唯一作品,也可以说是他自写的挽歌和墓志。
1、杜牧不仅仅是一个杰出的诗人,而且有着挥之不去的军事情结,具有军事家的素养和英雄人物的潜质。如果说他与项羽有区别的话,那仅仅是职业军人与非职业军人的不同而已。
2、诗人与军事家有着神秘的近缘关系。按常理,诗歌是一门艺术,而战争和军事则属于科学的范畴。一个追求浪漫和激情;一个以严密理性的判断为原则,必须摒弃主观因素和情感。二者的思维品质是极具差异的。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古今中外的许多军事天才,都具有浓郁的诗人气质,这一点,在项羽身上就体现得很充分,他的性情,他言谈,他的做事风格等,都像是一个浪漫的诗人。他自刎前的作歌,本身就是一首动人的诗篇。
3、项羽失败的关键,最终在于文化学养的缺失。项羽自刎前高呼“此天亡我,非战之罪也”!笔者认为他只说对了一半,在军事作战本身,他是无敌的,但最终决定事情成败的不仅仅是军事。可以说,从项羽最初拒绝学习文化开始,就注定了他的必然失败,《史记·项羽本纪》最后的“太史公曰”批评他“自矜攻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是很有见地的。这种事例也可从曾国藩能够打败太平天国的事件中,再次得到证明。最终使曾国藩战胜洪秀全的,不仅仅是湘军的骁勇,因素很多,但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主帅曾国藩深厚的学养和对传统文化的挚爱。因此,毛泽东早年独服膺于曾文正,并慷慨激昂地总结历史、评判英雄人物说:“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沁园春·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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